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裝飾圖案在敦煌的石窟壁畫和彩塑藝術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們有機地、協調地襯託壁畫主體內容，裝扮塑像，使整個石窟藝術更加精彩。
這些服飾裝飾圖案，還突出地反映了在1,000多年的歷程中中國工藝美術裝飾的演變、發展和成就，也是「絲綢之路」在經濟、文化交往中促進工藝美術裝飾發展的形象記載。
「忍冬草」圖案，是早期中原各地石窟藝術中常見的一種裝飾圖案。
在敦煌早期石窟裝飾圖案中普遍運用，其特點多是以三瓣或四瓣葉的簡潔形象，用其正、反、側的不同角度，組成有韻律的變化，具有北魏早期特有的風格。如：
這種紋樣在藻井圖案、壁畫的邊緣作為主要裝飾，運用自如，變化多樣。
圖一：北魏第二五四窟，人物印花服飾
同樣在人物的服裝上也出現了相應風格的裝飾，如圖一（北魏第二五四窟），以三瓣葉組成的節奏有致的四方連續圖案，很可能是刺繡工藝的服飾圖案。
「幾何紋」也是敦煌早期石窟裝飾圖案的一種形式。
幾何紋的形成與當時提花織造技術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從原始的平紋組織到斜紋組織的出現，是織造上的一次飛躍。
斜紋組織打破了平紋織物單調重複的格式，進一步發展出可以織出各種菱形、回形等多樣幾何花紋。
圖二：北周第四二八窟，天王回紋織花圖文
圖二（北周第四二八窟）、圖三（西魏第二八五窟）是提花織物的幾何斜紋圖案，現在看起來雖然很簡單，但在當時生產工具極其簡陋的情況下，這樣的圖案也要很多綜片才能完成。
圖三：西魏第二八五窟，天王回紋織花上衣圖文
織造工藝的進步相應地豐富了服飾圖案的變化形式。
圖四：西魏第二八五窟，佛座背後壁掛方巾織物圖案
如圖四（西魏第二八五窟）所示，除了簡單的幾何織紋，也有了簡單的花形提花裝飾，顯示了提花織物由簡單至複雜的發展過程。
隋、唐時期，國家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石窟藝術也出現了新的繁榮。
敦煌的隋、唐服飾圖案從各個方面都登上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富麗的高峰。
隋代「絲綢之路」實現暢通，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技術上的發展，在服飾圖案上有着明顯的反映。
在隋代彩塑服飾上，集中地描繪了當時精美的織錦圖案，內容和形式有了很重要的突破，織錦的織造工藝也達到了很高水平。
圖五：隋第四二七窟，彩塑菩薩鳳鳥聯珠紋錦上衣圖案
如圖五（隋第四二七窟）和圖六（隋第四二〇窟）等圖案都與新疆沿「絲綢之路」南北兩條古道出土的大量絲綢紡織物品圖案相似。
這種用聯珠紋組成的飾有飛禽、走獸的圖案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曾經非常盛行。
圖案中的禽獸有凰鳥、猛虎、獅子、飛鳥等，栩栩如生。騎馬狩獵的人物也是西域民族裝束打扮。
圖六：隋第四二〇窟，彩塑菩薩飛馬馴戶聯珠紋錦裙飾圖案
隋代第四二〇窟等彩塑菩薩服飾上的聯珠狩獵圖案用金箔或描金彩白線的手法繪成，以達到色彩上協調渾厚、絢麗奪目的效果。
這類衣裙服飾圖案除了新疆，還從西安、洛陽的古墓出土文物中得到證實，敦煌服飾圖案在當時十分流行，從中也可看到隋代畫師卓越的藝術才能。
唐代的敦煌裝飾圖案達到了繁花似錦的新階段。
初唐壁畫中的菩薩衣著裝飾，除沿襲早期的幾何形，以及祥禽瑞獸聯珠紋，唐代的「鬈草」（又稱「唐草」）還形成了唐代獨特的服飾裝飾風格，它把牡丹、蓮花、石榴花等各類花卉，以巧妙手法組織成千變萬化的裝飾圖案。
色彩上則以石青、石綠、硃砂、土紅、黑、金相連，氣氛更是富麗堂皇。
圖七：初唐第二二〇窟，經變中供養菩薩織花服飾圖案
在菩薩的衣著上，常見在幾何形的織物圖案中穿插疏密有致的猶如柿蒂形的四瓣小花紋，以及相連的小白珠（圖七，初唐第二二〇窟）。
圖八：初唐第五七窟，觀音菩薩織錦服飾圖案
從圖八（初唐第五七窟）所示的菩薩上衣的裝飾圖案，可看出是模仿經線和緯線紡織的圖案，浮線比較長，是織造工藝比較複雜的一種織物。
在彩塑的服飾上，初唐有更加逼真的染織圖案。
初唐第三三四窟彩塑菩薩裙子上的裝飾，其風格正顯示了唐代宮廷織錦的特徵，以金箔為底，用金絲織緯，閃閃發光。
繪製的圖案則是彩色纏枝卷草紋，凰鳥穿插在花叢中展翅飛翔。
正如唐代人對當時織錦的描寫：「舞凰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叠葉，紛宛轉以成文。」
色彩金碧輝煌，把菩薩的體態襯託得更加嫻雅、溫柔，也打破了神與人的界限，菩薩像大家閨秀，似宮中彩女，難怪古代世俗常把善良美麗的女性稱女菩薩。
能夠織出如此精美的服飾織物，可見唐代的裝飾藝術和工藝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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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沙娜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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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香港中華書局微信公眾號，獲中華書局授權使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來一趟敦煌石窟佛教藝術巡禮〉。
（本文圖片來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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