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法益，有时候也称作超个人法益、普遍法益等。从下列几个角度谈谈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1. 它的功能是什么（即通过运用这个概念想要实现什么目的）？
2. 它的定义是什么？
3. 在运用它以追求相应目的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功能
集体法益是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法益概念一般被认为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目的解释的功能，另一个是立法批判功能。后者才是法益理论的重点。作为法益的一种特别类型，集体法益的功能当然不超出法益概念本身的功能。换言之，它的功能也是：（1）在适用特定罪名时，从目的论的立场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2）立法批判。同样，重点在后者。
所谓立法批判，就是指，刑法只能被服务于对特定利益的保护，一旦超出了这些特定利益的范围，国家就不被允许动用刑法。这些利益被称为法益。哪些利益属于这个范围，要根据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而定。如果认为国家、社会的存在是服务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那么凡对于这个目的的实现而言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法益。例如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等最核心的个人利益。
那为什么要专门搞出“集体法益”这么个概念来进行立法批判呢？因为一些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触及到任何个人利益（例如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但是，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又被认为是必要的、合法的。例如：伪造货币、伪造身份证件等。为了说明这些没有触及任何具体个人的利益的行为也允许被犯罪化，就有了集体法益这个概念。对这些行为的犯罪化被认为是在保护“币制”、“在法律交往中使用身份证件的顺畅性”等利益。这些利益无法被分配给个人、也不由个人支配，但它们就和“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一样，是个体在社会中自由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的一部分。所以对这些行为的犯罪化，也是经得起法益理论的检视的。
二、定义
如前所述，集体法益首先是法益，作为一个特别概念，其定义必然包含了作为一般概念的“法益”的定义，即集体法益也是：对于实现某种国家、社会的根本目的而言必不可少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它的特殊性有表现在，它无法被分配给某个个人，即缺少一个具体的法益承担者。所以，综合起来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对于实现某种国家、社会的根本目的而言必不可少、且无法分配给个人的存在。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运用这个概念时经常出现几个问题：
1. 集体法益还原成个体法益？
讨论“还原”的问题时，首先不要忘记前面关于集体法益的定义，它不能被分配给个人。如果一种利益最终能够被分配给个人，那么就从来不存在集体法益，也就谈不上什么“还原”了。这方面“道路交通安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无非就是一个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身体和生命等个人法益的集合。如果不存在对任何个别交通参与者的危害，就不存在对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因此它不是一个集体法益。
另一方面，像“币制”这样的真正的集体法益能不能被“还原”呢？这取决于对法益本身的理解，更具体地说，对前面法益定义中的“根本目的”的理解。集体法益和个体法益都是法益，都服务于那个根本目的。如果这个根本目的“在于个人”，那么当然集体法益最终也会是“在于个人”的。例如，假设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福祉而存在的，其本身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么当然集体法益最终也是服务于个人的福祉的。反之，如果这个根本目的“不在于个人”，例如对一些宗教国家而言，根本目的可能“在于上帝”；或者，对于专制国家而言，根本目的可能“在于统治”，那么集体法益就可能最终是与个体无关的，顶多是在有利于根本目的的实现的范围内有限地与个体相关。甚至，个体法益最终也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为了那个“在于上帝”或“在于统治”的根本目的，作为手段对个体利益加以保护而已。
综上，借助“还原”这样的说法，一些时候是在捏造法益，从而为某些刑事条款辩护。对于真正的集体法益而言，它有可能最终是服务于个人的，但这也不是什么还原，而是它作为一种法益理所当然地指向着它所服务的 “根本目的”。根据对根本目的的不同理解，人们有可能会看到集体法益指向个人，也可能会看到个体法益指向某种抽象的构造。“还原”这样的说法很有误导性。
2. 什么时候一种抽象利益才是集体法益？
首先要确定“根本目的”是什么，然后据此确定哪些属于法益，法益中的那些无法被分配给个人的，就是集体法益。换言之，（1）如果一种抽象利益与根本目的无关，它就不是集体法益。例如，如果认为根本目的在于个人的自由发展，那么单纯的道德观念就不是法益，当然也不是集体法益。（2）如果一种抽象利益最终可以被分配给个人，它无非是个人利益的集合，那么它就不是集体法益。例如道路交通安全。
四、总结
刑法学者试图借助法益的概念进行立法批判，即“参与到刑事政策的讨论中去”、“对一个行为是否应当被犯罪化发表意见”。对此而言，最基础的问题是：弄清楚所处社会的法秩序的根本目的何在？（“在于自由”？“在于上帝”？“在于统治”？）。在此基础上，才能界定哪些东西属于法益，哪些不是。
身体、生命等个体利益属于法益，这基本上没有争论。但这种无争论的现象背后，并非这些利益本身多么“天然正当”，而是因为它们对于根本目的之实现的必要性：不管社会的根本目的何在，都有必要对这些利益加以保护（因为没有这些，很大程度上社会本身就不存在了）。反观财产、自由这两个在今天看来同样理所当然的个体法益，它们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保护的程度就波动很大，这也与它们对于根本目的之实现的意义差异有关。
在现代社会之前，由于社会的构成相对简单，因此用个体利益就足以定义当时的社会，对根本利益的实现而言，也只需关注那些能够被分配给个体的存在就足够了。秦始皇不需要证券市场来维持他的帝国。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构成变得复杂了，对于实现根本目的而言，必须关注更多更复杂的存在，这些存在可能无法分配给个体。因此，想要实现根本目的，目光就必须及于这种抽象构造本身。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以“集体法益”之名所进行的犯罪化。但有时在犯罪化的冲动之下，可能会为了将某种行为置于刑罚之下而虚构一个集体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