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读《倾覆与重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其中一个章节提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结下的四个“歪瓜”，总结的很深刻，在此摘录分享。
封建体制犹如一根长藤，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怪胎”，就是一根毒藤，至少可以说是基因严重不良的藤。随着土壤、气候、雨水的变化，那根毒滕会长出“病瓜”“歪瓜”，于是也就有了王朝、革命”的循环往复。这些、歪瓜”主要有以下几种。
“歪瓜”之一：让人没法说话
历史好像早有这样的定数：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祯；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的多数皇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如汉武帝、康熙、乾隆等。忠实的太监和奴才们常常活跃或忙碌在一流统治者的时代，文人们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只有农民起义者会感谢三流统治者的时代。为什么？机会来了！
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十有八九是三流的最高统治者。
在那个年代，他们让人每天过着愚人节，使人头麻木得成了“木头”“蒜头”。不仅如此，一大帮聪明极顶的才子们却把精力和才华投在了皇帝的大院中。那里，既没有自然科学，也没有社会科学，有的只是强权的“盗理”。那时所谓的“天下归心”就是政治家们自作多情的政治臆想，也是他们对民意的强奸。
通过钳制及奴化思想，扼杀人的精神活动，泯灭人的思想自由，从而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是中国古代封建体制内惯用的手法。这方面，封建专制思想的老祖宗早就教诲在先：“禁其言”、“禁其心”。比起军队、警察、监狱等“显暴力”，这些属于隐性的思想和文化暴力，更能泯灭人性。他们钳制思想的方式各有不同，常见的是加强学术专制，垄断学术思想。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改造成为阴阳五行化的，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经学。经学被立为官学，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学说，将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加以严厉禁止和排斥。
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古代，人们不跟你讲理，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历代皇帝还有个出色的手艺，就是“杀头”。另外，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
对于社会草根阶层来说，言论禁忌是封建帝王统一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在儒家经典《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就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讹言惑众”，制裁以言惑众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束缚思想、剥夺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抑制创造力，不惜一切代价制造文字狱，谏谤之祸、禁书焚书等不计其数。
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这倒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当时有许多人批评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除了医药、种树等纯技术类的书以外，把天下的书全都烧了，来了个下马威，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一些儒生与方士等“愣头青”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又来批评秦始皇，惹得他大怒，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果真是鸦雀无声了。至此，秦始皇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多年后，不仅秦始皇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中国的天下从此再不姓赢了。
为了加强对士人的控制，自武则天那个时候起，君主还通过殿试亲自主持考试。政府对科举考试的教材也作严格限定，甚至钦定教科书，连考试的文体也有统一标准。士人只能按官方规定及标准去读书及应试，不得随意发挥。科场垄断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考问题时只能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在君主的眼里，人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一般不能以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进行思维，而是要服从所谓的天的意志和君子的权威。
大清是一个“拣来的”王朝。这样“合法性”不是很强，使历代帝王一直以铁腕来封住大家的嘴巴，不许中原百姓讲话，更不许中原的文人讲话。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抉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以“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还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19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地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得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不可想象，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唐宋成熟期的封建文明之后，还有这样一位精神残暴的最高统治者。
从此，国人被打入地狱，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变为万马齐喑，成为一群沉默的可怜的羔羊。相对于肉体消灭、精神阉割的后果更为严重。
从理论上讲，思想是最自由的，最不受拘束的。但事实上，思想上很难得到真正的自由。不但经常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干涉，有时甚至还会被严重地禁锢起来，使得有生之灵的人们陷入不死不活的状况之中。不过，封建统治者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好控制，就是思想最难控制，因为它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自由性。想要真正扼杀人的精神活动，限制人的思想自由，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是绝不可能的。一个社会，有人发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万籁倶寂。
当一代王朝走向灭亡的时候，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王朝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缓解紧张的社会情绪，更不可能为社会提供正常的秩序，但是他们还会竭尽全力不让人说话，哪怕老百姓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也给堵得死死的，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
思想越被钳制，言论越没有自由，有话没有地方去说，那就迫使百姓越想着法子找地方去说，并且说的内容并不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或者是统治者最不爱听的。许多农民起义者“反了”的想法，就是这样一步步地积聚起来的。何况，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政府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态势摆平社会反抗。
由于百姓没有正常的沟通思想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这些在高压统治下被驯化得像羔羊们一样温顺的人骤然变成凶恶的狼，陷入以暴抗暴的怪圈，发展到最后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不惜铤而走险，寻求一线生机，社会秩序便被这些人群的暴力冲垮了。
“歪瓜”之二：“逆淘汰”和“身份固化”
遍行于整个社会利益的天平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择业取向。在权力荷尔蒙的剌激下，一大批一大批的“有志之士”走上仕途，这几乎形成了全民共识。大家盯着一个官位不放，有如食腐动物集中在腐尸上一样。同样，官员的升迁制度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也是很大的。那时候，肚子里稍装点墨水的人，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渠道便是做官。在他们的眼里，人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事可以帮他们出头了。
但是，中国的封建官场并不全靠本事吃饭，政客很多时候听从着政治掌权者、垄断者的号令，官场上的“逆淘汰”和社会成员身份固化渐成常态。
往往一个王朝刚开始登场的时候，官员们基本都是从行伍和谋士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历经风雨的佼佼者，都是有才能的人。加之当时社会刚从一个混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都处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彼此之间很少有沾亲带故的，大家彼此都还不熟悉，官和官之间都还不了解，很难做到以心交心，触心沟通。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官与官之间熟悉了，有的结成了亲家，成了世交，门生故吏也多了起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京城到农村，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官僚阶层，因而，在政治关系网外围还分布着以权力为中心的“蜂窝状”的社会关系网。这种以亲情和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官僚士族利益集团，在选拔人才上，自然是以远近亲疏为标准，从而产生了一个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生态的绝招一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百姓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指定、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在官场上，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官帽子只是有些人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关键是看你顺眼不顺眼。
当官员无法从制度的正常运行中得到升迁的预期时，就会容易寻找其他途径。于是，要做官，不做人；要做人，莫做官。要想人官两不误，除非你是个阴阳人。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成了一种通病，官场“逆淘汰”注定要在这样的非常竞争状态下发生，并且比之市井流氓，“逆淘汰”这条游戏规则似乎更适合于“仕途流氓”。“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的命题，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正确而完美的诠释。宋代的苏辙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由此，很多高俅式的人物便呼之欲出了。
官场“逆淘汰”，对于过关的草包，都是美不胜收的人生喜剧；对于被废的人才，则为彻头彻尾的毁人的游戏。
在这“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一口口埋弈人才的陷阱，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在中国古代官场上，自然不足为奇了。在人治社会里，在各种“生产关系”中，“关系”是决定因素。鼓励奴才的体制必然意味着对英才的排斥。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对于他们来说，要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升迁的机会，这种选择无疑是无比痛苦的。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独立思想的庸人，反而会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
任何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最需要的是健全两个功能：一个是约束权贵们的为所欲为，另一个是为草根阶层进入上流社会搭建梯子，而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就先天缺乏这样的功能。比如，一个家族如果在王朝初期没有赶上利益的班车，那么到了后期，随着官位挤满了，资源分光了，那就只有被边缘化的份，身份基本上被固化了。于是，这个家族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经常遭受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侵害。
“逆淘汰”和“身份固化”盛行于整个社会，使一些无背景、无财富、无机会的“三无牌”们，一直被固定在“草根”阶层里面。要想出人头地，就只能指望世道了。
陈胜、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这样有鸿鹄之志的人，他们本想为其认可的政治体制效力，成为“体制中人”，但是原有的社会制度里没有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所向往的体制始终拒绝他们的加入，而正常社会环境又无法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提供可能，现实驱使他们铤而走险，打破旧制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年黄巢参加过科举考试，据说还不止一次，可惜都没有及第。这不能完全怨黄巢自己。他既不是陇西李、清河崔、太原王、荥阳郑等世家的子弟，又没有贺知章、白居易、韩昌黎之类的大人物愿意帮他四处拉关系，名气好像也没大到可以吓得主考官让他来评卷子、顺手把自己排第一的地步。就算想作弊，他也没结交上温庭筠这样急公好义的大侠。他的朋友倒也不少，只不过都是王仙芝、尚君长之类的私盐贩子。考进士玩的是斯文，他总不能请王仙芝拎上两柄菜刀，蹲到考场门口去吓唬人吧？
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如果政府内部不能持续吸纳新的优秀人才，这个政府是无法长久持续运作下去的。“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就像身份固化的“篱笆”，直接困死了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到了“板荡”之际，整个朝廷连一名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尤其使一些优秀分子无法与既得利益者公平竞争，使他们产生了不平感，便用自己的才能与知识来反抗政府。
一个专注于“逆淘汰”研究的民族是无望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之所以主调呈灰色，这是原因之一。
“歪瓜”之三：贪官满大街在跑
历览中国的官场史，贪官一般有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层次的腐败是权力寻租，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高层次的腐败是出售委托权，那是一种体制或机制的腐败。老百姓接触的贪官基本上是低层次的，对中层次特别是高层次的贪官老百姓不可能接触得上。低层次的贪官似乎是个强盗，老百姓不仅对他们的行为有切肤之痛，而且恨得牙根痒痒的。
官本位的基础是权力的通吃性，而权力通吃又是赢家通吃的一个变种。通观古代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一方面，统治者要获得“靠得住”的官员的效忠，就要给予他们特权；另一方面，官员们为了获取特权则向上级统治者输诚效忠，竭力扮演成为一个“靠得住”的人并争取提升，从而形成专制社会独有的统治体系。凡是官僚，差不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所谓“升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财”。因为官升得愈高，发财的机会就愈多，财也就发得愈大。当官既然是为了发财，于是自然而然地要尽量贪婪、尽量纳贿、尽量进行搜刮了。
利益既是一代王朝得以建立的理由，也是一代王朝被推翻的理由。历朝历代，官吏利用职权假公济私、鱼肉百姓的现象非常普遍。明、清时期有谚语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贪官满大街在跑，在封建社会里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不可否认，中国封建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清官，但仅仅是个别的，要与当时官员的总数相比较，不知道是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了，用凤毛麟角来作比喻可能也有过而为之的嫌疑。在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朝代，谁想当清官，上下左右的贪官就会联合起来把他“参”掉。清官是皇帝叫谁当才能当的。清官们的“先进事迹”如此感人，往往是被其身后的统治者“树典型”树立起来，以资教育，更多的则是被人们当作神话来传播的。把“清官”当作“传奇”，这就足够证明中国官僚之贪污腐败是达到如何普遍化的程度了。
政坛越是腐败，想当官的人也就越多，这几乎成了规律。因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可以通过当官来获取非分的名利。据《通典》、《续通典》记载，各个封建王朝有品级的官，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加上属吏多达十几万，三四十万。
《元史·百官志》载，元代朝廷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个主要官署以外，计有六部、十五院、十寺、三司、四府、十四监。其常设机构的数量和名目，超过唐、宋以降的任何朝代。再看地方官府的发展。秦汉以降的地方官府，多为二三级。如秦汉为郡、县二级，唐为道、州、县三级，宋金为路、州、县三级。元代则扩展为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五六级。由于层级增加，地方官府的数量随之变多，仅路、府、州、县的数目最多时达2038个。上述地方官府的层级数和官署总数都超过了两宋。
官署数量增加自然会带来官员数的上升。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全国官员为16425人。大约在仁宗延祐年间，全国官员总数为26690人。元末官员数比至元年间大约多了三倍。
谋求高官厚禄是历代官僚的一致欲望，这不足为奇。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实施把官爵当作一般赏赐物的政策，官员索要官阶、竞相攀升的企图不仅不能得逞，反而应该受到压制或责罚。遗憾的是，元朝皇帝中很少有人懂得“名爵岂赏人物”的道理。因为，这直接关乎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特权和既得利益，体制和政策层面的东西就有了与之相呼应的社会势力和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就难免不会产生强烈的剥夺感，“仇官”、“仇富”等不满情绪自然蔓延。本来，历朝历代，有富有穷，本属正常，就看谁富谁穷。官员都先富起来，而且大富特富，那就问题大了，深究下去，必然是贪字当头。
贪官无处不在，使得人心涣散、官民对立，一次次把王朝推向深渊。
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整个社会的世风日下，使当权者逐渐丧失统治效率，失去了对群体事件迅速作出处理的底气，没有能力把群体性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由于时间的流逝，现在能进入我们这些后人眼里的农民起义规模都是非常大的，小规模的民变很少会被历史记载，因此可以说农民起义本身就证明官僚集团已经腐朽了。
当一个社会贪官到处都是的时候，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自然会越来越重，起义的农民首先拿他们开刀。新建立的王朝有鉴于此，通常也比较注意整顿吏治。汉光武帝刘秀长于民间，知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又亲自参加了新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他即帝位以后，“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东汉初年的吏治比西汉和新莽较为清明，出现了一批颇为百姓爱戴的“循吏”。朱元璋自幼痛恨“贪吏剥民”，他当上皇帝后，下令把贪官污吏押送京城筑城，或谪凤阳屯田。“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四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又在各府州县卫的公堂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以警戒贪官污吏。
“歪瓜”之四：老百姓小命不值钱
农民这个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阶层，是国家的基石。但是，虽然是基石，可他们却没有任何地位，是任人宰割的群体。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把农民当作“人”来看待。他们除了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政权或是推翻旧的体制的御用工具外，好像没有什么功用和价值。
人治是统治秩序的核心。封建专制政权要实现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靠的是国家机器，依赖的是自上而下的“靠得住”的官僚团队。老百姓最害怕的是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性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是一辈子的，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有时弄不好还会出现延续一阵的情况。
当然，有时候统治者为了稳定人心，不愿意与老百姓搞得太僵，必要的社情民意还是要听的。比如，西周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形成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杨三姐告状就是用的这种形式。登闻鼓可以说是沿用了两千多年的诉讼形式，自从有了登闻鼓，“击鼓鸣冤”一老百姓告状可就方便多了。闻鼓升堂，是对衙门官员的起码要求，如果敲到点子上，被皇帝听到，冤案可能立刻解决。
这种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事稀为贵”，同时寄托着百姓们的良好愿望。如果这是一个社会常态，那就没有什么艺术亮点了。
从本质上讲，专制政治的最大特征是对生命的漠视，把老百姓完全置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统治之下，使老百姓根本没有生命尊严可言，都匍匐在权威的脚下，永远为奴为婢。生命，在地主老财的钱袋面前，在官员的乌纱帽面前，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仅仅是一堆数字。“朕即法”，中国封建极权专制一皇帝集三权于一身，一人可以任意杀人，杀人比杀鸡、踩死蚂蚁还容易。鲁迅读中国历史，慨叹只看到“吃人”二字，让人毛骨悚然。
不错，中国封建专制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历史。这种对人生命视如草芥的态度，在国人的文化中有着长期的传统。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就到处充满着杀戮的血腥气，无不体现着生命之轻。
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水浒传》取材于北宋宋江起义，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之作，《水浒传》不但记录了封建社会的生活，而且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政治和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及官逼民反的史实。它表面上称皇帝圣明，只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陷害忠良、残害百姓，实则反映出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蔡京到当朝重臣高俅、童贯、杨戬等人，直至地方官吏，都将法律视为玩物，而他们背后的总后台一皇帝徽宗更是如此。
那些梁山泊的好汉们为何会被逼上梁山？他们多半是被不公正的司法审判给逼上去的。《水浒传》所描写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司法不公状态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人最希望出现的是官场出现一位刚正不阿的包青天，这正反映了中国司法史上大多数时间是没有晴天，乌云密布是常态的日子，确实让人痛苦不堪。可以说，《水浒传》朴素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只要权大于法，老百姓的小命就休想值钱了。
古代很多文学家能写出这些不朽的作品，而不敢再去碰那根上的东西，原因就是权力被滥用必然会导致滥捕、滥伐、滥杀，而权力滥用的源头则是统治者对于权力的垄断。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时代，老百姓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恩赐意义上的善政，除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外，他们更需要的是生命受到尊重，而这恰恰是历代统治者所不能给予的。
当一个王朝透支了老百姓太多的耐心的时候，它的命运自然也没有多少挣扎的空间。中国老百姓大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有的时候除了能掌握一些时令、节气等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知识外，其他的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头脑再无知、命运再“下贱”，要知道，求生与自卫乃是人类的本能天性，一旦他们的小命还不如蚂蚁时，必然会揭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