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東漢末至魏晉南北朝一直延伸至盛唐李杜詩歌中的重要元素。
建安年間,曹操便曾將家鄉亳州生產的「九醞春酒」進獻給獻帝劉協,並在〈上九醞酒法奏〉說明製作方法: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二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漬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斜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所謂「春酒」,即春季釀的酒。《四民月令》稱正月所釀酒為「春酒」。
「九醞春酒」恰是在臘月二日漬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施去麴滓便釀成「春酒」。何謂「九醞」?
「九醞」即「九股」,分九次將酒飯投入麴液中。《齊民要術》分次殿飯下甕,初股、二股、三股,最多至十股,直至發酵停止酒熟止。
先股的發酵醒對於後股的飯起著酒母的作用,故「九醞春酒」即是用「九汲法」釀造的「春酒」。「三日一醞,滿九斜米止」,就是每隔三天投一次米,分九次投完九斛米。
可見,曹操不但擅飲,並且如此細膩留心釀酒方法,故其歎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誠乃心得之語。
《世說新語》「孔融被收」條劉注引記載:「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礼,不宜禁』,由是惑众,太祖收置法焉。」
曹操藉此而除掉孔融,可見他雖好酒,卻不曾因此而忘卻儲糧之國家大事。
王羲之則曾上書要求「斷酒」,並有計算曰:「此郡斷酒一年,所有百餘萬斛米」,然而他在永和九年卻因醉意而寫出千古第一行書〈蘭亭集序〉。
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中的曹植(中)。
曹丕著有〈酒誨〉。曹植則常大醉而不能視事,然而在其所撰〈酒賦〉中卻是將飲酒與大業之勃興相結合:「繆公酣而興霸,漢祖醉而蛇分」,在〈武帝〉中曰:「簡定律曆,辨修舊章。」
曹魏集團正是以詩與酒及征伐相結合以建構其意識形態,並由此而形成「慷慨悲涼」的建安文學風格。
酒,又是魏晉時期逃離黑暗時空的不二法門。
阮籍為廚中所貯的數百斛酒而求為步兵校尉,甚至醉臥當壚女子之側。
阮籍的醉酒是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故終不及劉伶的終生對酒純粹的一往情深,酒入骨髓,其〈酒德頌〉是千古名篇,既是飲酒之宣言,獨步古今,更是其放浪形駭、遊戲人間之哲學。雖說「死便埋我」,而「酒仙」卻最終得以壽終。
陵墓磚畫《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局部)
在與「七賢」有關的十五條中記載中,其中十條直接涉及飲酒。
換言之,若說「竹林七賢」是《世說新語·任誕篇》的核心人物,「好飲」無疑是「七賢」及其追隨者在後人心中的重要標誌。
阮籍為逃避政治逼害而醉酒佯狂,而嵇康為了逃避司馬昭之徵辟而逃至山中,跟隨孫登與王烈求仙問道。
魯迅於是便將嵇康與阮籍之分別視為服藥與喝酒的不同而有以下推論: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其實,嵇康早已知他與阮籍之分別在於他不能如阮籍之「不論人過」、「又不識人情,闍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然而,無論是服藥還是喝酒,嵇康與阮籍終無法忘世,於是乎,前者棄首東市,後者長醉於酒鄉。
倨傲至極,即為所謂的「任誕」,視世間禮法為無物。
而任誕者與衛道者之爭,如何曾對阮籍的漠視喪葬之禮的指責,動輒以禮教殺人,實際上是曹魏之「唯才論」與司馬氏政權之「以孝治天下」兩方陣營的暗中較量,甚至發展至意識形態上〈四本論〉的鬥爭。
有意或無意的任誕者及其攻擊者,均淪為殘酷的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雖位至三公,卻在「八王之亂」中有性命之虞時,竟假裝服散藥發,跌入糞坑,這是忍辱含垢,以存性命。
飲酒服散背後,竟是苟存性命於亂世,且如王戎如此不堪,實在可悲!
故此,阮籍醉酒佯狂以獨善其身,甚至最終也為司馬昭寫了勸進表,終得以倖存。
〈詠懷〉諸篇,抒寫的亦不外是大半生的「夜中不能寐」(其一)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對酒不能言,淒愴懷酸辛」(其三十四) ,從內而外的表演,則為「窮途而泣」。
而嵇康卻終生不改其一往情深之理念,東市臨刑前,顧日影而彈琴,以一曲〈廣陵散〉,超度了自己大半生不屈的靈魂,聽者涕泣,千古同聲一哭。
狩野探信《竹林七賢》
嵇、阮二人境界之高低,亦從服藥與飲酒之別而判然立現。
陳寅恪先生指出竹林七賢中「應推嵇康為第一人」,在其終生不改崇尚老、莊之自然說以抗衡司馬氏集團之名教說;
阮籍雖不及嵇康之始終不屈身於司馬氏,而其「所為不過『祿仕』,依舊保持其放蕩不羈之行為」,同樣佯狂放蕩之阮咸與劉伶,猶可寬恕,亦在於他們還是不改主張自然之初衷;
而陳先生一再鞭撻的是山濤與王戎之同時獲取竹林之遊的清高名聲,「忽後變節,立人之朝」,從而兼「既享朝端之富貴,仍存林下之風流」。
由此而言,「竹林七賢」之千古美譽,實在可圈可點,令人唏噓不已。
吊詭的是,竹林七賢雖並非全然的配得上「賢」,而其之流風遐被,卻在東晉成為風尚,並傳承為中國文人聖潔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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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的哀愁:〈世說新語〉中知識階層的困惑與抉擇》
作者:陳岸峰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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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微信公眾號,獲香港中和授權使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魏晉名士喝的甚麼酒?又解的甚麼憂?〉。
(本文圖片來自出版社及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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