广州大刀山东晋墓发掘回顾与探讨

摘要：广州大刀山东晋墓是1931年发掘的一座券顶砖室墓，位于今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该墓出土有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的纪年铭文砖，对研究岭南地区六朝墓葬起到年代标杆的作用。通过回顾此次墓葬发掘工作，可重新认识墓葬特征以及墓葬价值。该墓出土的晋式銙带，对东亚同类器物的序列断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东晋时期晋式銙带的空间分布，反映了彼时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大陆政权与百济的联系。

关键词：广州；东晋；砖室墓；带具

广州大刀山东晋墓发掘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该墓出土了多种型式的墓砖、陶器和金属制品，根据纪年砖可知墓葬年代为东晋太宁二年（324年）。1932年，发掘报告由胡肇椿执笔，刊发在黄花考古学院编纂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上［1］。该墓的发掘无论是对中国考古学史，还是东亚晋式銙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墓发掘年代久远且相关资料未受到学界重视，难免造成认识上的不足。本文以发掘报告为基础，对广州大刀山东晋墓（以下简称“大刀山晋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进行再整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研究史

广州大刀山晋墓发掘于90余年前，对于该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的相关研究从195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1953年，江苏宜兴周墓墩第1号墓（即西晋周处墓）出土一套共17件的晋式銙带（编号107）。发掘报告认为，“它们与广州西郊大刀山东晋明帝太宁二年墓中出土的鎏金铜带饰的形式、花纹和出土位置完全相同，当为死者束腰的大带上的饰件”［2］。当时相关资料较少，报告并没有留意到这两例带具的形制和纹样等特征并不相同。因大刀山晋墓出土有纪年铭文砖，冈崎敬与梅原末治先后援引过该墓出土的晋式銙带［3］。

1970年，町田章对3—6世纪的东亚金属带具进行细致的类型分析，将大刀山晋墓例和奈良新山古坟例等归纳为“带金具Ⅰ”［4］。后孙机将该类带具称作“晋式带具”［5］。1972年，夏鼐在讨论宜兴周处墓出土带具的材质问题时，提及大刀山晋墓例，并依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对带具各个部件的名称进行比对［6］。当时学界对于晋式銙带的部件和系结方式的认识尚不清晰，夏鼐将带头和䤩尾分别当作䤩尾和带銙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后孙机对该见解予以纠正［7］。

1980年，千贺久将美术考古的视点用于晋式銙带的研究［8］。其根据带扣的纹样题材进行分类，A类是龙和凤凰相对视的构图，B类是单独的龙纹，认为大刀山晋墓銙带属于A类，该类的制作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段；而周处墓例代表的B类则为短时间内同一工房所生产的。1987年，武汉熊家岭东晋墓（87HXM14）出土一套鎏金铜晋式銙带，报告将该例材料和大刀山晋墓例进行比较，由此推断前者的年代同样为东晋前期［9］。

2002年，藤井康隆对东亚地区出土晋式銙带进行类型学探讨，大刀山晋墓例属于“纹样构成B”的第二阶段［10］。2004年，东潮对包括大刀山晋墓例在内的带具进行编年分析，认为带扣边框上的胜形纹存在由长至短的演变趋势［11］。同年，朴淳发比较分析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12］、大刀山晋墓、武汉熊家岭东晋墓和韩国首尔梦村土城出土的晋式銙带［13］。并根据大刀山晋墓的确切纪年，推测在320—330年间汉城期百济与东晋建立了外交关系［14］。2005年，韦正梳理了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六朝墓的发现与研究前史，提到大刀山晋墓的发掘属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金石学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并存的阶段”［15］。

2020年，金跳咏对东亚地区出土的晋式銙带进行类型学分析，将大刀山晋墓例置于“B系统”的第3阶段（320—340年），并根据大刀山晋墓的纪年铭文对该阶段的绝对年代进行推测［16］。2021年，唐博豪重新梳理了岭南地区六朝墓葬的发掘与研究简史，认为1928年商承祚调查广州员村晋墓［17］以及1931年胡肇椿发掘大刀山晋墓这两项考古活动属于广东六朝考古的肇始阶段［18］。

因大刀山晋墓出土了有明确纪年铭文的墓砖，先行研究在探讨晋式銙带的年代时多利用这一资料进行断代，但是对遗物的出土状况和墓葬本身的情况并不重视。也因年代久远，导致相关研究在触及这一资料时，碍于对原始资料进行查阅而人云亦云产生常识性的纰漏。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大刀山晋墓进行整理和再认识。

二、资料整理

下面对大刀山晋墓的发掘经过、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重新梳理。关于资料整理需先说明以下两点。首先，发掘结束后出土遗物暂存于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后来移交给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沦陷后遗物不知所踪［19］。其次，墓葬现今的位置、器物分布、实测图重绘、描述和分类等工作是依据考古报告整理而成，且将英制度量单位均换算成公制单位。

（一）发掘经过

大刀山晋墓位于今广州市荔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内。原分布于平缓的岗丘之上，南临流花湖，东靠越秀山，北面三元里，西为珠江支流。1931年陈济棠创建陆军总医院施工时被发现。

1931年12月1日，黄花考古学院成员曾传轺听闻医院施工时发现该墓葬，便告知同事谢英伯和胡肇椿前往调查，发现墓顶东部的一部分被打破，可望见墓室内的积水和淤泥，其余结构保存完好。被抛掷在一旁的墓砖一面布满网状纹样，一侧印有“太宁二年”铭文。时任广州市立博物院研究员的谢英伯随即决定进行发掘。12月2日清晨先测量墓葬位置，10点开始发掘工作。先在墓葬周围挖出一圈浅沟，以便于落脚清理。再把此前被打破的墓顶拆得大一些，汲出墓室内的积水。11点，砖室墓内的木棺和淤泥暴露出来，开始将墓顶完全拆除。当淤泥清除到墓室近一半的位置时，选择从东北角进行仔细清理。墓室内木棺外侧东部清理结束后，再清理棺内遗物。当日清理工作完全结束，3日将墓葬回填。

（二）墓葬形制

大刀山晋墓位于山坡上，东部因施工暴露出来，西部开口于地表下0.8米。该墓为平面形状呈长方形的单室砖墓，东西长4.47、南北宽1.13米。墓葬方向大致为东西向。

墓室由青砖砌筑而成，墓砖共有7种类型。墓底为青砖错缝平铺而成，墓室四壁的砌筑方式皆为平砖顺砌。南北两壁顺砌18层后在0.71米高处开始起券，用一侧厚一侧薄的楔形砖垒成券顶。券顶最中央的一排墓砖向外高出2.5厘米，作屋脊状，墓室通高1.28米（图一）。

墓室中部有平面呈长方形的木棺，遗物主要分布在棺外东侧和棺内。在墓室东北角距离北壁5厘米处发现1件陶洗，洗的西面有1件陶四系罐。在墓室东南角发现1件素面陶盘口壶，西边有1件倾斜的素面陶盂。再往西有1件和东北角形制相同的陶四系罐，其西北边有1件较小的陶四系罐。

棺盖大半已经腐朽，朽木片零星落在木棺内外，残存部分和木棺南壁契合在一起。木棺东、西两壁向外散落。木棺北壁腐朽严重，一部分向内倾斜压在棺底之上。木棺北壁下面有6.5厘米厚的黑色泥浆，尸骨腐朽无存。棺内东边有一堆一面涂着朱漆的黑褐色纺织品残片，往西有1件陶碗。棺内中部偏南侧有铜镜1件，在墓主腰部位置处发现鎏金铜带具的部件17件，偏北侧有带具部件2件和五铢钱6枚。棺内西部有1件铜弩机。墓室的东西两边有木棺东西两壁残片（图二）。

图二 墓葬平面图
1.铜弩机 2.铜镜 3.鎏金铜銙带 4.五铢铜钱 5.陶碗 6.纺织品残片 7.陶四系罐 8.陶洗 9.陶盂 10.陶壶11.棺木
（改绘自《考古学杂志》1932年创刊号，第114～115页间插图）

（三）葬具及遗物

该墓葬具有木棺，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纺织品残片等。发掘报告中部分遗物没有线图。兹详述如下。

1.墓砖

有文字砖和花纹砖两型（表一）。

表一 墓砖尺寸及特征

A型 文字砖。根据文字内容分为3个亚型。

Aa型 楔形砖的一侧有模印铭文“太宁二年甲申八月一日造”，文字两端各有两道横线纹样（图三∶1）。有铭文的一侧厚2.6厘米，没有铭文和纹样一侧厚4.1厘米。墓砖的两面有密集网格纹，每一格宽约1厘米。该型的墓砖文字和尺寸一致，全部分布于券顶最中央一排的“屋脊”上，有铭文的一侧朝内。

图三 墓砖
1.Aa型 2.Ab型 3.Ac型 4.Ba型 5.Bb型 6.Bc型（采自《考古学杂志》1932年创刊号，第118～119页）

Ab型 长方形砖的一侧有模印铭文“太宁二年甲申宜子孙”，文字两端各有两道横线纹样（图三∶2）。尺寸较大，厚4.1厘米。两面有网格纹，分布在墓室四壁和墓底。

Ac型 长方形砖的一侧有模印铭文“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文字两端各有两道横线纹样（图三∶3）。尺寸较Ab型小一些，厚3.8厘米。分布在墓室四壁和墓底。

B型 花纹砖。根据纹样不同分为4个亚型。

Ba型 长方形砖的一侧有钱纹、波纹和山形纹，另外三侧没有纹样。钱纹位于构图的中央，内有单线交叉纹，外有放射形纹样。钱纹两侧为中心对称的波纹和山形纹，两端各有三道横线（图三∶4）。

Bb型 长方形砖的一侧有米字纹和山形纹，另外三侧没有纹样，两面有网格纹。米字纹在方格内的图案有3组，山形纹逐一叠加8层，两者各占砖侧的一半。两端各有两道横线（图三∶5）。

Bc型 长方形砖的一侧有钱纹、单线交叉纹和山形纹，另外三侧没有纹样，两面有网格纹（图三∶6）。

Bd型 长方形砖的侧面没有纹样，仅上、下两面有网格纹。这种形制的墓砖较多，分布在墓顶、墓壁及墓底，数量占墓砖总数的五分之三。而上述3个亚型的墓砖仅有5件，分布位置和有纹样一侧的内外朝向也不一致。

2.木棺

1具。发掘结束后存于陆军军医处，树种不详。

3.陶器

8件。有碗、罐、洗和盘口壶等，均施青釉。

碗 1件。胎质较厚，器身及足施以青釉，足部聚釉较厚，颜色呈深青色。敛口，鼓腹，平足。腹部距离口沿2.8厘米处饰有一周弦纹。口径7.6、足径4、高4.7厘米（图四∶1）。

图四 陶器
1.碗 2.四系罐 3.洗 4.盂
（采自《考古学杂志》1932年创刊号，第130页）

四系罐 4件。侈口，溜肩，鼓腹，平底。肩部等距设有4个横“工”字形系，系下有一处弦纹。底部有一圈绳纹。其中2件较大，口径8.1、底径8.5、高13、腹部最阔处直径14.1厘米。小者2件，口径8.4、底径9、高11.9、腹部最阔处直径13.9厘米（图四∶2）。

洗 1件。胎体表里皆施青釉，但釉厚度不均，腹部有未着釉处，亦有滴釉和脱釉现象。折唇，浅腹，平底。口沿内部和腹部各有一处弦纹。口径22.6、足径11.4、高7.6厘米（图四∶3）。

盂 1件。胎体较厚，内外皆施满青釉。敛口，圆唇，鼓腹，平底。素面。口径13.6、底径7.4、高9.2厘米（图四∶4）。

盘口壶 1件。侈口，束颈，鼓腹，矮足。素面。口径10.1、足径8.3厘米，腹部最阔处直径13、颈部最窄处直径6.7厘米，足高0.4、盘口高1厘米。

4.铜器

29件。有铜镜、弩机、五铢钱、铜条、铜片和晋式銙带等。

重列式神兽镜 1枚。锈蚀严重，布满铜绿。圆钮，平面形状为圆形。从上至下以镜钮为中心纹样分为5层，上下对称式布局。第一层和第五层中央有着褒衣博带的人物，踞坐状，两侧各有一组相对的禽鸟纹。第二层和第四层均有4组人物，外缘各有一处龙纹。第三层中央为镜钮，两侧各有2组人物。铜镜外缘有一处铭文圈，钮座上下各有一列直行铭文框，铭文框内有2字，因锈蚀难以识读。直径11.8、镜面厚约0.3厘米。

弩机 1件。锈蚀严重。两键缺失。铜郭长12、宽3.6厘米，悬刀长9、望山高12.8、钩牙高3.2厘米。

铜钱 6枚。五铢钱，完整者2枚。方穿圆郭。

铜条 1卷。长25、一端宽0.7、另一端宽0.5、厚0.5厘米。用途不详。

铜片 1件。长1.8、宽1.3、厚1厘米。用途不详。

带具部件 19件。材质为鎏金铜，由带扣、带头、带銙、尾等部件构成，带銙有圭形銙和琵琶形銙两种（表二）。

表二 晋式銙带部件一览

带扣 1件。由纹样板、边框、扣舌、固定扣舌的台座及衬板用铆钉缀合而成（图五∶1）。平面形状为前端呈弧形，后端为方角的长方形，长8、宽4.2厘米。纹样板，即施以纹样的金属板，前端安装台座，台座上架有楔形活动扣舌。纹样板上有头朝弧形前端的龙，龙头前方有张开双翼的禽鸟与之相对视。龙纹和禽鸟纹的轮廓内錾刻出体毛、眼睛和钩爪等细节纹样。禽鸟的躯干、双翼和尾部都刻画出羽毛，爪部和龙纹连为一体。边框是置于纹样板之上的铜框，与纹样板形状、尺寸相同。纹样板底部有淡黄色金属衬板，上有条状纹样，推测为带鞓腐蚀后的痕迹。

图五 晋式鎏金铜銙带
1.带扣 2.琵琶形銙 3.圭形銙 4.尾
（改绘自《考古学杂志》1932年创刊号，第124页）

带头 1件。即系结时与带扣相对的部件，报告未公布线图。由边框、纹样板和衬板用铆钉组装而成。平面是一端呈弧形，一端为方角的长方形。弧形的一端中央有3个铆钉孔。纹样板锈蚀严重，装饰有龙纹相对的构图，纹样细节及錾刻技法不详。

琵琶形銙 1件。鎏金略有脱落，造型呈琵琶状，无纹饰。上下各有一颗铆钉，下面的铆钉帽为圈状，衔有可转动式圆环（图五∶2）。

圭形銙 15件。銙板呈圭形，底部悬挂心形垂饰。銙板横截面呈凹字形，报告仅公布背面线图。銙板上下各有一颗铆钉，底部伸出的铜片往上对折作钩状，用来悬挂心形垂饰。心形垂饰向内卷曲作对称的单叶纹。銙板和心形垂饰表面鎏金未剥落处，有“（（”状波纹（图五∶3）。

䤩尾 1件。鎏金脱落严重，由燕尾状、曰字形和圭形铜板三部分用铜片连接构成（图五∶4）。圭形板饰有左右对称的芝草纹，一边的纹样残损，四角有小孔。出土时和带扣、带头粘在一起。

三、相关问题

（一）年代和墓主

首先该墓出土了重列式神兽镜，虽然由于铭文锈蚀难以识读，但是镜钮上下确认有直行铭文框。王仲殊认为直行铭框是东汉建安六年至十九年重列式神兽镜的显著特征，铭框内一般为“君宜官”“君宜”“高官”等直行铭文，建安廿二年铜镜开始直行铭文突然消失［20］。南方地区的重列式神兽镜开始出现于东汉建安年间，继续盛行于东吴和统一后的西晋，东晋以降则消失不见［21］。但铜镜的生产、流通、使用、保有和随葬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根据重列式神兽镜只能推测该墓或为汉晋时期。

其次，大刀山晋墓出土了“太宁二年甲申”铭文砖。使用太宁作为年号的有两个：一是东晋明帝司马绍，二是后赵武帝石虎。根据出土地点可知，纪年铭显然是指前者。东晋太宁二年为324年，干支纪年法为甲申年，因此根据铭文砖可知该墓的年代不早于324年。

其三，墓顶“屋脊”的一排纪年砖均为“太宁二年甲申八月一日造”，应该是有意为之。根据《二十史朔闰表》，这一天为324年9月5日［22］。而其他纪年砖和纹样砖排列较为随意，说明在建筑过程中并未得到重视。胡肇椿在报告中据此推测“八月一日”铭文砖是砖厂应丧家要求专门烧制的，而其他墓砖则为一般贩卖品。该观点可从，推测八月一日是墓主死亡到窆葬之间的某一天。由此推断大刀山晋墓是324年营造的砖室墓。此外，Ab型和Ac型墓砖上有几点绿釉，应该是在制作工序中无意沾染的。

目前已知的随葬晋式銙带且墓主身份较为明确的墓葬，主要有定州43号汉墓［23］、宜兴周处墓［24］、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25］、南京东吴丁奉家族墓［26］、南京东吴薛秋墓［27］等，上述墓葬墓主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町田章根据宜兴周处墓例认为晋式銙带是中央政府赐予将军的政治信物，且具有标识等级身份的作用［28］。参考出土晋式銙带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测大刀山晋墓的墓主应系品阶较高的官僚。

（二）晋式銙带

魏晋时期的晋式銙带由装饰在带鞓上的带扣、带銙、䤩尾、带头等金属部件构成，饰有龙和禽鸟等纹样。大刀山晋墓带具在出土时，带扣、䤩尾和带头3个部件粘着在一块，反映了系结时的状态。根据扣舌的形状，推测带鞓从带头背面抽出来后变窄，从带扣前端的边框上面穿过D字形扣孔，然后用扣舌穿过扣眼进行固定。剩余的带鞓从带扣背面略过，䤩尾插进后腰中间（图六）。这种系结方式无需遮挡带扣的纹样，但不排除带鞓从带扣边框下面穿过扣孔的系结方式。

图六 大刀山晋墓晋式銙带使用复原

东晋时期南方地区的晋式銙带以圭形銙和琵琶形銙为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这类带具由带扣、圭形銙、琵琶形銙、䤩尾和带头构成，目前主要出土4例，包括大刀山晋墓例、武汉熊家岭东晋墓例（图七∶1～4）［29］、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例（图七∶5～8）［30］、韩国首尔梦村土城例（图七∶9）［31］。这4例晋式銙带分布于南京、武汉、广州以及首尔。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是一座东晋早期的皇帝陵［32］，皇室成员随葬晋式銙带可知该类带具的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等级。朴淳发对首尔梦村土城出土銙带进行过探讨，认为该时期晋式銙带或作为政治信物通过册封体系从中国大陆流入百济［33］。汉晋时期的广州是统治南粤地区和进行海上贸易的据点，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大刀山晋墓出土了和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相似的晋式銙带，反映了墓主应该与东晋中央政权有着密切联系。鉴于晋式銙带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可知大刀山晋墓等出土例系东晋中央政权赏赐给地方势力的服饰用具，包含了中央对地方的经营意图。

图七 圭形銙构成的晋式銙带诸例
1～4.武汉熊家岭晋墓例 5～8.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例 9.韩国首尔梦村土城例
（1～4均改绘自《考古学集刊》第23集，第245页；5～8均改绘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第123页，《地域と古文化》，第365页；9采自『韓國考古學報』117，2020年，第60页）

四、结语

通过如上整理，可以得知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大刀山晋墓是一座东晋太宁二年的砖室墓，可为岭南六朝墓葬及相关器物研究提供年代参考。第二，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再整理，可以厘清墓葬形制和遗物的出土状况。第三，该墓出土的鎏金铜晋式銙带在部件形制上以圭形銙和琵琶形銙为特征，作为政治信物反映了东晋政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参考东亚地区随葬晋式銙带的墓葬特征，判断墓主为品阶较高的地方势力。第四，该墓出土的陶器均施青釉，是否为青瓷器的问题随着文物的消失已不可考。最后，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来看，该墓的发掘在历史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中国利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历史时期遗迹进行科学考古的开始。

注释：

［1］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塚发掘报告》，《考古学杂志》1932年创刊号。

［2］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3］a.岡崎敬：《漢代における長安と洛陽：新中國の考古學的調査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1957），16（3）；
b.梅原末治：《金銅透彫竜紋帯金具に就いて》，《考古学雑誌》（1965），50（4）。

［4］町田章：《古代帯金具考》，《考古学雑誌》（1970），56（1）。

［5］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30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6］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

［7］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307页。

［8］千賀久：《日本出土帯金具の系譜》，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編：《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論集》6，第299～339页，吉川弘文館，1984年。

［9］刘森淼：《湖北汉阳出土的晋代鎏金铜带具》，《考古》1994年第10期。

［10］藤井康隆：《晋式帯金具の製作動向について——中国六朝期の金工品生産を考える》，《古代》111，2002年。

［11］東潮：《晋式帯金具と馬韓·百済》，伊達宗泰監修：《地域と古文化》，第364～369页，《地域と古文化》刊行会，2004年。

［12］a.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b.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编著：《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13］夢村土城調查團，『夢村土城』，夢村土城調查團，1985年，第209页。

［14］朴淳發，「漢城期百濟對中交涉一例——夢村土城出土金銅銙帶金具追考」『湖西考古學』11，2004年。

［15］韦正：《长江中下游、闽广六朝墓葬的发现和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16］金跳咏，「」『韓國考古學報』117，2020年。

［17］商承祚：《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商志𩡝编：《商承祚文集》，第22～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唐博豪：《再论乳源虎头岭南朝墓的年代——兼谈岭南地区六朝墓葬的断代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5期。

［19］胡肇椿：《广州古物发掘追记》，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第1012～1018页，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1941年。

［20］王仲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考古》1988年第4期。

［21］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22］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第54页，中华书局，1962年。

［23］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24］同［2］。

［25］同［12］a。

［26］《探索·发现》：《东吴名将丁奉墓（4）》，央视网2021年11月15日。

［2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28］同［4］。

［29］同［9］。

［30］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编著：《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第123页。

［31］夢村土城調查團，『夢村土城』，第209页。

［32］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

［33］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