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诗歌的审美向度、诗意生成和文学意义

近些年，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在内的数字产业和倡导新概念、多元化、运输服务的快递业等新技术、新产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工业传统上以制造业为主的格局，大家普遍意识到中国 “新工业时代”的到来。《诗刊》《星星》《文艺报》《河北日报》等媒体刊发了“新工业题材”的诗作与诗评，比如2020年11月27日《河北日报》刊发了周思明的《时代呼唤新工业诗歌写作崛起》一文，表达了对“新工业诗歌”超越打工诗歌“狂吐苦水”的期待。[1]中国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大办工厂到五四时期高呼“科学”的口号，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深受技术落后之苦的国人一直有一股对“现代工业”的渴慕之情；同时，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灾难和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强度之高却缺少人文关怀的弊端也是让人难以释怀。这种对“现代工业”的复杂心理反映在工业题材诗歌中就形成了两种情感向度:一种是批评工业，比如初期的打工诗歌，揭批工业造成的身心伤害；另一种是咏叹工业，比如郭沫若的早期新诗，赞叹工业的神奇魅力。这两种倾向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生活的状况，但总是囿于抒情传统而没有充分发挥出诗歌是人类灵魂之歌的文体优势。在“新工业时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人力的空前释放使得诗界有了一种重新确定人和工业关系的意识，因此新工业题材的诗歌不仅不会一味地去谴责“工业”，反而呈现出一种新颖的也有别于简单咏叹的工业精神，换言之，就是把新工业日常的审美化。从诗歌自身诗艺的角度审察，摆脱浅显的批判或赞叹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入新工业生活的深层，探索现代生命在新工业生活中诗意存在的路径，为现代生命超越现实困境提供诗学意义上的帮助，成为新诗在新时代的迫切使命。[2]本文结合“前新工业时期诗歌”和近几年涌现出的被冠之以“新工业诗歌”命名的诗作，对新工业诗歌的审美向度、诗意生成以及文学意义做一番探索性的思考，希望能够襄助“新工业诗歌”的兴起和繁荣。

一、审美转向：新工业日常的审美化

新世纪初，打工诗歌给沉寂已久的新诗界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风暴。打工诗歌中的工业意象、工人形象、工业生活等无不给新诗注入了新的写作题材、情感向度和精神意蕴，但初期打工诗歌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基本都是单向度的，内容上控诉，情感上哀怨是打工诗歌的集体表征。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比较吻合生产上以流水线为特征、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的制造业时代。超强的工作、城市的排挤、离家的乡愁、欲望的压抑以及事故的频发等使得打工诗人对工业的怨怼远远超过了给其物质上带来的兴奋。在诗艺上，初期打工诗歌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抒情诗在新时代的复活，其美学倾向主要抒发的是集体情感和公共记忆，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控诉工业之“恶”，包括对工人身心的戕害和导致的乡村衰落，比如长居深圳打工的湖北人郭金牛的诗集《纸上还乡》；另一类是反映城市打工者的空心化生存感受，比如在东莞打工的四川人郑小琼的诗《流水线》。可以说，初期打工诗歌整体上是厌弃“工业世界”的。相反地，与打工诗歌的美学倾向不同，以国有工人为主的大规模机器生产特点背景下产生的新诗则对“工业世界”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和革新的赞誉，比如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诗歌和八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诗歌，这些诗充满了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崇尚之意，对“工业呈现出的崭新气象”大加赞赏。论及原因，西方诗歌中丑态辈出的现代工业，在中国诗人笔下能频频展现出“工业之美”也并非全然刻意为之，而是因为自晚清已降，实践经验迫使国人一直对科学技术有一股如饥似渴的情愫。中国诗人一方面缺少西方似的工业革命磨砺的经验洗礼，另一方面又要承担在对外战争中因技术落后导致战败的精神之苦，所以新诗既鞭挞现代工业对传统人文的肆意破坏和工业的载体城市对乡村的无序剥夺的同时，又由衷地大力歌颂现代工业的壮观神奇和城市迅速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

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中国工业出现了一些根本上的变化：以智能为特点的新产业开始取代以人力为主的制造业。程序员、快递员、送餐员、滴滴司机、网络主播、网店店主等新兴职业迅速崛起，以往主要以大规模的工人集合式生产为主的工业形式逐渐被新型工业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从而使得务工者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单向度的紧张对立逐步走向和缓、交融、共存、依附等多元模式。一句话，新工业时代确实来到了。为了论述方便，同样从打工诗歌和国有企业诗歌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诗歌分别来分析。初期的打工诗歌作为制造业时代的诗歌产物，在工业题材诗歌领域已经留下了属于制造业时代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新工业时代”呼唤属于自己的“新工业诗歌”。即使在制造业时代，单向度的批评或赞美都无法准确全面深刻地反映现代生命在工业生活中的状态，何况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工业”，人们清晰明朗的感情逐渐被敏感隐蔽的感受所取代。所以说，诗歌如要真实准确地揭示和记录现代生命在“新工业生活”中的律动和旅程，那么就要有适应“新工业时代”的新的美学原则。从社会背景来看，住房改革、户籍变化、城市扩容、社保制度等的改进和完善使得城市和打工族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像90年代打工族普遍经历过的突击查验暂住证、城乡差别化对待等苦难经历随着城市制度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革新都已成为过去，因而初期打工诗歌中常见到的哀怨、悲愤之情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另外，国有大中型企业诗歌方面，随着中国科技总体实力的迅速攀升，产业智能化的快速推进，重要领域的科技更新也是越来越司空见惯，技术革新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人们确实也就很难再出现像以往那种在某种新技术取得突破后轻易产生的澎湃激情，因而企业诗歌中频繁产生的简单而纯粹的对工业的赞誉之情也渐渐失去了土壤。总的来说，大规模的运动式的开发建设时代已经被成熟稳定的工业日常所取代，工业诗歌中的“大喜大悲”已经过去，工业诗歌进入到了稳定的日常审美阶段。

本雅明认为工业时代是一个“光晕消失的时代”，更何况在“新工业时代”，在现代科技的祛魅作用下，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大大降低甚或消失，但人对“新工业”的感受更加敏感多变。[3]反映新工业生活的诗歌从出现的那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行业的日常”。2019年《诗刊》第七期发表了四川诗人龙小龙的组诗《新工业叙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新工业叙事》的“新”主要在于龙小龙有意识地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还原为一方场景、一串动作、一处细节、一块话语和呼吸的场域——或者说，一种真实的日常和情感的介入方式。[4]例如其中的一首《主控楼》：“一座钢铁水泥铸造的庞然大物是如此的可爱/均匀的呼吸，有节律的心跳 。”[5]龙小龙的“新工业诗”摆脱了传统工业诗歌抒发集体情感的习惯，涉及到了可感的工业的具体方面。他有意识地进入工业的日常生产，记录工人的日常感受，力争摆脱以往工业题材诗歌轻视具体的工业生活而强调时代情感和集体感受的维度。可以看出，组诗《新工业叙事》努力地试图重新定义工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主控楼”这个具体的单位里，操作员产生了一种主人的乐趣，有别于流水线上的程序化和大规模机器生产下的集体无意识，这种“主人”的感觉是身体意识到的，不是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中获得的，这种身体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他们真的好厉害/掌握着一座神奇的小宇宙/哪里需要装备，哪里需要粮草，哪里需要空气/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龙小龙《主控操作员》）”[6]其实，“新工业时代”的许多职业因为互联网和智能的加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比以往要灵活得多。因而，和打工诗歌相较，新工业诗中许多从业者的日常工作容易摆脱时空的限制。这一点，王二冬和马飚的诗歌很有说服力。例如，王二冬的组诗《快递中国》中的《冰山新来客》《分拣女工》《青流万向》等把眼光投射到快递的魅力，不过最终还是指向了人在快递中的存在意义。在谈到为什么要以“快递”为书写素材时，王二冬说过：“尤其是青年一代，置身于人生进步和时代发展的最好时期，更要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所谓跳出自我不是要放弃原来的经验、不是将自我感受屏蔽在外，而是不要以自我世界为唯一世界和创作界限，要放眼量世界、看当下，实现以个人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转变。等那就可以从诗人所最熟悉正在从事的行业做起，从事业的链路与日常的琐碎中挖掘创作的素材。”[7]《快递中国》的素材取自新兴行业-快递业，没有遁入单个人的内心世界，而是捕捉了快递行业在不同环节不同岗位上的诗意空间，实现了一种对“工业日常”感受的关注。无独有偶，反映继续承担重工业生产任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生活的诗歌也不再一味留恋吟咏工业，其美学向度也转向“人们在工业中的日常”。如，马飚的诗歌《讨论者，近乎落日：出铁》《凡人，在被哺育：淬火》《神的人格：冲压车间》等，就选取了很具体的出铁、淬火、冲压三个日常场景，诗意化的写出了工人的伟力。再比如龙小龙2018年的组诗《写意：中国工业园》中，高纯晶硅、一双手、还原炉、精馏塔、硅片、巡检工人等工业日常意象都成为诗人传达工业园日常的写作对象。[8]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日常”，指的是“人们在工业中的日常”而不是“个人的日常”。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克服了工业与诗意与生俱来的对立。很明显，“新工业诗歌”的实践者们既要摆脱走以往工业诗歌集体抒情的路线，又对朦胧诗以来主流诗坛盛行的极端个人内心书写保持警惕。当然，力争摆脱当下现代诗崇尚自我世界和经典感受而提出的新美学向度“人们在工业中的日常”还有不少的诗学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如何界定“行业中的日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等，但无论如何，新工业诗歌在审美向度上的转向意图是十分坚决的。

二、诗意生成：在工业日常中捕捉工作的趣味

上面部分的叙述指出新工业题材的诗歌美学转向了“人们在新工业中的日常”。那么问题紧接着来了，在新工业日常中如何生成诗意？如果把握不好，新工业诗歌极易和一些传统工业诗歌一样，仅仅把“新工业”作为道具借壳上市，名为新工业诗歌，实际上只是单纯的写人的情感，却和行业本身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书写行业给人带来的感受，美国的工业诗歌比较成功，比如有工业美国桂冠诗人之称的二十世纪初期诗人桑德堡的名作《芝加哥》，一方面批评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又肯定新产业下生命的激情。[9]《芝加哥》的诗意显然不是传统上的，而是颇具现代叛逆性的，它是一种“现代的诗性”。《芝加哥》中传递的荷尔蒙、破坏力、创造力等，就是一种新颖的诗意。但在国内，工业诗歌的审美困境一直难以有效突破！有论者指出：工业的机械性、器具的冰冷、坚硬和理性，本身拒绝着诗歌的生成。[10]这也不无道理，一个有着几千年“诗缘情”传统的国度，很难完全摆脱农业元素对诗的影响，所以工业诗要么容易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对工业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咏叹，要么陷入对工业造成的弊端一味的批判责难。其实，在以批判和省思为特点的现代文化规约下，新文学中表现工业负面的内容往往压倒了工业带来的欣喜和活力。以打工题材引起读者关注的郑小琼、陈年喜、许立志、郭金牛、邬霞、吉克阿优等打工诗人的创作，都以表现工业的负面为主。面对这一问题，有论者提出了创造以生命存在为本位的新的工业审美之维、植入个性化体验、追求语言形式的文学性共三个设想。[11]这三点设想在理论层面上是富含建设性的，很可惜在当时没有引起诗人们的重视。如何不把“新工业”仅仅作为写人的道具，而是力图在新工业这个行业中从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去捕捉诗意成为新工业诗成功与否的关键。新工业诗人们明显不想延续打工诗人的旧路并试图突破工业审美合理性的困境。随着新时代新技术的到来，人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工业的神秘和崇高被日常和习惯所取代，展示“工业之美”终于伴随着工业日常审美化的可能而战胜了单向度的情感抒发，那么也就为新工业诗歌的诗意生成破除了最大的障碍。

近几年涌现出的大量新工业题材的诗歌，客观地评价，仍然诗意严重不足，但可喜的是，一部分书写“新工业日常趣味”的新工业诗歌让读者眼前一亮，代表诗人有王二冬、龙小龙、马飚等。他们的这种趣味部分地源自民间劳动者对神话英雄和历史逸闻等的戏仿和表达，颇具民间风范。比如王二冬的组诗《快递中国》中的《分拣女工》一诗写出了快递行业中分拣女工的工作趣味，诗中写道：“忙碌如春耕。她站在操作台前/是众多女工中毫不起眼的一朵/扫描、转身、投篮筐，回位、扫描……/无数次重复同样的动作，已是第九年/她时常产生错觉：自己像一名舞者/千万个快件奔跑着来看她的演出。”[12]想想也是，联系着千万个等待心理的千万个快件在自己的手里如同耍杂技般魔幻通过，自己就如同以身体动作表达意念和美感的舞者一般，着实有趣。再比如，诗歌《云签约》：“会议室。湛蓝色的大屏幕一分为二像天空与大海并坐嘹亮的国歌令人心潮起伏戴着口罩，目光相握，隔空问好然后，甲方乙方在掌声中郑重签下名字//于是，春风通过电波吹拂庚子年3月，又一块土地将火热起来了神奇的互联网，把天涯拉成了咫尺把坐标轴上，开口向下垂落的经济曲线拉成了逆势上扬的直线//网络云。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只不过把我们小时候的幻梦变成了现实驻扎凡尘的不是神是实实在在的巴蜀子民也是耕耘于天府城乡田畴的仁人志士。”[13]整首诗努力开掘了“互联网会议”的神奇魅力。有趣的是，把“互联网会议”的运作过程比喻成了我们小时候憧憬的只有神仙才能做到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神话世界。以上两首诗在工业日常中通过形象具体的本土化特征的日常比喻来生成了诗意。那么，为什么这些新工业诗歌如此地热衷于通过戏仿和表达神话英雄和历史逸闻等来书写工业的乐趣？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传承了民间古诗中盛赞劳动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人古诗同情劳动人民。关怀天下苍生是一种儒教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文学精神传统成为了现实主义风格诗歌的主流。但实际上在具有“济世救民”传统的文人眼中，又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虽在诗文中歌颂劳动者，但骨子里却是鄙视劳动的，因为在传统文人眼中，劳动是辛劳而痛苦的。同样，在新文学中，“俯视”劳动也是启蒙文学很明显的态度。不过，与传统文人笔下经常描述的痛苦和艰辛不同的是，来自民间的古诗中有一种由衷盛赞劳动的传统，比如《诗经》中的《周南·苯苜》《周南·芣苢》等都是表现劳动乐趣的诗歌。劳动虽使得劳动者固然艰辛，但劳动者在劳动中也有很多自然的快乐。可以说，追求写出劳动乐趣的新工业诗歌正是继承了《诗经》盛赞劳动的美学传统。打工诗歌和近些年出现的新工业题材的诗歌与以往的诗歌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创作主体从“俯视者”到“参与者”的变化。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脱离底层生活的文人一般是以俯视的角度关心同情底层的劳动者，即便到了近现代，创作主体也更多是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去俯视劳动者。这种情况在新工业诗歌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许多诗歌创作者本身就是新工业从业者，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口”。比如马飚的《神的人格：冲压车间》中写道：“以火为图的人，高原恢复他/所有的高贵，获得神的人格。”[14]诗歌把钢材生产中的冲压环节进行了神性处理，把锻造者的工作和远古图腾崇拜相提并论。再比如马飚的另一首《凡人，在被哺育：淬火》中写“淬火”：“宝石的红光，被流传/条形的远方很幸运。”神话式的话语来描写当代产业工人在车间的“淬火”工作。又如马飚在诗歌《测量工》中所写：“我测量出自己10年后/像大地不再为流水所动。”新工业诗歌为新工业劳动者立碑树传的努力显而易见。

第二，反映了中国劳动者性格中旷达不羁、诙谐幽默的特点和充满活力的民间精神。在许多歇后语、民歌、传说、秧歌、道歌等民间文艺中，呈现了中国劳动者在艰苦的劳作重压之下又不乏幽默风趣的生活风格。他们的性格活泼生动，劳动话语诙谐幽默，常常在朴素的劳动中享受着简单的快乐。他们并不是个个都似新文学中启蒙者笔下木讷呆板的“祥子”形象和“金刚怒目似”的反抗者，他们在劳动中自信达观，充满活力。比如甘青一带流传甚广的“花儿”和风靡桂滇黔地区的“山歌”，风格轻松愉悦，放荡不羁，充分表现了劳动者不拘泥于俗套和率真烂漫的心理结构。“新工业诗歌”是劳动者之歌，它把本身科学严谨的工作进行了带有诙谐幽默味的神性处理，使得“新工业诗歌”流露出一种自信达观的文化魅力。与传统的反映劳动题材的诗歌不同的是，新工业诗歌的创作者本身就是新工业行业中的参与者。他们把旷达不羁、诙谐幽默的劳动者特点带入了新工业诗歌中，使得新工业诗歌呈现出一种轻松活泼又不失庄严大气的美学风格。

第三，对新技术的肯定也暗合了流行在中国民间的群众智慧和神仙思想擅于对万事万物认识和利用的气质。在民间有许多富含中国特色的智慧广泛流传。比如姜子牙、孙子、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帝师”人物成为百姓们争相效仿的对象，他们的言行风范被国人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如，龙小龙的“新工业诗歌”和郭金牛的打工诗歌中就都用到了“粮草”这一“兵家”才关注的词汇，这一极具中国历史意蕴的意象埋藏着国人深厚的“谋略”文化心理基座。“帝师”们从人到神的飞跃让人们对他们既崇拜信仰又可以模仿学习。另外，民间流传甚广的神话故事也在新工业诗歌中被充分的利用。如，马飚的诗《测尘工》，把测尘工的工作环境写出了一种神味，测尘工在充满神性的土地上就像女娲、鲧禹、神农氏一样在劳作。这些信仰和模仿就是一种中国民间独有的乐趣和精神。

最难能可贵的是，新工业诗歌中国化的日常趣味书写某种程度上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新诗一直以来难以完成的本土语境的构想。像龙小龙的《主控操作员》一诗，把操作员的工作感受形象地比喻成古人在行军打仗时军师的排兵布阵，承继了中国民间百姓言行深受《三国》《隋唐》《水浒》等小说文化影响的风格特征。马飚的一系列新工业诗采用原型式的写法，追溯神话文化精神，写出了新工业时代的工人精神。新工业诗歌从题材、语汇、意象、审美、价值诸方面都称得上地道的本土书写。

三、文学意义：照亮新工业生活中人们的生命

学界皆言技术的进步解构了诸多的生活意义。尤其在萨特、波德莱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眼中，世界和人生的本质充满荒谬和痛苦。中国学界普遍引入了西方的这一论断来解释工业社会中人遭遇的精神危机。但笔者对此有一疑问：“在工业社会之前国人普遍崇尚的世俗生活意义是什么？”答案无怪乎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则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多子多孙，大则为国为民、济生救民、舍己为他。也就是说，工业导致的当下国人的精神危机某种意义上是指失去了以上的儒家倡导的世俗奋斗价值。其实，这些世俗社会中的生存意义一直都不是国人追求的最终意义。精神危机自古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并不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对此不少古圣先贤做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探索，比如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借鉴庄子的看法，“超越自我，与天地同在”的独立精神才应该是我们自古以来最本质最核心的生存意义。文学的特质就是不可把终极意义定在社会现实的层面，而要走在超越的层面，这个超越的层面，在西方，就称为上帝、神或绝对；在我国，则名之为妙理、道、性、真或自然。[15]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的作品就试图超越现实层面，提升生命的意义，抵达彼岸的存在。这种努力在西方优秀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比如海德格尔倡导的“澄明世界”，就是一种为人类超越现实困境而寻找诗意存在的努力。应该说，“新工业诗歌”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确认自己的文学意义。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始终贯穿 “人的独立精神”，超越现实的困境，从而为现代生命寻求诗意存在的帮助。具体表现在：

第一，新工业诗歌尝试诠释普通人生的意义。从某种角度看，“女娲补天”的神话反映的是我们的先民在母系时代如何驱赶蛇虫，平整土地，建设家园的故事；“夸父逐日”展示的是我们的先民在父系时代为了光和水迁徙的故事；“精卫填海”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明白通过填海造地来扩大生活空间的道理。依此逻辑，既然古人的生产生活可以以神话的形式提升人生价值，那么在新工业诗歌中也可以以神话的形式来记录新工业的生产生活。新工业诗歌在超越客观世界的同时就提升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王二冬的诗《母亲，我在武汉送快递》中的“我”就是一位具有夸父精神的快递小哥，奔跑在“楚河汉街”，“从未想过一个普通的快递员/也可以惊起长江的滚滚波涛”。王二冬在介绍这首诗的原型时说道：“我不是在唱赞歌，而是向普通人传递能量。在大灾难面前，哪怕一个送快递的，都能发出自己的光芒。”[16]如同夸父为了信仰和族人的利益最后化成了邓林一样，在众多的像这位快递小哥一样的奉献精神努力下，我们才夺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快递小哥对新工业社会的贡献颇有夸父为了光和水“献祭”的意味。

第二，新工业诗歌努力滋养着现代生命。文学如何“在五彩缤纷的专业领域中，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中，在复杂微妙的人性纠结中，无限地丰富生命的经历和生活的感受，有效拓展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命的厚度和深度”是当代文学的使命之一。[17]新工业诗歌对工业中人们日常的有效关注往往带给我们对“劳动日常”的震撼和感动。王二冬说：“诗歌让我30岁摇摆不定的青春平衡下来。”[18]很显然，新工业诗歌起到了净化人心，抚平焦躁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让人和人的客观距离无限接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现代人被互联网给统合了起来。互联网提供给人的世界是一个被众多主观意识筛选后营建的虚拟世界，让人特别容易形成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新工业诗歌运用神话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人和工业的关系，焕发出了人类在新工业时代的生命感受。新工业诗歌能够滋养生命确实主要归功于其所拥有的厚重而笃定的本土文化信仰。这一点和古诗是一样的。

第三，新工业诗歌直面工业、自然与人类三者之间的共存关系。对于一个浸润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伴随民族的许多情怀和精神都无法剥离农业的基因，所以让新工业诗歌硬性地抛弃农业文化下形成的情感、意蕴等显然是强人所难。放眼世界，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没有提出能有力地解决工业、自然与人类三者之间关系的有效办法，甚至极端环保主义者更是在脱离客观生产力限制的情况下否定一切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工业)的进展。[19]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科学地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工业活动作为这种一般活动的现代形式，使得人类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工业和技术才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真正实现，而由工业活动所促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构成了自然的身体。[20]笔者理解，新工业时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工业对人的异化问题，所以说，新工业诗歌一扫以往打工诗歌密布的阴霾，也没有陷入抒情诗廉价的吟咏歌唱，它恢复了一种古诗传统，使诗歌具有自内向外的特征，通过捕捉日常生活的乐趣，呈现出了行业日常向自然宇宙拓展的广阔视角。

西川说过：“叙事有可能枯燥乏味，客观有可能感觉冷漠，色情有可能矫揉造作。”[21]面对冷冰冰的工业设备，以往的一些工业题材诗难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嫌疑，所以“新工业诗歌”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真和美的问题，需要避免为了实现审美预设而出现假感情。客观地讲，新工业诗歌主观上抛弃了宏大的感情书写，但正如它所喜爱的神话故事和历史逸闻一样，诗歌在书写人类的文明发展时，“悲壮”等美学意蕴不应被丢失或遮蔽，否则就有流于浅表的危险。另外，在探索工业的日常审美中不可难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新工业诗歌的旨趣单纯地指向了工业”，并没有指向“人”。发掘“工业之美”这个前设的目的使得诗句语意过于确定，甚至出现了“打油诗”的某些色彩，从而使得诗歌失去了读者的联想，那么也就弱化了诗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