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在巴西的中国公司被巴西政府“污蔑”奴役中国工人，其实，中国人在拉美地区被奴役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不只是中国公司。
就如在其他文章中说的，黑奴贸易被禁止后，代替黑奴的，就是当时从大清输送出去的华人劳工，他们在拉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今天秘鲁是拉美华人最多的国家，很多都是当年的华人劳工后代。
本文简单讲讲，华人在拉美曾经被奴役地多么悲惨，以及巴西曾经引进华人劳工的历史。
话说1874年，总理衙门接受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时任美国驻京公使代办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建议，向古巴派遣了由时任美国留学委员和副委员的陈兰彬和容闳，以及任职于汉口和天津两地海关的西人马福臣（A. Macpherson）和吴秉文（A. Huber）组成的联合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待遇。
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查团对2500名华工进行了问询，收集了1176份笔录、85份申诉和1165份签名。随着这份调查报告的英文版（Chinese Emigration: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Sent by China to Ascertain the Conditionof Chinese Coolies in Cuba. Ch’eng Wen, 1874）发表，华人在古巴遭到的半奴隶的非人待遇震惊了全世界。
我在网上查到了这个报道的原文，现在存在耶鲁大学，下面是一个片段和我的翻译：
在这些调查中，访问仓库和监狱的时间总是由当地官员确定，而且只有在征得官员同意后才能访问种植园。此外，在我们停留的地方以及路上，都进行了独立调查。
对中国人的所有调查都是我们口头和亲自进行的。证词和请愿书表明，所有中国人都声称自己是被绑架或诱骗的；在航行途中，因殴打、自杀和疾病造成的伤害导致的死亡率超过 10%；抵达哈瓦那后，他们被卖为奴隶，一小部分被卖给家庭和商店，而绝大多数人则成为甘蔗种植园主的财产；即使对前一类人，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残忍，而对后者，这种残忍程度令人难以忍受。种植园里的劳动也非常繁重，食物不足；劳动时间太长，棍棒、鞭子、锁链、枷锁等惩罚造成痛苦和伤害。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人被殴打致死，死于创伤，有的自缢身亡，有的割喉自杀，有的用鸦片毒死，有的投井自尽，有的投糖锅自尽。通过亲眼目睹，还可以证实其他人受到的伤害、四肢骨折和残废、失明、头上长满疮、牙齿脱落、耳朵残缺、皮肤和肉体被撕裂，这些都是残酷的证据，所有人都看得见。
合同终止时，雇主大多不发完工证书，并坚持要求续约，合同期限可能长达 10 年以上，在此期间，他们仍将遵守同样的残酷制度；如果中国人拒绝同意，他们就会被带到工地，在那里被锁链锁住，由警卫看守，被迫修路，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所受的待遇与监狱里的罪犯无异。之后，他们被迫再次为雇主服务，签订合同，合同完成后，他们再次被带到工地。
这就是中国人在拉美当奴隶的经历---
这一形势一方面迫使西班牙在与清廷签订的有关条约中，规定在古巴的中国臣民为自由人身份；另一方面也促使葡萄牙国王于1893年12月颁布敕令，禁止澳门的苦力贸易。
现在说下巴西当年对华人劳工是多么垂涎三尺，以及清政府保护华人利益做出的努力。是的，大清，曾经也保护过中国人哈哈哈
1822年12月，佩德罗一世（PedroⅠ）不顾葡萄牙自由派政府的压力宣布独立，并效仿拿破仑一世建立了巴西帝国。
新帝国的经济依然主要依赖甘蔗和咖啡种植，其劳动力主要来自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黑人奴隶。法国率先于大革命之后的1794年废止了奴隶贸易 ，1807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废止。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和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拦截，巴西先后于1831年和1850年两次通过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的法案，但奴隶贸易并没有因之而绝迹，同时，居留在国内的黑奴地位也依然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直到1888年3月，摄政女王伊莎贝尔（Isabel）以其兄长佩德罗二世的名义签署了“废止令”，持续400年的奴隶制度才在巴西正式宣告结束。为此，官方给出的原因是：（1）奴隶主发现追回逃跑的奴隶非常困难，而且花费巨大；（2）现有的奴隶人口已经趋于老化。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掩盖的真实原因是：（1）在智利、哥伦比亚、波多黎各、古巴等南美殖民地国家相继取缔奴隶制度之后，奴隶制的保留成了巴西社会“落后”和耻辱的标志（2）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逐渐消失，非洲黑奴的来源遭到阻断，种植园主们发现与从非洲输入黑人奴隶相比，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作为自由劳动力的成本相对较低。为了应对劳动力的极度匮乏，巴西政府和民间先后多次发起和实施了从欧洲和亚洲引入移民的计划。
巴西为何看上了华人当劳工？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本土的巴西人已经将亚洲视为可以提供未来奴隶工人的明显资源。那时见多识广的人都知道，在古巴，中国契约劳工正在和奴隶一起工作，以减轻那里的劳力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移民正在蔗糖种植园里做事，或者在忙于收集鱼肥料；英国虽然干涉巴西贸易，试图终止非洲奴隶交通线，却正在其热带殖民地使用东印度和中国工人。实际上，亚洲已被视为是拥有能够最好地代替黑人奴隶的合适民族的大陆：只要不是欧洲人，一旦抵达巴西就很难指望获得本国政府的保护，一个苦干的、穷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奴隶民族，他们已经适应了社会底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乐于为最微薄的薪水而卖命。
输入中国劳工的主意在1854年的巴西国民大会的两院进行了讨论，随后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巴西驻伦敦的公使被命令安排输入6000名华工到巴西去。1856年之前，360名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随同一艘美国船抵达了里约热内卢，但是美国政府代表宣布禁止此后将美国船只用于此项用途，随后输入中国劳工的问题就因此而搁浅了。然而，对华工的兴趣却依然存在，在1859和1866年从新加坡抵达巴西的华工总数目已经到了612名。
巴西公司设法于1874年向巴西运送了1000名中国人，大部分是为了培植茶叶。大约在1875年，巴西又试图从广州甚至加利福尼亚招募华工，但是再次被中国所打断。毫无希望之下，1877年，巴西公司正式恳请巴西政府同中国谈判，签订一个商业条约，以允许其直接将中国工人运到巴西去。
然而到了1892年（光绪十八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其他各国纷纷效仿，中国海外移民境遇日艰，而广东等地过剩人口将造成社会危机。
1892年10月10日，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朝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巴西，谈判招工办法，以使广东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数万人。
郑藻如，广东香山人，曾为李鸿章的幕僚，任天津海关道。1881年至1885年为驻美公使。此时他上书前上司李鸿章，是亲身感受到了人口危机，“中国人满为患，粤东更甚，现今劫案频闻，乱阶隐兆”。在该条陈中，郑藻如还附呈《查订巴西工商各务事宜》二十条，详细开明了移民中须注意的事项。
李鸿章接到上书后，即与已升任北洋机器局总办、候补道傅云龙商议。傅云龙恐口说有所忽略，事后又于10月31日上书李鸿章，称“许招工之议难可暂缓”，“数十万之衣食系于一时转移者”，赞成与巴西谈判招工事。于是，李鸿章于11月7日将郑藻如条陈、傅云龙条陈抄送总理衙门，并称： 自美国禁止华工，中国沿海穷民，少一出洋之路，生计日蹙。前出使美国郑大臣，关心时局，曾以巴西安置粤人，详议节略章程见示。兹据该道（傅云龙）禀，前曾游历巴西审察情形，应乘西工未得专利之时，与议招工约条，将来不致为彼排挤。并称该国现已在新加坡暗为招致华人，自须预为筹及，免致华工到彼，无官保护，受其凌辱，又蹈秘鲁、古巴覆辙，所论甚为有见……相应将抄本清折，咨送贵衙门，请烦查照，核酌办理施行。
由此可见，李鸿章、郑藻如、傅云龙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同意巴西在商定条件后招募华工。总理衙门后来未将郑藻如的提议，即主动派使去巴西，付诸于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1888年（光绪十四年），巴西帝国废除奴隶制。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1891年，巴西国会通过宪法，成立巴西合众国。此时的巴西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其咖啡产量超过了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急切需要劳动力。而直至此时，到达巴西的华工人数是不多的。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决定派使驻华，谈判招工事项。
1893年5月17日，总理衙门收电报：“巴西派使来，华兰德、辣达略日内由巴黎启行，非旧使喀拉多也。”
清政府强调了招工一事须由华官主持，须先派人去当地查看情况，在巴西设立领事，到达巴西的华工应享有国民待遇或最优惠国民之待遇。辣达略表示愿意就招工一事进行谈判，华工可享有最优惠国民之待遇，同意在巴西设立领事，并主张今后招工由巴西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办理。
为表示其与先前臭名昭著的古巴、秘鲁“苦力”贩运有所差别，辣达略在会谈中还保证在航运时给予人道的待遇。
说到航运，中国人在远渡重洋过程中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要悲惨的多得多!
在1795年到1811年被从非洲运送到里约热内卢的17万奴隶中，死亡率是95‰。相比之下，1860—1863年间从中国运到秘鲁的苦力贸易死亡率是30.44％。1856年一份禁止苦力贸易的秘鲁法令声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华工因为过度拥挤和食品缺乏而死去了。
到了此时，清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与巴西新使辣达略、阿喜巴吉谈判华工之事。李鸿章亦将相关文件交傅云龙，让其有所条陈，有所准备。
1893年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
大约1893年（光绪十九年）7月，澳门街头张贴“街招”，宣称已与清朝达成协议，允许巴西招工：
大巴西国总统特谕大巴西国大议院知悉。照得本国属在南花旗之中，泉甘土沃，最宜耕种，惟查万国民人，惟华人最为勤力耐劳，安分守己，可以有为。况大清国与本国于光绪六年八月中，业已立有通商和约，此时可将该条约，次第举行，妥当立章程，请华人到来耕种，并派大臣前去大清国京都驻扎，办理一切事宜，并请大清国大皇帝委派领事等官到来本国，保护华人，俾得均沾利益。钦此。可也。
从“街招”开出的条件来看，十分优厚，但似不可信，与前期骗招秘鲁、古巴华工的条件是大体相同的。
驻在香山县前山的海防同知魏恒、前山营都司黎中配，闻讯即派人去澳门，抄录“街招”，并发现在澳门最为僻静之水手街，开设了二间工所，名为“华利栈”、“万生栈”，已招四百余名，多为新安县属客民。准备载运华工的“地打杜士”号正往泰国运米，回澳门后“将招聚之人装运出洋”。该海防同知、都司感到情况严重，于9月30日向两广总督李瀚章报告： 其“街招”所叙合同工银、服食及做工相待各款，与历来诱骗办法，大略相同。但今七月至今，未及两月，被招之人，因受刻薄，闹事多次，现被监禁多人，并有数十名乘间逃逸，而该公司控于洋官，诬累无辜之人。尚未出境，业已如此，将来到彼，以后之害，不问可知。
总之，在亚洲，自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在数个世纪内，他们不断通过拐骗和绑架的方式，将沿海的百姓偷运至葡萄牙在印度和南美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取代澳门成为远东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澳门的经济地位陡然衰落，逐渐蜕变成国际“苦力贸易”的中心。早在19世纪初期还未获得独立之前，巴西的经济学家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员便建议从中国的沿海地区招募200万名华工，实际上最终到达巴西种植园的华工仅有四五百人。1873—1874年，巴西的移民公司再次计划从香港、澳门和其他广东沿海地区大批招募华工，但这项计划最终也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乃在于英国禁止从香港运送华工，并且也迫使澳葡政府禁止从澳门贩卖苦力出境，加上清政府鉴于此前在古巴和秘鲁的华工之恶劣劳动条件和非人待遇 ，不允许华工出洋——自愿出洋或者前往与中国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除外。
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辣达略对输入华工的兴趣下降，更有兴趣输入日本劳工。辣达略由此而赴日本，在日本做了一番考察后，直接回到巴西。辣达略后来没有去北京进行华工谈判。1895年11月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与日本驻法国公使曾祢荒助在巴黎签订了《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内容涉及到日本向巴西移民，12月16日巴西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
这样巴西主动放弃了与清朝谈判招募华工的事情，巴西后来也未再派使节来华。
而今天在巴西的日本人后裔反倒更多，也是当年过去的日裔劳工后代。
只是今天日本人境遇早就改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