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鸟：紫苏花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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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33期

总第1236期

紫苏花儿香

蓝鸟

　　淅沥淅沥的小雨,让世界出尘脱俗,格外清新,花盆里的紫苏更加油光发亮,十分精神。这是一盆在我家阳台上生长了24年的紫苏。它是一年生植物,又叫紫舒,是父亲给我留下来的唯一念想。

　　24年来,每当春风吹拂的日子,上年落在泥土里的种子就会如约萌出翠绿的新芽,从泥土里爬出来；一到夏天,愈加葱茏茂盛；到了秋天,灿烂悠香的紫苏花开满枝头；进入冬季,成熟的种子自然掉落在泥土里,期待着来年又一个新的春天。

　　今年这盆紫苏开枝散叶尤其茂旺,蓬蓬勃勃,偌大的花盆被密不透风的枝叶所掩盖，放眼望去,风吹叶动,如同一尊会说话的紫绿色绣球。过些日子，就是父亲100周年、离世24年的日子。日子的临近，越发感觉父亲的存在,仿佛他就在紫绿色的绣球里,关注着我,关注着弟弟,关注着我们全家,情感的闸门打开了未曾忘却的记忆。

　　父亲曾经说过,祖籍在河北涿洲。家谱和宋史证实了父亲的说法。先祖赵公令成镇守黄州,与元军拼杀战死,不久南宋灭亡,家人逃至黄梅考田山下的大河,安家扎根,即今大河镇赵畈村,传到父亲这一辈第20代，距今700多年的历史。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他出生才3个月,被祖父连同全部家当挑到胡传圩太白湖畔,垦荒拓田。随后,父亲4岁丧父,13岁丧母,成了孤儿。大伯父、二伯父均半大的孩子,15、16岁,都未成年,为了活命,跟着族人在湖边搭棚开荒,学种庄稼。父亲带着8岁的叔叔,给地主放牛,混碗饭吃。苦难的童年,让父亲过早知道世道黑暗与生活不易,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用幼嫩的肩膀扛起沉重的生活。

　　到了民国33年,日军侵略,兵荒马乱,逃难到太白湖开荒讨生活的人越来越多,附近增加了多处村落。同年冬天,父亲被东家差往李英码头挑夫，早出晚归。这天，父亲收工回来,天已黑了,自家茅草屋内却黑灯瞎火,不见了叔叔的人。往日这个时候,叔叔不是烧火弄饭,就会蹲自家门口盼望父亲归来。父亲四处寻找未果，十分着急。这时，村东的李大爷赶过来告诉父亲，叔叔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李大爷还说，村里的人替叔叔跟他们说情，他们根本不理会乡亲们的恳求，非常嚣张。叔叔当时死活不依，用嘴咬了抓他的人，国民党兵放了两枪，乡亲们被吓得四处逃散，叔叔就这样被抓走了。

　　一个14岁的孩子啊，这不明摆着抓去送死吗？绝望中的父亲，呆坐在村头的大杨树底下，想起娘走后的6年来，与叔叔相依为命的日子，没娘的孩子如同寒风中的一根稻草，说没就没了，一股悲凉袭上心头，放声呜呜痛哭，无限的悲伤和哀哀的苦痛。村里的人无不动容落泪。

　　民国37年秋，一直没有叔叔消息，这天父亲打听到苦竹油铺一个姓黄的皮匠知道叔叔的下落。父亲高兴得跳了起来，便起了五更，走70里地赶到黄家。这才知道叔叔与皮匠的大哥一同被抓壮丁，第二年两人又一起投奔了新四军，现在东北打大仗，是东野二纵部队，叔叔还当上了排长。遗憾的是皮匠的大哥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了。这些消息是安徽金寨一个熟人传递过来的。那里是革命老区，东野有不少来自金寨的人。知道叔叔真的活着，还有了出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掉落了下来。父亲眉眼挂满了喜悦。

　　返家途中，父亲第一次思想了自己的未来，心里盘算自己，不能就这样给地主当长工终其一生，也要找到出路，走出自己的天地，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越想越觉得兴奋。

　　路过大河镇，父亲看到街上异常热闹，大街上贴有许多横的竖的标语，不识字的父亲虽然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但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情。再往前走，一家大铺面的门前摆有几张桌子，周围挤满了人。近前才知是解放军招兵，打听是鄂豫军区第五军分区14团的人。眼见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出入老百姓家里就像自家的亲人一样，还有的战士忙着帮老百姓干活。不容分说，这是穷人的队伍。父亲心里这样想着，便拿定主意不回去了，就在这里报名参军，成为叔叔一样的解放军战士。接待他的是一位女兵，详细问了父亲家里的情况，还宣讲了当兵打仗，为的是天下穷苦人民翻身解放的道理。这时走过来一个首长，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听了女兵介绍，便同意了父亲的参军请求。后来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团长马启春。见父亲不识字，团长亲自帮助父亲填写入伍表册，问父亲：“你叫什么名字？”“赵火狗。”父亲答道。团长笑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问父亲：“小伙子，这个名字不好啊，能不能帮你改个名字呀？”父亲毫不犹豫点了头。团长抬头想了想，“就叫赵德彪吧？好不好？”团长再次征询父亲的意见。“谢谢首长！”父亲满意答道。原来父亲“赵德彪”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部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战士们亲如兄弟，老兵对新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关怀备至。父亲被安排在特务连。连长是个抗日的老战士，打过很多硬仗、胜仗，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手把手教父亲如何使用和保养步枪、冲锋枪等武器，教会父亲投弹和各项战术动作。父亲也非常刻苦，很快便掌握了单兵作战和配合作战的战术要领。连长夸赞父亲是块打仗的好料。10天之后，便安排父亲参加战斗。战斗中，父亲机智勇敢，表现出色，不到半年，连长就让父亲当了班长。

　　在攻打停前驿战斗中，敌人一个隐蔽的火力点阻挡住了部队冲锋，牺牲了几名战士，指导员也因此受了伤。连长正在发愁，父亲自告奋勇迂回出击。连长带领主力正面吸引敌人的火力，父亲带领5名战士，从老乡家里的地窖钻到墙外敌人火力网侧面的一片竹林，由竹林旁边山坡小路摸到敌人的背后，两个战友掩护，父亲带领3个人滚爬到火力点旁的水沟，用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火力点，为我军胜利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父亲也因此记了二等功。

　　1949年初，父亲所在部队配合野战部队跨过长江，解放全国的战略任务，与盘锯黄梅、广济一带的敌人进行了艰苦作战。这些敌人，除了李宗仁、白崇禧所属桂系的敌人，还有还乡团、保安队之类的敌人地方武装，非常狡猾和残忍，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危害极大。与他们作战，大多是小股突击的形式，地形复杂，危险性较大，需要对战场情况事先有足够的调查和了解，每一次战斗的事先准备尤为重要，出击时稳、准、狠，不给敌人有任何喘气机会。这些敌人大多是本地人，具有土匪性质，稍不注意就容易被溜掉。

　　在广济余川一次战斗中，父亲同时与两个敌人肉搏，情况相当危险，借用地形踢倒一个敌人掉进粪坑，用刺刀消灭了另一个敌人，再转手结果了粪坑里敌人的性命，但自己左手也失去了一根手指。

　　残酷的战斗中，父亲得到锻炼和成长，政治上也逐渐进步并成熟起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二野四兵团13军从宿松攻入黄梅。4月7日黄梅县城解放，随后孔垅、小池相继回到人民的手中，并在小池成立了渡江作战指挥部。各级人民政府随之建立。

　　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年6月，父亲所在的鄂豫军区被撤销，成立后湖军区，转入以剿匪为主的作战，父亲也被提拔一连二排排长。

　　这年年底，为加强和支持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父亲被调入黄梅县公安连。这是黄梅县唯一的公安部队，肩负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使命。

　　当时，黄梅县匪患十分猖獗。1949年到1950年秋，黄梅发生多起土匪和敌特武装暴乱，袭击区乡政府和人民群众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40名土匪袭击大河区公所，匪首陈均带领20名土匪袭击港湖乡公所，打死一名副乡长和多名群众，抢走了乡公所部分枪支。

　　1950年8月，剿匪战斗打响。

　　父亲是一排的排长，又负责剿匪司令部的情报和参谋工作，但父亲已是一名成熟的军人，又有山区与敌人作战的经验。战斗打响之前，父亲做了充足的准备。根据已掌握的匪情，父亲利用在押的敌伪活口，带着问题提审嫌犯，梳理土匪复杂线索，确定匪徒分布的区域和主要活动点，发动群众提供敌人的行踪和眼线等方法，找到不少的漏网匪徒藏身地，摸到比较诡秘的土匪活动轨迹，为剿匪战斗有步骤地推进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方案，避免了不少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到1953年底，抓获土匪、恶霸900多人，处决600多人，为黄梅县社会稳定和土改工作全面推进起了关键作用。

　　经历这场血如火的生死存亡斗争，贡献了自己所能，使天下穷苦百姓真正翻身解放，做了新社会主人，是父亲为之骄傲一辈子的事情。

　　1950年，从部队开始，继而发展到全国掀起的文化扫盲运动，是影响中国近代深刻变革的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全国4亿人中，有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创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的父亲有幸成为这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放牛娃出身的父亲，革命队伍里的历练，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想象，一个文盲，两年多的学习，就可以富有感情地阅读报纸，学习文件，发表文章，这么大的变化，付出的该是什么样的努力啊？

　　我曾经问过他，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扫盲运动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不无感触地说：“老大，你们有福气呀，从娘胎里爬出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国家都事先给你们准备好了，放在那里等着呀。我们就没有这个命了。”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羡慕晚辈与自己自卑的语调说出来，使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之感。但他就是不愿意跟我说及自己文化扫盲的事情，也许认为自己基础差，方法笨拙，不值得拿出来论道的缘故吧？不过后来我也知道了，当年他花了3年时间，死记硬背一部47035个字的康熙字典，这是何等的坚毅与智慧呀！当然，他不可能全部记住这些字，更不可能全部理解这些字的原义和引申义，但这种毅力与精神，对于他学习识字和提升汉字的驾驭能力，起了毫无质疑的决定性作用。

　　1954年，父亲经人介绍娶了比自己小3岁的母亲。母亲年轻时漂亮，是单位同事的朋友，但母亲性子急，个性强，脾气上来了，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稀里哗啦，不给父亲一点面子。同事们常常把父亲惧内的事情拿出来跟父亲开玩笑。

　　有一次下班后，几个同事相邀打扑克，父亲不好推脱，只好坐下来大家一起玩。刚好那天母亲洗晒被子，晚上又要归原，还要搬运厨房的煤球，实在忙不过来，左等右等不见父亲，便找到办公室来了，发现父亲在玩牌，母亲怒不可遏，走上前一把掀翻了桌子。父亲非常尴尬，几个同事望着母亲惊呆了。

　　家里有了姐姐后，我是第二个孩子，接着弟弟又诞生了，尤其是我的出生，那个年月男孩被看得重，34岁得子的父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父亲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也许是儿时的苦难，磨励了父亲的坚韧，也赋予他性格里隐忍、宽容、善良的特质。他喜欢孩子，有时也严肃，但从来不打骂我们。

　　小时候，我调皮顽劣，屡屡做出爬墙揭瓦、打架斗殴的浑事，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母亲的痛打和责骂。但我往往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痛，过不了多久又会惹出事端。有的时候母亲不管了，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推到父亲面前，大声朝父亲嚷嚷：“就知道抓犯人，抓犯人，你的儿子闹天宫了，管不管？”

　　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用手抚正我惹事扯烂的衣裳，拍打我身上滚爬沾染的泥土与灰尘，然后表情严肃问我起事的原因。自知理亏的我，自然不愿意复述犯错的过程，干脆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说，听他轻言细语的批评，或指出我错在什么地方，这样下去最终或是什么结果等之类的批评和推演。说的最多的是：“如果别人也像你这样打你，把你头打破了，你会怎么想呢？”

　　后来果真被大孩子打过我几次，打不过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那份无奈和难受，才让我想起父亲批评我时的那些比喻和假设。

　　每当我打了别人或者损害了别人东西，父亲批评我之后，还要提上东西，带上我登门致歉，而且非常谦恭。很多时候提送的东西，都是我平时很难吃到的糖果、鸡蛋、糕点或是鸡鸭等。眼巴巴看着这些稀罕物，因为自己的过错成为付出的代价，小孩的心里难免升起一丝莫名的伤感，滋生出几分自责或懊悔。

　　当然，父亲更多的教育方式是给我们讲故事。他说，小花猫爱吃鱼，也爱吃肉，但它从来不偷吃主人的这些东西，只有主人奖励他吃的时候才会吃，平常宁可辛辛苦苦守候几个小时，抓老鼠吃，也不做乱规矩的事情。这样，小花猫才会成为与人类朝夕相处的朋友。等我们长大了一点，父亲仍然还会跟我们讲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意义深一点，语言更生动一些。他说：“人活着要有意义。你看月亮，缺了圆，圆了缺，不论圆缺，总在尽自己所能照亮夜空。我们也是一样的，无论能力大小，都要认真学习或工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父亲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教育我，鼓励我，感动我。在故事里成长，是我童年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的日子总是在忙碌中渡过。

　　刚过1959年元旦，父亲接到命令，调任专暑公安处阳新劳改农场看守所所长。工作由抓敌人变为改造敌人，性质完全不同。既是一种挑战，也是对父亲工作沉稳、果敢的认可和重用。

　　新的环境，父亲比过去更忙了。早出晚归，家里很难见到父亲的身影。

　　偌大的劳改农场，关押和改造建国前后抓获的大量敌伪人员，也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但警备人员并不多，所见之处，除了犯人还是犯人，正常的人际交往都变得困难。当时阳新地区还有血吸虫病泛滥。母亲极不适应这种环境，情绪抵触，对父亲的怨言越来越多。父亲的礼让，仍然换不来母亲的理解，经常与父亲发生争吵。这个时候，父亲就会走出家门，尽量不与母亲发生正面冲突。家里的不安宁，我们几个孩子都感觉的到危机逼近。接着又发生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严重困难。大家都在饿肚子，更加剧了父母之间的矛盾。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母亲说：“到阳新本就是错误，这地方怎么能跟黄梅比呢？”“这是组织的决定，个人怎么能挑挑拣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这个单位谁来？”父亲对母亲的话不以为然。但母亲一念既生，便会长执此念。父亲从来没有能够动摇过母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要回老家，她相信老家的日子比这里日子好些，宁愿带领3个孩子回老家，不当这个警察，当农民。“荒唐”！父亲脱口而出，直冲母亲，说出后自知语重，但不表明态度，又怕母亲的想法越滑越远。

　　1961年10月的一天，母亲给父亲留下一个纸条，带领我们3个孩子踏上了回黄梅农村老籍之路。这对父亲打击很大，托人多次挽救，政治部的领导也赴黄梅做过母亲的工作，都未能把母亲劝回阳新。父亲无奈，准备就这样分居生活。不久，相继接到堂兄发来的两封加急电报，两间临时搭建的茅草屋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推翻，母亲右脚受伤住院，家里已经断粮，靠族人接济。最主要是水土不服，我们3个孩子不是发烧就是拉稀，尤其是我最近一次发烧昏迷，送到医院总算抢救过来了，但依旧虚弱等。搅得父亲心如乱麻，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国家又来了鼓励机关干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减轻自然灾害压力的文件。

　　父亲这才毅然辞职回乡，结束了枪林弹雨中起步的开挂人生，重新回到生活的原点，再度成为农民。

　　初到农村，住的、吃的、用的、生产工具、劳动技能等等，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最初，乡政府的关照下，队里腾出3间牛棚做安家之所，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不到半年的时间，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和人情。最主要是父亲顶不住繁重体力劳动，身体越见消瘦。因军人出身，父亲被公社安排任大队民兵连长。那时的大队干部与群众一样，都参加生产劳动，干部还要带头走在前面，带领社员群众一起干。体力和精力，父亲都倍感压力山大。

　　一向强势的母亲，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把一家人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并得知这种亏欠再也无能挽救回来。不知哪位哲人的一番话，说的正是我的母亲：“能说服你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你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我听到母亲第一次用内疚的语调对父亲说：“老赵，我把这个家败了，对不起你和孩子们，你千万别生气，莫把身体气坏了。”父亲淡淡一笑：“我为啥气啊，既然决定了，就不后悔。”仿佛他对目前的惨状毫不在乎。但我知道，父亲心里是很在乎的。我和弟弟亲眼见到父亲为修房子到处筹钱，没有借到钱，冲着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嚷了一句：“败家的娘们！”只是没有当着母亲的面而已。

　　面对家里的窘境，母亲唉声叹气，恨不得把自己的臭脾气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在泥土中。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底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

　　父亲瘦高个子，1米82的身高，心地天生的善良。我记事的时候起，从来没有见过他与别人有过激烈冲突之类的事情。

　　有一年腊月，快过年了，为筹年费，父亲挑了一担溜籼米到街上集市去卖。这种米产量低，红皮米粒，清香爽口，精贵，一般囤着自己吃，拿到市间卖是因为缺钱花。到了镇上集市，父亲放下萝担，就有人上来问米价，父亲回答：“3毛5”。这时一个尖嗓子的男人挤到别人前面，抓起萝筐的米仔细看了看，对父亲说：“3毛吧？我们都往里走一点。”市面其他品种的米价2毛2到2毛4不等，这种米一般不低于3毛5的。父亲不愿多费口舌，答应了他，便拿称称米，出称95斤。尖嗓子很快算出了米钱，一共28块5角。但父亲觉得蹊跷，明明100斤米怎么走了10里地，就变成了95斤呢？重新复称，仍然95斤。尖嗓子很快付了钱，便用带来的板车把米拖走了。旁边的大爷走过来跟父亲说：“我跟你使了几个眼色，你就一点感觉没有呀？。”父亲一愣，便说自己没有注意到。大爷一看就知道父亲不是生意场上的人。他告诉父亲，买父亲米的那个尖嗓子，是个街溜子，身上藏有磁铁石，用来控制称砣，继而影响你的称，骗你的钱，熟悉他的人，都不跟他往来，并别说跟他做生意。父亲这才知道吃亏上当了。那时的钱值钱，5斤米就是1块5毛钱，相当一个劳力3个劳日的工钱呢！大爷摇了摇头。父亲自认倒霉，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却发现放在萝担旁边地面的自己衣服上有一个黄色挎包，拿起一看，里面装有10张5元和10张2元的纸币，一共70块钱，可以断定是那个尖嗓子人的。7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种田人大半年的收入。大爷见状高兴地说：“他骗你的称，你捡他的包，人负人，天不负人，公平，好好！”便劝父亲拿包走人。父亲想了想，说：“大爷，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呀，不然我跟他就是一样的人啊！。”父亲没有走，相信那个尖嗓子的人一定会返回，便坐下来等他。功夫不大，尖嗓子大汗淋淋返回，朝手里拿的黄挎包，坐在地上的父亲，双手作辑，连声说谢谢。旁边的人都目视着尖嗓子。父亲仍然坐在地上，拿着黄挎包，没有说话，眼睛盯着尖嗓子。忽然，金嗓子似乎明白了，从脖子红到了脸，惭愧地说：“大哥，对不起，你是条汉子！我瞎了眼，骗了你的称，莫见怪。”尖嗓子当众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接过父亲递给他的挎包，付了扣称的钱，低着头走了。大爷见状，伸出大拇指夸赞父亲说：“好人啊！”

　　父亲在大队干了7年的民兵连长，总是带领一帮年轻人，冲在劳动生产的最前面，被社员群众称为：“说话很少，做事很多的人。”老书记也很相信他，敬重他，遇到水利建设或防汛救灾等大事，总让父亲带队领头。他说，有父亲在那里，心里踏实。有一次，大队丰收圩防汛，非常危险，全大队上了1000多人，强壮的劳力基本都顶上去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最后双腿肿胀溃烂了，送到九江陆军医院救治，总算保住了双腿，但落下了腿部关节炎的病根。

　　口碑虽好，父亲也有被冤枉的时候。

　　文革快结束的那年冬，大队两名干部突然向父亲发难，声称父亲是造反派，要求支部上报公社处理。其实际原因是这两名干部1964年“四清”期间查出侵占集体财物的问题，当时父亲正是清帐小组的负责人，但查出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被群众大字报又重新被揭露出来了，两人受到批判，并追缴了违纪所得。为此，两人以为是父亲所为，便怀恨在心，看党内对文革有新的说法，以为机会来了，便拉拢支部几个不明真相的人，对父亲进行围攻，给老书记出难题。在此情况下，老书记把这件事报告了公社党委。公社党委调查情况后很快平息了这场争论，免除了这两名干部的职务。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群众希望父亲回队当队长，并多次到家里缠着父亲，要求父亲回来，带领大伙把共同的窝搞好，几个领头的社员还联名向大队写了报告。但老书记开始并不同意，认为刚平息这场争论，突然让父亲从大队回到小队当队长，有贬的意味。但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看重的是群众换心的信任，至于其他的并不重要。

　　父亲毅然回到了小队。

　　回到队里，便把小队近400亩田地盘存了一遍。然后跟大家商量，认为队里生产经营情况不好，重要是种植品种过于单一，田地使用不当，经济作物没有跟上等原因。便据实作了调整，湖滩、港汊等牛犁下不下去的易涝田改种莲藕、荸荠和养鱼，不易上水的旱田改种荞麦、绿豆、黄豆、花生和红苕等经济作物，种稻的面积虽然少了，但减下来的这些面积往往是有种无收的面积，人工、抽水、施肥、农药的成本都一分不能少。减下这块种稻面积，等于直接减了一块成本，水稻的肥料、农药和人工更集中使用了。父亲还算了一笔帐，减下来的面积种的经济作物产生的经济收入，可能就是队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大家听后觉得父亲的思路清晰，安排得很有道理。接下来依照生产计划走的每一步，父亲都拿捏得死死的。春耕前，利用农闲集中劳力，把种稻的田附近的水塘清污的泥都清到田地，请公社农技员帮助出主意，根据湖田特点改换稻种，避免倒伏，薅草、打药，掐着指头算，把握农时。还利用湖畔的天然放养牧场，在太白湖畔建起了300头猪的养猪场，每天只需喂养猪食一次，依靠湖滩、草甸、湖坝，港坝的天然牧场放养，猪粪发酵后又成了投放稻田的有机肥料。

　　到了夏天，庄稼长势撩人，黄灿灿的稻穗弯了腰。

　　离开镰收割不到一周的时间，突然连降暴雨，太白湖的湖水倒灌，后湖100多亩的早稻眼看就要被淹没。正常情况需三天才能收割完，但苍天不给你时间呀，怎么办？非常时期非常办法，父亲大清早通知群众开紧急会，动员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抢收湖田稻谷。宣布“三七分成”办法，个人得七，小队得三，谁收谁得，小队得三的部分用于补贴困难户、五保户和缺劳力的家庭。日夜连轴抢收，晚上点火把照明，仅用一天半的时间，在大水到来之前，把100多亩湖田的早稻全部抢收回来了。各家各户抢收回的谷子都放屋内地上摊凉，有的用扇柜给地上的谷子吹风，还有的用灶里的草灰拌谷，把各种能用的吸潮吸湿土办法都用上了，为的是蒸发水分，防止霉烂。

　　在当年缺粮的年代，各家各户从大水里抢回这么多的粮食，很令人眼红，尤其相邻隔壁几个生产队，反应不及时，快到手的湖田早稻全部被大水淹了。嫉妒的人是有的，不然怎么有人往上告状，反映我们小队私分公粮呢？这顶帽子可不小，坐实了是要坐牢的。为此，公社党委洪书记亲自到我们队实地察看，眼见被淹的湖田一片泽国，各家各户地上摊凉的稻谷虽然半干，但都是不成熟的谷粒，挤压后明显不饱满，还有空壳。洪书记看后既没批评，也没表扬，只是笑着跟父亲握了握手，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这一年，我们生产队大丰收。最后决算，粮食增收15%，黄豆、绿豆、芝麻等经济作物和养鱼、养猪收入比稻谷主业收入还多了18000元，等于比上年增收一倍多，除了队里的留存和解决困难户、五保户的开支，还修建了一条通往湖区的机耕路，年终分配一个劳日摊上8毛钱，是上年4毛钱的一倍。过年还家家户户分了不少的鲜鱼、鲜肉和食油、花生、芝麻等。别队的人羡慕不得了。那是钱值钱的年代，一个劳日摊上8毛钱，当年可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公社洪书记听说此事，认定父亲是个干事的人，春节后把父亲直接调到了芭茅山林场。村子里的人，至今谈起50年前的这些事情，仍然夸赞父亲是个令人信服的能人。

　　父亲喜欢下象棋，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爱好。他说下象棋是玩脑筋的事情。他有个特点，只要丢“车”了，三到五步准赢。他说，下棋的目的是赢棋，就跟打仗一样，为了胜利，牺牲避免不了。谁牺牲，要根据棋局的变化，关键时刻不能惜子。乡邻十里八湾的高手都跟父亲交过手，父亲没输过。1964年，县体委的领导带了两个棋手，到大队跟父亲下了三局，父亲一赢、一输、一平。体委领导当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盖有体委公印的表格，请父亲填写，聘请父亲做县象棋代表队的后补队员。父亲摆了摆手，说：“我是业余玩玩，不是你们说的那块材料。”这事就这样算了。

　　后来大队来了一位武汉某知名医院下放到我们大队的医生，父亲称他老万，被安排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他也喜爱象棋，而且棋术精道。共同的爱好，相同的情趣，父亲与老万成了忘年交的朋友。称他老万，其实父亲比老万大了20岁。老万家庭历史复杂，大多都在海外。民国时期，上海、汉口、重庆都有他家的工厂或产业，汉口六渡桥一带，他家占有很多的铺面。后期万家的盐巴生意又火了，扩展到书局、印刷、银行等。那时万家的银子多，人人皆知，也成了万家留在大陆的人倒霉的罪证与缘由。老万自觉掉进了深井，眼前黑暗，十分苦闷。

　　下放到大队的第一个中秋，老万到我家跟父亲下棋，晚上母亲做了几个喝酒的家常菜，两人边吃边聊，从象棋谈到了人生。老万谈到大学毕业后在医院受到的种种委屈，直到下放的心路历程，说到动情处，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老万胡茬又黑又硬的脸腮上。父亲见了也难过，既为老万的处境，也为自己的人生经历。“酒逢知己千杯少”，一点不假，两人都喝高了。

　　处在世间，有两事由不得自己，出生何家？何时离开这个世界？既然万贯家财买不到太阳不下山，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又何苦纠结折磨自己呢？

　　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肯定的。老万得知父亲曾经也是一名行政17级的干部，如今地道的农民，依然豁达、从容、乐观热爱自己的生活，这不正是自己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吗？望着父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楞许久，想不到眼前这位善良可亲的朋友，背后隐秘着许多令人不曾想到的故事，便又多了一份相惜的敬意。

　　我刚进初中读书的那年，也是父亲到芭茅山林场工作的第三个月，父亲害了一场大病，突然大口咯血。老万判定是肺部上的疾病，耽搁不得，立马找大队书记批准，借用大队机站的手扶拖拉机，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经过检查，父亲果然得的是肺结核病，便住进了传染科，因失血过多，医生马上安排了吊瓶输血。考虑家里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老万叫母亲回家，自己主动留下来陪护父亲。那时的医疗医药条件，肺结核病属重症，弄不好会死人的。老万同我们家人一样，心掉在嗓子眼里，十分焦急。

　　住院治疗了两周，病情得到控制，至少不咯血了，发烧、头晕等症状也都有所好转。医生说，这个病有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医院床位紧张，带药回去坚持治疗。老万也知道，父亲的病不是一下子能够好的，除了雷米封和青霉素、链霉素等广谱性抗炎药，尚无更好更有效的药物，便同意出院了。

　　为了早日治好父亲的病，老万费尽了心思，跟武汉医院的朋友和同学写信求助方法，也尝试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案，但收效甚微，最后把重点放在中西结合的疗法。

　　这天晚上，趁着月色，老万敲开了我家的门，手里提着一网袋装满小包的中药。他告诉父亲，目前已有的西药疗效很有限，中西结合是个新的路径，带来的这些中药，配合目前使用的西药，看疗效怎么样？为了提振父亲的信心，他说这些中药剂，是根据《赤脚医生手册》里的方子，综合配伍成的。并让父亲不要小瞧《赤脚医生手册》里的方子。这些方子是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毛主席发展中医药的指示，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献方运动献出来的中医精方，有的是百年或千年的祖传秘方，或是名医御医的诊疗心得，非常宝贵的中医药文化遗产。老万还郑重交待，煎煮时另加一把新鲜的紫苏做药引子。记得后来这个方子，根据服用后父亲舌苔和脉象的变化，老万做了两次调整。

　　从那天开始，我和弟弟隔三差五，到太白湖畔，胡牌农场坝堤边，北坝、湖港岸边一带采摘新鲜的紫苏。从此，锅台煎煮中药的罐子里升腾的热气，夹带着满屋弥漫的苦涩中草药味，托着母亲的脸，飘在我和弟弟、姐姐懵懂的眼里，全是满满的祈祷和希望。

　　3个月后，父亲的病神奇地好了起来，第二年底到医院复查，病全好了。老万比我们还要高兴。

　　晚上，老万喝了一瓶黄梅“糯米堆花”，也没有回诊所，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躺下，又爬起来，手舞足蹈，唱了一段汉剧《打金枝》。他的神情模样嵌在我的脑海里，如同是昨天。

　　时间到了1979年，接到文件通知，老万终于可以回城到那个知名医院继续做医生了。父亲既高兴又不舍。离别之时，两人都动了感情，父亲把跟随自己30多年的一支在部队立功受奖的英雄牌金笔送给了老万，做念想。我记得最深切的一句话，是父亲希望30多岁的老万尽早找个女人成个家。

　　送走老万第二个月，公社民政干事老张急匆匆来到我家，给父亲带来好消息，各级党委抓落实政策，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有军功，回乡时国家有鼓励机关干部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文件背景，现在即使不能复职，养老的问题组织会考虑的。听完老张热情的介绍，父亲说：“谢谢你这个同志！我是自动离职的，没有理由找组织啊。”老张还想多说两句，被父亲婉拒了。

　　老张很早就认识父亲，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在他家乡搞土改，看见父亲带着队伍抓恶霸，打土豪，给穷苦人分田分地，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起来，他才有机会读书，读了小学读中学，后来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在他的眼里，父亲就是一名英雄。英雄怎么能遭到不公呢？他便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我跟父亲转达他的意思，写个文件材料转交给他。当我再次跟父亲提及此事，不等我说完，便打断了我的话：“你想想，当初我自动离职，现在又跑去找组织落实政策，这张老脸要不要？”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第二年的年初，老张跑来通知父亲，县民政局每年给父亲80元的生活补助。当年我的月工资35.10元，相当我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才知道原委，没有父亲的亲笔材料和配合，就不能够向省地上报，但老张如实书面向县局报告了父亲的情况，把父亲列入民政局优抚对象。但父亲自己从未领这笔钱，一直由母亲拿着他转业的红本本代领，直到他离世这笔补助的标准也没有再提高过。

　　老万走后那段时间，因为忙，我也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便回黄梅老家看他。

　　我推开窗子，发现屋背后水塘边两个闲置的水缸里生长出茂盛的紫苏，湛蓝色天空下，初夏的微风摇着紫苏紫绿色的叶片，枝叶上挂满了昨晚下雨留下的露珠，主干上每个开枝都昂扬挺拨，像是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向大自然深情表白。

　　父亲什么时候种的呢？我和弟弟当年采摘紫苏，洗净装入瓦罐煎煮中药的画面，一下回放到我的眼前。意外，惊喜，瞬间心里萌出无以言状的感动。

　　为了方便父亲养护，更出于观瞻的考量，我驱车前往景德镇帮父亲买了一对40cm口径的大花盆。父亲异常高兴，当他接过花盆，把栽种在水缸里紫苏移栽到花盆的时候，我在寻思，他栽种紫苏的情感底片上，镌刻的会是什么样的情怀呢？自然界一棵普通不能再普通的野草，默默无闻完成自己生命周期的轮回中，还尽其所能，不计回报，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去拯救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可能正因为这些，才会被父亲视为掌中之宝，用以寄托对患难之交、亲如兄弟的朋友的怀念，也作为自己几十年风雨人生的写照，更有可能是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都要象紫苏般地逢勃昂扬，拥有生命该有的样子。

　　刚过60岁的时候，镇上领导希望父亲把林场的年轻人再带两年，父亲也想亲眼看到自己一手建成的300亩茶园出产新茶。但母亲极力反对。因为这时父亲身体开始出现状况，经不起饱餐饿餐的折腾，需要调养。医生的话被母亲听进去了。我和弟弟都赞同母亲的观点。当父亲仍然坚持自己想法的时候，母亲年轻时的脾气又上来了，她直接到镇上找到书记说：“老赵有病，不能干了。”说完就到林场把父亲的铺盖一卷，一把啷当拎回了家。照医生的说法，他的脾胃、血管和心脏上的毛病，再承载不起生活无规律的运转。如今想起来，母亲这般神的操作，至少给父亲拎回了5年的生命。

　　共产党、毛主席是父亲一辈子的信仰。我和弟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先后离家参加工作。弟弟入党比我早很多年。

　　几十年来，他从未跟我们说过当官发财赚钱之类的话题。

　　1985年春节，热热闹闹之后，父亲坐到我的面前，看了我片刻，神情异常严肃，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大，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呢？向组织写过申请吗？”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低头沉默了一会，说：“没有”。见他脸上顿起风云：“为什么？”“爸爸，我的条件还不够，到了那一天，我会向组织提出申请的”。听我的回答，父亲似乎还算满意，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两个社会，见识两个党，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这些盘泥巴的人当人看，陈永贵一个地道农民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历朝历代哪有啊！不信共产党不信毛主席，难道去信国民党蒋介石？用枪顶我脑壳我也不。”后来，我也加入党组织，父亲很高兴，便用习惯了的军人口吻，跟母亲说：“我家的阵地守住了。”

　　分田到户，实行单干之后，有阵子起了歪风，诋毁毛主席，指责共产党的言论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他非常不适，跟别人说，“此风不刹，中国会出问题。”最让他不理解，不能接受的是原公社近100家企业，包括三元化工厂、万头猪场等上过央视的骨干企业，尤其是融入他半生心血的芭茅山林场等等，垮的垮，卖的卖，一夜之间灰火烟灭。他困惑，愤懑。本就话不多的父亲，更加沉默少语，成了名符其实的孤独老人。到最后，只有他的孙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见他神情一致的快乐和欢喜，还有架子上的那盆紫苏，尚能焕发他的热情和愉悦。

　　父亲晚年身体一直不好，过了76岁，一直在吃药打针。本想把父母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房子都买了，但他们都不愿到黄州来，说城里闷人。父亲病情严重以后，母亲亲手服侍父亲，擦洗、按摩、依着父亲的口味变着花样做的饭菜，尽量让父亲能够多吃点，有能量对抗疾病的折磨。有时候母亲整夜不睡，陪着父亲，力尽所能减轻父亲的痛苦。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母亲当初那么强势和任性，甚至把自己开挂的事业都弄丢了，父亲仍然不离不弃，守候这份苦多甜少的婚姻，油米酱醋茶争吵背后的灵魂相守，父亲用爱包容了母亲一辈子；而母亲被爱的包裹，从来没有花言巧语的表达，其实点点滴滴都记在她的心底，留着独享，留着永远属于自己。

　　2000年春节临近，父亲整天躺在床上咳嗽不止。我便电话远在北海舰队的弟弟，告知父亲病况，希望他能回家陪父亲过年，他答应了，但只能在家呆两天，战备值班不能告假。春节一到，年味就上来了。农村没有约束的燃放鞭炮，几家的孩子围在老人家的身边，吹拉弹唱，逗得老人十分开心。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我家最圆满最快乐的春节。

　　正月初九，上班的第二天，早上一点接到父亲不行了的电话，我全家连夜赶回，但还是晚了一步。父亲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六年后，我的80岁母亲也跟着父亲走了。奇怪的是，母亲竟然与父亲一样，都是在正月初九早上二点走的。我读不懂冥冥之中这条信息，但我知道，我的父亲、母亲真的太寂寞了，最后连和自己的儿子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的那么忙吗？成了我一生的痛！

　　今年清明节前夕，接到姐姐急匆匆的电话：“你昨天一天的电话怎么打不通？”，“按错了键，按到了飞行模式。”我回答道。接着姐姐说，50年前大队赤脚医生老万，昨天来看我的父亲。今年他也80岁了。1983年他到英国，跟他堂哥开公司，赚了钱。后来又回归本行，在伦敦开了一家中医诊所，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中医。这次回武汉祭祖，他的儿子开车陪他过来看望父亲。到墓地祭拜父亲，恭恭敬敬摆放了两瓶黄梅“糯米堆花”，并在墓地采摘了一片紫苏的叶子夹在包里带走了。

　　也许老万知道，在父亲的眼里，紫苏花再一次盛开，就象故友重逢，欢喜而又鼓舞，情动而又绵长。生命如草，我这颗世俗凡尘里驿动的心，感到了一种宁静悠远的慰籍。

　　秋风乍起，紫苏花就要开了，又是一个美丽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