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权力从未老老实实地待在某个人手中。就像财富一样，总有人比你多，也总有人想要更多。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表面是宦官和士族在朝堂上大打出手，搅得天下不宁，实则背后是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深刻矛盾。
汉桓帝登基时，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
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
一方面是地方士族日益坐大，他们不仅掌控了基层政权，还通过宗族、门生故吏的网络垄断了地方军权和财权；
另一方面，朝廷内部，宦官与外戚争斗不休。
这些宦官凭借接近皇帝的优势，在权力中枢里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内外压力之下，皇帝的实际权力已大打折扣。
权力之争：宦官、士族与皇权的三角博弈
汉桓帝并非不明白自己的困境。
在他之前，外戚梁冀权倾朝野，几乎一手遮天，皇帝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
等桓帝终于扳倒梁冀，觉得自己总算可以亲政时，才发现局面已非他所能控制。士族盘根错节，控制了地方上的每一个角落。
皇帝的诏令出不了京畿，各地的太守、县令都听命于地方豪强，这等于是断了皇帝的左右手。
在这种情况下，桓帝能用的人是谁？宦官。
宦官，自古以来在皇权体系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们不参与正常的官僚体制，却因贴身服侍皇帝，得以掌握宫廷内部的权力中枢。
于是，桓帝不得不依赖宦官来制衡士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宦官是皇帝对抗地方势力的最后一张牌。可问题是，宦官本身也不干净，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私欲。
当他们得到权力之后，自然也不会轻易放手，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中饱私囊。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皇权依赖宦官，宦官贪腐横行，地方士族反感，斗争愈发激烈。
在这个三角博弈中，最弱势的其实是皇权本身。
即便皇帝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实际掌控力却极其有限。
士族掌握了地方军政财三权，宦官又时常反噬皇权，皇帝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张“名片”——尊贵的身份，却没了实权。
地方豪强崛起：士族是帝国的掘墓人
再往深一层看，士族的崛起其实是秦汉以来郡县制和分封制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了极点。
早从春秋战国开始，地方豪强与中央政权的权力争夺就没停过。
秦始皇雄才大略，一度以严刑峻法将地方势力压制得死死的，但即便是他，也没能长久维持这样的集权。
原因何在？地方太远，皇权再强，也无法彻底掌控。
等到秦朝灭亡，汉朝建立，刘邦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广封诸侯，试图以此来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然而，封王封侯虽一时稳住了局面，却也为日后地方豪强的坐大埋下了隐患。
这些地方豪强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为士族，他们不但掌控了地方的政权，还掌握了文化话语权。
他们垄断了读书仕进的机会，因为普通百姓根本无力供养子弟去读书做官，只有地方豪强有这个财力。
于是，士族不仅是地方上的经济和政治霸主，还通过文化垄断成为舆论的主导者。
东汉后期，士族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皇权难以控制的地步。
即便如梁冀这样权倾一时的大将军，面对士族的联合力量，也难以彻底压制。
士族对抗中央：三样武器的掌控
士族为何敢与中央对抗？
说白了，手里有“家伙”。
这个“家伙”不是刀枪剑戟，而是三种更为隐秘却有力的武器：宣传口、基层政权、基层军权。
其一，宣传口。
士族几乎垄断了天下的舆论，他们通过控制读书人、士子，引导社会风向。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几乎都是士族的声音。谁敢冒犯士族，谁就可能被舆论围攻。
其二，基层政权。
郡县一级的地方官，要么是士族出身，要么就是士族推荐的人。哪怕是朝廷委派的官员，到了地方，也得依靠士族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
如此一来，地方政权自然掌握在士族手里。
其三，基层军权。
东汉末年，地方军权也逐渐落入士族之手。特别是私人部曲，这些家族武装平时是家丁，战时则成军。
连失地的农民也纷纷投靠士族成为奴仆兵，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了士族捍卫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
皇权的挣扎与衰亡
面对如此强势的士族，皇权自然不甘心被架空。
于是，我们看到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的现象。可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本质上不过是皇权垂死挣扎的表现。
外戚借助皇亲国戚的身份把持朝政，宦官借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操控权力中枢。
可悲的是，这两种势力虽能一时压过士族，但终究不能长久。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依赖皇权的庇护与分配，而皇权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支持他们的长期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