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做一个关于紧急避险制度的中德比较。
中国刑法第21条规定了紧急避险制度，根据第21条的规定以及通说，紧急避险的前提条件包括：
1. 存在一个正在发生的危险（避险情状）
2. 所实施的是一个符合要求的避险行为，具体而言，避险行为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有用性，即该行为必须是避免危险的有效手段。
必要性，即不存在其他同样有效但更温和的手段（所谓的不得已）。
3. 利益衡量，即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4. 主观要素：避险目的
此外，根据第21条第3款的规定，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不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
最后，紧急避险的法律效果是“不承担刑事责任”。
德国刑法中的紧急避险，即“Notstand”，也译作紧急状态。德国刑法典规定了两种性质的紧急避险，一种是“正当化的紧急避险”，另一种是“免责的紧急避险”，分别规定在德国刑法第34条和第35条。
如果要对中德两国的紧急避险做对比，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刑法中的紧急避险是一个正当化事由还是一个免责事由？仅从法律文本所说的“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表述来看，得不出什么必然的结论。但是一般认为，这是一个正当化事由，即符合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因此，接下来对比的对象是德国刑法第34条的正当化的紧急避险。
“正当化的紧急避险”（德国刑法第34条），它的成立条件如下：
1. 存在一个现时的针对个人法益的危险。（情状条件）
2. 存在一个符合要求的避险行为：具体而言，避险行为要满足下列条件：
有用性，即该行为必须是避免危险的有效手段。
必要性，即不存在其他同样有效但更温和的手段。
3. 利益衡量，所保护的利益必须显著优越于所损害的利益
4. 手段的适当性（社会道德性限制），下列情况下，手段不具有适当性：
行为人在受强制的情况下实施侵害第三方法益的行为，且无法合理预测无关的第三方会干涉其法益
相关危险是法律已经计算到了的
法秩序对于如何防范危险已经规定了法定的程序
损害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自由或者法秩序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例如强制献血）
消除危险属于社会的任务（例如消除贫困）
5. 主观要素：避险目的
可以发现，中德两国的紧急避险制度大体上非常类似，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第一，针对哪些法益的危险能够进行紧急避险？中国刑法明确指出，不仅是本人或他人的权利（个人法益）可以适用进行避险，国家和公共利益也可以适用紧急避险。但是，德国刑法第34条只允许对个人法益适用紧急避险。
第二，利益衡量的标准不同。中国刑法关于利益衡量的表述是“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从字面上来看，这似乎更像是在强调避险行为的必要性，而不是在规定利益衡量的标准。但是，国内通常把它理解成是对利益衡量标准的规定，即所保护的利益避险大于所损害的利益。即便按照这种理解，两国在紧急避险的利益衡量问题上也不相同。德国刑法第34条要求所保护的利益必须“显著优越”。这考虑到了利益衡量这一工作的复杂性（经常是不清楚的、模糊的）只有当所保护的利益明显优于所损害的利益时，才成立紧急避险。
第三，中国刑法没有明确提到手段适当性的要求，但是类似地指出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不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相反，德刑第34条一般性地要求避险手段的适当性，使得更多的不适合被正当化的特殊情况能够被考虑到。这种做法看上去非常值得中国刑法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