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底，三机部派了一个小组去埃及接收米格21MF。小组一共8个人，除了翻译，都来自611所和132厂。他们要接收的飞机是埃及装备的米格21MF，制造于70年代初，前身是米格-21M（米格-21SM的出口版）。二者最大的区别是MF版安装了R13-300发动机，以及和SM版一样的RP-22雷达。
当时三机部正在考虑开发歼-7的全天候型，米格-21MF是重要的参考机型，中国一直在找机会测绘。后来从埃及运回来的这架米格-21MF，让全天候型歼-7终于具备了启动条件。立项前，到底是严格仿制还是改进设计还有过争论。后来三机部领导定了调子，给132厂和611所的要求是，不要大动，严格仿制，关键是要快，拖久了空军那边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后来果然一语成谶，歼-7III定型后，空军只象征性的要了15架，不过这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
时间回到1978年，当时三机部刚刚筹划完，从埃及这个渠道获取米格-21MF。
本来埃及有235架米格-21，但在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损失了225架，战后又从苏联获得了大约110架MF版作为补充。三机部驻外人员已经和埃及空军事先商定，移交两架米格21战斗机给中国。
来到埃及的技术小组的任务是，确保这两架战斗机的技术状态，并监督拆解和装船。到埃及后，8人小组先对2架将要移交的飞机做了检查。两架飞机，一架是米格21MF，另一架是米格21YC教练型。检查完毕后，埃及飞行员还要再专门做一次试飞，让中方小组确认飞机的状态。
最后，技术小组监督埃方把飞机拆解后油封，再装箱走海路运回中国，承运的是中国远洋公司的货轮“银川号”。
当时这个中方小组8人都住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因为中国曾多次援助过埃及，因此埃方对小组成员非常友好，专门指派了一名中校当联络官。中方成员之一的屠基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接触到的（埃及）基地、修理厂的官兵对我们都很友好，和我1976年那次来访，在态度、坦诚、出手大方等方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估计这与我国已援助他们不少歼6有关。”
这次埃及同意移交给中国的两架飞机，都只飞行了600多个小时，还没有到大修时间。除了飞机，埃及空军还移交了一套副油箱、弹射弹、救生伞、救生包和全套发动机的履历本，以及K13空对空导弹3枚、空对地火箭弹6枚、23毫米航炮炮弹200发。
小组工作期间，埃及人又增加了两台只用了几十个小时的发动机。这两台发动机虽然在等待修理，但问题并不大，只是一级叶片上被沙子打出了一些小坑。除了飞机、发动机、弹药，埃及还转交了一批新旧仪器和机载设备，加起来一共有111项之多，其中包括起落架、座舱盖、机背油箱、机翼、弹射座椅、通信电台、轮胎等等。
虽然上述设备中很多都是旧件，但都已经经过返修，是随时可以使用的备件。临回国前，小组又在一个修理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堆比较完整的飞机残骸。这些东西对埃及人来说已经没用，但对拥有仿制能力的中国来说却是可以参考的样品。
于是小组试着向埃及联络官提出要求，这些东西能否也赠送给中国。这个联络官非常痛快地回答：“你们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角落里的这21件飞机残骸，也和其他零配件一起打包运回了中国。小组还提出了“借阅”的要求，找埃及地勤人员、修理工程师借了各种米格21MF的设备说明书一共44套。
三机部接收小组一共在埃及逗留了一个月，除了飞机，还带回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零配件和资料。他们回国后总结，之所以收获大有三个原因：
一、出国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效率很高；
二、出国成员知识面广、都是技术行家，所有问题都提到了点子上，要东西也都要到了点子上；
三、在埃及时非常尊重对方，双方关系处的很好。
其实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此前中国对埃及的无私援助，歼-6飞机实打实地在埃及落了地，让埃方对我们充分信任后，这才有了两架米格-21的顺利交接。此外，除了米格21MF，中国还从埃及获得过若干架米格23、考察了萨姆6，拿到了萨姆7的样品，在此基础上立项了强-6攻击机、开发了红缨-5号单兵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