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季风》丨京沪两地的百年文化巡礼

城市季风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期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节选）

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了一本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33年之后，1986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得以在上海出版，于是又引起一番至今未有国人写的“上海史”的感慨。

当时，上海文化界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发展战略”和“海派文化”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探讨关于“海派”的定义、特征、正负面的影响，写出许多美文。商人们则不失时机地将每一种商品都贴上“海派”的标签。于是，在海派文化、海派小说、海派影视之外，不仅有海派家庭、海派丈夫之类，也有海派住宅、海派家具、海派袜子等。“重振大上海雄风”成为一时流行的新口号。

这使人想起了1930年代初文坛上那场“京派”与“海派”的著名论战。那一次是由“京派”发难的，“海派”文人锋芒毕露，面对“京派大师”的奚落，“小小的回敬了几手”（鲁迅语）。这一次，只是上海人自己在讨论，并没有与之对峙相望的“京派”参与。

北京人正在关心更为重大和宏观的问题。他们沉浸在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热”中。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会议上，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文化重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高墙之后和大院之中，无数个拜访、谈判、聚会和家庭沙龙，当代和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艺术家在神情严肃地运筹策划或觥筹交错，交换着最新的小道消息、外国录像和政治笑话。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新锐思想和文化灵感，便在这种散漫无形的交流聚集中，不为人知地悄悄诞生了。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首先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开始了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城市革命”的历史。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华北地区都出现了城市。

哲学家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从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

然而，我们甚至难以准确地定义：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期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城市盛衰兴亡的历史命运，便构成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宏观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百年来，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文化的对峙冲突，城市地位的消长沉浮，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的逆转嬗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激动人心而发人深省的一页。

如果说，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那么大城市的崛起，则是一种奇迹。集中了最多的物质财富，人口密集，从事着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超级大都市，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革命性变革的中心。正如恩格斯当年评价法国的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

北京，正是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沸腾的中心。

这个中心曾经是在上海。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它便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

然而，面对殿宇巍峨的八百年古都，太平洋西岸这个五方杂处、光怪陆离的现代“魔都”“千面女郎”仍只不过是个历史肤浅、出身暧昧的小混血儿。

当北京的先民越太行山东迁，在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聚居之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仍浸泡在海水之中。公元938年，这个唐代被称为“幽州”的地方，成为辽代四个陪都之一的“南京”——北京由此开始了它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辉煌历史——时，今上海地区虽已设华亭县，但上海市区的土地只是县境东北渔人出没的地区。在北京成为元大都后的第14年，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为上海建城之始。然而，直到明末清初，上海县城只是仅有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因其经济繁荣，则有“小苏州”之名——那时的上海人以说苏州话为荣耀。直到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之前，在城市林立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海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弟弟。

1843年11月7日，上海正式开埠，开始了它充满苦难和屈辱、雄心和梦想的历史。江南的名城迅速陨落了。新的一轮竞争是在上海与南方的口岸城市之间展开的。到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它的对手——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上海将这一荣誉整整保持了120余年。1986年，广东的外贸出口超过了上海，居全国第一。而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香港，至少部分地取代了上海曾作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工商业和运输中心的功能。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惊心动魄的。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引发了火山地震。这是由南至北的一次又一次军事征伐和文化推进，是晚清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和帝制崩解之后，长达38年的军阀混战、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正是在革命的南方和保守的北方对抗冲突的混乱格局之中，上海成为与北方相抗衡的崭新的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

这是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南北征战的硝烟烈火之中，新文化星河灿烂。

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上海。这个自晚清始新兴市民文化的大本营，风云际会，诞生了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这个移民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会，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汇聚了中国各种信仰和主义的政党、组织、团体；出版了反映各种学说、理论、思潮和观念的报刊；发展了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美术、音乐、戏曲；哺育并向中国贡献了整整一代的政治精英、工商业精英、文化精英和艺术精英——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他们所缔造的历史之中。

面对龙吟虎啸、群星璀璨的二三十年代海上文坛、画坛、剧坛，我们几乎难以指认海派的“正宗”，而令人不禁感到：海派，难道首先不就是这么一种巨大恢弘的文化气象吗？

时过境迁，风流云散。海派终于成为封存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一个历史片段，成为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的文化概念。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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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拥有不同的城市性质、文化机制和生态环境，使两地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和趣味。我们通常用“京派”和“京味”这两个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两层。京派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京味民间民俗文化构成大雅大俗的强烈对比和反差。我们却只有“海派”这样一个词汇指称上海文化。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该书稿通过多维度地对于京沪两地对比研究，来理解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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