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6日，彭德怀、腾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铜鼓高桥进军万载。因在万载大桥受挫，9月11日，红五军北返铜鼓，攻克了县城。探知敌追兵将至，红五军即撤离县城，北进幽居。这时，边界形势紧张，斗争激烈。为统一边区党的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造成湘鄂赣边界的红色割据局面，腾代远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精神，于9月17日在铜鼓幽居召开平（江）浏（阳）修（水）铜（鼓）4县党的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会议选举腾代远、李宗白、邱训民、彭德怀、王首道5人为常委，腾代远为特委书记。会议认真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盲动主义，确定了特委的发展方向，部署了边特的工作任务。幽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下面讲述湘鄂赣特委领导下的华林山革命斗争的故事。
高安一侧的华林革命斗争于1928年展开，以张科元、郜封爵为领导。
张科元，又名张柯治，道号：柯道士。1899年出生于华林张坊村（今属华林镇茶溪行政村），排行老四， 八岁读私塾，十四岁因贫辍学，选择了进洪城寺当道士，1925年，父亲病重，貌似中邪， 张科元因为道术无法救活父亲，一气之下，把道袍焚烧在了父亲的坟前，自此离开了寺院。恰在此时，家族里面的私塾先生病逝，经家族同意，他接过了先生的戒尺，开始了教书生涯。
1928年春，伪乡长张炳山霸占了张启根家的一块活命田，张科元为此打抱不平，找到县衙告发，谁知道官官相护，张科元不仅输掉了官司，还丢了教书的饭碗，只能重操旧业做了道士。1928年8月初，张科元在华林民团团总李金焕家行道的时候，看到一张报纸上登载了《匪首彭德怀7月22日在平江率匪暴乱》。
江西是革命老区，读过书的张科元早就听说了1927年8月1日，距离高安百里路的南昌爆发了“八一起义”。 张科元决定到湖南平江去寻找红军队伍。 当时，从张坊去湖南的官道是经村前、过苏溪河进入宜丰县，再到铜鼓县去湖南。张科元在铜鼓和宜丰两县交界地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找到了红军的队伍，在当地农会的介绍下，他成为了一名光荣地红五军战士。
1928年11月，部队向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合，张科元被留下了下来，在湘鄂赣边区特委领导下，以华林山区为根据地，以张坊村作为活动据点，以道士身份作为掩护，展开了党的地下活动，不久就成立了张坊村秘密农会，十几天后，附近一百多人秘密加人了农会组织。消息不胫而走，伪乡长张炳山看到农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不禁感到害怕，他找到团总李金焕，准备浇灭这股革命的火种。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张科元深受启发，他一边筹备起了农民武装力量，一面请求修(水)、宜(丰)、奉(新)县委派人援助。
1929年4月中旬，修宜奉县委派华林人幸金香率领了三十余名红军战士与华林农民武装胜利会合，随后开始了武装暴动。他们打土豪，抗租税，有力的震慑了当地的地主和民团。 他们打开了地主单志贤在柏树牛栏窝的谷仓，号召百姓们都去扒谷，并趁机在墙上刷下了“红军万岁”，“团结起来打土豪”等大幅标语，使革命影响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扩大。五月初，张科元组织的农会揪斗了张炳山，并让其戴高帽游乡走村，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就在张科元在华林山村前镇、棠埠镇一带率领农民武装频繁活动之际，共产党员郜封爵也在华林山的伍桥地区拉起了革命队伍。张科元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前往伍桥联系，二人商议，决定统一举行华林山农民武装暴动，下设两个分队、瑞相院分队和关王庙分队,四个小队。张科元任总指挥，郜封爵任副总指挥。
1929年6月27日晚，张科元、郜封爵率领革命队伍，朝伍桥“瑞相院”汇集，当院内第一声钟响，数百名暴动队员朝着华林山的大官僚地主何祖烈(县临时参议会副会长)家里冲去，何祖烈父子赶忙向李金焕家报信。李金焕得知农民暴动后，忙把大批银元送到伪高安县保安团团长邓光庭处，企图借用保安团的力量来扑灭华林山区的革命烈火。
29日拂晓，暴动队派一个分队在泉水洞外围与邓光庭保安团接火后，佯装败退，将敌人诱至泉水洞。泉水洞原是旧时高安通往瑞相院的必经之路，两旁山高坡陡，树木葱郁相结，远看像一个幽深的山洞，加上汨汨清泉奔泻而出，故而得此名。张科元见由李金焕打头阵带领的保安队全部钻进“洞”后，迅速用火力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二百多名敌保安团队员听见四周枪声大作，顿时慌作一团，成了惊弓之鸟，拼命把身子钻进荆棘丛中逃生，因为邓光庭后援部队及时赶到，这股敌人才得以逃生。
邓光庭因力量不够，遂向奉新保安团求救。第二天深夜，高安保安团和奉新保安团分别从燕山(今属华林费家村)、石背(属地不详)向我农民武装的驻地“瑞相院”实行前后夹击。在敌强我弱，农民武装的武器弹药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张科元果断地命令幸金香率领暴动队主力朝杨梅洞一带强行突围，自己则与郜封爵分别带领一个暴动小分队以阻击前后夹击之敌。由于天黑风高不慎，郜封爵、涂怀远等六人不幸被捕，六名暴动队员落入虎囗，当晚就在石古塘惨遭敌人杀害。郜封爵被砍两刀未死，后逃出了虎囗。
瑞相院
张科元回乡的消息，被伪乡长张炳山知道。未等天亮，他就来到敌华林山保安团队部驻地凤凰井，向李金焕、邓光庭告密。张科元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敌高安县保安团团长邓光庭为了捉拿突围出去的暴动队主力队员，没有急着杀张科元，而是请华林山知名绅士幸洞川劝降张科元，7月4日，幸洞川手拄文明棍来到关押着张科元的住所，以张科元母亲病危的消息来劝他“迷途知返”，做一个名传千古的好孝子。张科元斩钉切铁地回答：“我既要做我母亲的大孝子，但更愿做共产党的赤子。”
邓光庭见幸洞川来劝降都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不死心，他思忖片刻后又生出一条毒计。七月七日傍晚，他命令华林民团团总李金焕将张坊村附近十多个村庄的数百名群众强行赶到凤凰井（今在上游水库下），当着张科元和群众的面，下令将张科元的发小，农民武装暴动分队长张启根，暴动队员王绍细两人捆绑在梯子上，梯子上又捆了两块大石头，另外，又准备了一只猪笼放在傍边。他下令残酷地将二位暴动队员沉入水塘中！
邓光庭见两名暴动队员被活活淹死，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狞笑。他走到张科元面前，恶狠狠地问道：“你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们不安份闹农会的下场。”张科元视死如归地回答：“我看清楚了，他们二人是好样的！”张科元怒视着站在面前的群丑，正气凛然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吗？可我张科元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能死在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上，死而无憾！”说罢，张科元勇敢地朝敌人刽子手的枪口迎去……
郜封爵被砍两刀未死，逃出了虎囗，躲进了艾家岭山洞，苏醒后爬到附近一位老大爷家里暂时隐蔽，后来家里人秘密将他送到宜丰一个亲戚家养伤。
郜封爵于 1895年出生于今高安市伍桥镇洋源郜家村一个手工业家庭。家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三，父亲和大哥都是篾工。读过三年私塾，14岁跟哥哥学手艺，经常到华林山区做工，他坚持自学，没钱买书就借别人的书读，因此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后来受聘到了高安珠湖小学任教。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占高安以后，高安县的工农运动在中共高安支部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郜封爵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并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高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党员转入农村开展地下活动，郜封爵按照党的指示，从珠湖回家乡伍桥地区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郜封爵在伍桥山区白天教书，晚上就到瑞相院、堎上、山坑、何家一带向穷人宣传革命道理，不久他联络了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下来的农会干部张代学、张善学等人，以瑞相院为中心，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农民武装——华林农民自卫军，郜封爵被推举为自卫军领导人。为了便于工作，他改名郜树勋。自卫军成立后，他积极组织开展打土豪活动，首先斗争了杨家村罪恶多端的土豪王多信。打土豪没收的财产，除银圆留作军饷外，其他东西全部分给穷人。
在郜封爵组织农民自卫军闹革命的同时，红五军战士、中共党员张科元也受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委派，于1929年初回家乡华林山区开展革命活动。两支队伍很快联合后，决定举行暴动，以推翻华林山区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929年9月，郜封爵与张科元共同领导了威震高（安）奉（新）宜（丰）三县的华林山农民暴动，历时半个月。他们抄了伍桥地区官僚地主何祖烈的家，打死敌保安队员20多人，打伤几十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也有说是叛徒高密，加之农民武装使用的多是梭镖、大刀、鸟铳等武器，在奉新、高安两县保安团的夹击下，农民武装被冲散，战斗失利，由于天黑看不清方向，郜封爵、涂怀运等43人不幸被捕，当晚就有6人在石古塘惨遭杀害。
1930年春，郜封爵潜回高安，在村前街开茶馆，继续开展地下工作，重新组建起一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队伍。1930年7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由樟树渡江进入高安县城，准备攻打南昌。29日，红一军团在高安发布《进占牛行车站命令》，并分别在城区凤凰池、万寿宫、灵官庙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推进西山、进占牛行的作战计划。7月30日，部队离开高安向西山挺进，进占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此时，奉命进攻长沙的红五军告急。为了援救红五军，红一军团决定停止北上，挥师西进，与红五军会合。
高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伍桥镇六尺桥(去年已倒塌)
“西山会议”后，1930年8月初，毛泽东随红三军离开西山，取道安义，由奉新经高安伍桥六尺桥、白鹭圩到村前宿营(这是古道)。途中在伍桥附近的狮公脑同国民党公秉藩部遭遇，展开了一场激战。毛主席亲自在高安指挥了这次作战，郜封爵率领游击队和红一军团的部分战士在伍桥包围了从上高前来支援的敌军，令他们纷纷缴械投降。8月7日，高安狮公脑的战斗取得全面胜利，毛委员率领的红一军团红三军来到村前镇的苏溪河畔宿营，获悉了华林农民军的首领郜封爵的英勇事迹后，大加赞赏，当即给他颁发了残废证明，鼓励他把伤养好，继续领导华林农民军开展革命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临走时还送了衣服和一箱饼干给他。
送别了红三军之后，郜封爵又回到了堎上的艾家岭。一边开设红军医院，给受伤的红军战士治疗；一边筹办红军被服厂，为前线红军官兵制作棉衣棉被。尽管当年朴素的棉衣棉被够不上新潮，简陋的草医草药又苦又涩，但红军游击队正是依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穷凶极恶的敌人。堎上山坡的映山红开了一年又一年，华林山下农民革命斗争更加如火如荼。谁知1934年深秋的一个月夜，郜封爵在与游击队联络的途中，因伤口复发而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九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南方局访问团来到堎上，慰问了郜封爵的家人，见证了当年红三军颁发的残废证明，郜封爵最终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华林山游击队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为当地的革命事业播下了星星之火，华林山多处的山洞里也都留下了他们居住过的痕迹，人们亲切的称之为“红军洞”。2012年12月24日，高安市人民政府公布红军洞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有部分内容摘自2021-05-07 18:38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以及微信公众号高品高安、高安寻古等等网络公开发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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