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特别是美国“五月花”和“建国者”们，深谙人性之恶，知道权力就是春药，一旦被坏人掌握，于国家、民族和百姓而言，不啻灭顶之灾。故自《独立宣言》始，就在制度设计上想尽一切办法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坏人没有利用公权作恶的机会。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华盛顿是神级一样的人物，以他当时声望，如果恋权，相信不会有人反对他干第三届甚至是N届，但是他没有。由于他率先垂范，所以作为一个惯例，美国历任总统，最多就干两届。罗斯福是例外，他一直干了四届而且是在任上离世，以至于美国后来专门制定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干两届。
美国的这种制度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大约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各种政治制度之中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种制度，虽然不能把人性中最光辉的神圣面充分激发，但却可以把人性中最黑暗的动物性或者说兽性面最大程度地抑制。
儒家坚信圣贤，相信人性本善。法家相信人性本恶，认为要靠制度代替雄主国家才能长盛。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是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君仁民敬、协和万邦，儒家心目中的君主，是胸怀苍生，造福万民，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而法家的出发点——不管是管子、申不害、慎到、商鞅还是韩非子——是服务君王而非苍生，在国富民穷、国强民弱、愚民辱民方面，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做到了极致。
阳儒阴法，儒家以道统治心，重洗脑造神和礼乐；法家用法统治身，通过胡萝卜（赏，利诱）和大棒（罚，威逼）让草民与臣子等就范。用今天管理学语言讲，儒家侧重文化建设，而法家注重绩效管理。两者一起构筑了汉政的底层逻辑，“百代皆行秦政治”，严格意义上讲是“百代皆行汉政”，这里的汉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汉。
在高度集权的汉政下，国运与民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君王一人。儒家是致圣贤，希望国君皆是尧舜。而法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用各种手段维护君王统治，让其基业长青和君临天下，没有在君王致圣贤上费力气。
汉政把民生福祉寄托在君圣臣贤的基础之上，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是管不住以君王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人性中的黑暗面。
人性中光辉面当然有，然致圣贤却需依赖“心学”或“宗教”的力量，而野性或黑暗面，却不学不会、不教而能。所以当一个制度的底层假设是当权者是圣贤或性善之时，这样的制度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是最好的制度。
圣贤知道上述致命问题吗？知道，所以才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诀，希望用此心诀来给上述缺陷打补丁。但历史已经证明而且继续证明，这个虽然有时有用，但在历史长河中，绝大大多数时间是失效的。
管不住人性黑暗面的汉政，其效果需结合君王来分析，见下表：
权力 | 智力 | 慈悲 | 类型 | 民生 | 代表 |
+ | + | + | 明君 | 太平盛世 | 华盛顿，尧舜禹 |
+ | + | - | 暴君 | 人间地狱 | 斯大林，嘉靖 |
+ | - | - | 昏君 | 大家演戏 | 勃列日涅夫 |
+ | - | + | 庸君 | 多事之秋 | 戈尔巴托夫 |
备注：上表中，+表示极强，-表示极差。
上表同样可以用到企业。企业最怕的是老大的权力欲和掌控欲极强，自己本质上就是个二混子但却自认而且一再被被人捧为百年不遇的圣贤，对员工和客户不好，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企业如有这样的领导，就算父亲留给他的基业再好，也经不起他的折腾。
自汉以降，以中国苏联为例，集权力、智慧和慈悲于一体的明君有多少，由明君统治的盛世时间有长？所以弥补汉政致命缺陷需向西方学习，用美国那样制度把人性中动物性的黑暗面关进笼子，让在位者或统治阶段即使想干坏事都没机会干，即使有机会干也干不成。
汉政的补丁能打得上吗？可以。现实中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韩国。这种制度合东西文明之精华，既有东方儒家背景的家国情怀和圣贤梦想，同时也有西方制度中的铁笼。
权力是个好东西，掌权之人，几个能把自己的动物性一面——那些能让自己非常爽的东西——关进笼子呢？这只能寄希望于人性进化中的变异了，就象美国的华盛顿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