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时代开始读博尔赫斯，当时他还未成为国际著名作家。在那些年头，他的名字是一群初出道者的暗号，读他的作品则是少数几位行家里手的秘密膜拜仪式。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我们经常通过那个年代的杂志追读他。我从《南方》杂志连续数期读到他一系列出色的短篇，这些短篇后来在1941年汇集成他的第一个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
我还保留着那个旧版本，蓝色大理石花纹硬皮封面，白色标题字，以及那支用较黑的墨水绘出的箭，指向南方———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玄学上的南方。我一直读着它，并默默与它的作者对话。作者消失在他的作品背后（这是在名声把他变成一个受害形象之前的事）：有时候我甚至会幻想博尔赫斯本身是一个虚构的人。
第一个怀着惊奇和热情跟我提起博尔赫斯其人的，是阿方索·雷耶斯。他极敬重博尔赫斯。但他欣赏他吗？他们的品味很不同。是那种把同行拉在一起的愉快的“反巧合”事件，使他们找到共同点：对博尔赫斯来说，这位墨西哥作家是散文大师；对雷耶斯来说，这位阿根廷作家是一个稀奇的人物，一个恰如其分的怪才。后来，1947年在巴黎，我最初几位阿根廷朋友何塞·比安科、西尔维纳·奥坎波和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也都是博尔赫斯的好友。他们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事，使得我还未与他见面，就觉得他也是我的朋友了。
很多年后，我终于跟博尔赫斯本人见面了。那是1971年，在奥斯汀。这次见面既礼貌又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该怎样看待我，我则无法原谅他那首赞颂阿拉莫卫士的诗———像惠特曼，但理由不及惠特曼充足。我的爱国感情不允许我意识到那些士兵的英雄主义；而他则没有意识到围攻阿拉莫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的插曲。博尔赫斯并不总是懂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一般的勇敢之间的差别。成为巴尔瓦内拉（手下）的一名暴徒，与成为阿基利斯是不同的：两者都是传奇人物，但前者是环境的产物，后者是一个典范。
我们在墨西哥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它会晤，都比较愉快。有数次我们都可以比较轻松地交谈，并且博尔赫斯发现一些他最喜欢的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为了庆祝这些巧合，他会背诵这位或那位诗人的片断，于是谈话很快就变成某种精神交流。有一晚，在墨西哥，我妻子和我帮助他躲过一些纠缠不休的仰慕者的进攻。接着，来到一个角落，他在一班人的吵嚷和笑声中，给玛丽亚·何塞（译按：帕斯第二任妻子）背诵法国诗人图莱的诗行：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可以闲聊和漫步，享受当地的天气。他和玛丽亚·科达马带我们去古老的莱萨马公园，不知怎的，他想带我们去看东正教堂，但教堂没开。我们满足于在潮湿的小径上，在有着高耸的躯干和歌唱的落叶的大树下散步。最后我们在罗马母狼雕像前停下来，博尔赫斯双手激动地抚摸着瑞摩斯的头。末了，我们来到托尔托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以镜子、金色装饰线条、大杯大杯的热巧克力和常有文人光顾而闻名。博尔赫斯谈起他青年时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出现在他早期诗中的“庭院空洞如碗”的城市———一座被发明的城市，却控制着一种比石头的现实更持久的现实，也即文字的现实。
去年（译按：指1985年），我又在纽约见到他。我们有几天同住一家酒店，他与玛丽亚·科达马在一起。我们一齐吃饭。艾略特·温伯格（译按：帕斯英译者）意外地加入，谈话的内容是中国诗。那天晚上谈话临末时，博尔赫斯回忆雷耶斯和洛佩斯·贝拉尔德，一如往常，他背诵了后者的一些诗行，开始是：温柔的祖国，齐亚的售卖者……。他打断自己，问我：“齐亚是什么意思？”我不知所措，回答说我无法解释，只能说它是一个隐喻：“那是一种尘世的滋味。”他点了点头。我安慰自己，我想，表达瞬间之难，并不亚于描述永恒。他知道这点。
一位可亲可敬的人死去，总是不好受的。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期待死亡，然后死亡总令我们感到意外。在这种情况下，那意料之中的，总是出乎意料之外，总是不应如此。虽然博尔赫斯是在八十六岁死去的，但还是死得太早了。任何人都死得太早，无论他年龄多少。我们也许可以把一句话颠倒过来说：我们所有人———老人和儿童、少年人和成年人———都是提早被摘的果实。博尔赫斯寿命长过另两位受爱戴的阿根廷作家科尔塔萨和比安科，但是他比他们多活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并不能安慰我对他逝世的惋惜。今天，博尔赫斯已成为他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的样子：一些书，一部总著作。
他发展了三种体裁：随笔、诗和短篇小说。这种分类很武断。他的随笔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读起来像诗，他的诗让人以为是随笔。联系三者的，是思想。因此，从随笔家开始谈起是有用的。博尔赫斯的气质，是一种玄学的气质。所以，他的吸引力具有理想主义的系统及其明晰的结构：贝克莱、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布拉德利、各种佛学。他还是一个头脑异常清晰的人，这种清晰与一个被现实的彼岸所吸引的诗人的幻想融为一体，使得他忍不住对着理性那荒唐的建筑发笑。所以，他向休谟和叔本华致敬，向庄子和第六帝国致敬。虽然他在青年时代曾被克韦多和布朗的华丽词藻和句法迷宫所吸引，但他不像他们。他令人想起蒙田，但是在怀疑主义和对万物的好奇心方面，而不是在风格上。他也令人想起我们另一位同代人，虽然今天已有点被人忘记：乔治·桑塔亚那。
博尔赫斯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可是，他的很多诗和短篇小说除了阿根廷人，谁写得出？他也因为被美洲的黑暗和暴力的吸引而受苦。他在它最低和最没有英雄色彩的层次上感受它———街头争吵、逞强和积怨之刀。精神引力的法则支配着博尔赫斯的作品：男子气概的拉丁人面对玄学诗人。表露在他的智力推测与他的虚构之间的矛盾。他对刀和剑的赞赏、对战士和流氓的赞赏，也许是某种天生癖好的反映。总之，这种癖好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这也许是对他的怀疑主义，对他那有教养的宽容的一种不可缺和本能的反应。
他并不漠视他的时代，在面对他的国家和这个世界的各种境况时，他是勇敢的。但是，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对他来说，文学传统之活灵活现，并不亚于当前事态。他的好奇心，在时间上包括当代问题和古代问题； 在空间上包括身边事物和远方事物、加乌乔诗歌和北欧传说。他研究并迅速掌握了现代性所发现的其它古典主义，包括远东和印度的古典主义、阿拉伯和波斯的古典主义。但是，这种阅读的多样化和影响的多元化，并没有把他关进巴别塔：他不混乱、不啰嗦，而是清楚、简明。想象力是连接，架设一物与另一物之间桥梁的才能，是通达的艺术。博尔赫斯在最高程度上拥有这种才能，再加上另一种同样宝贵的才能：那种切中本质、剔除腐质的异禀。他的技能不是历史学家的技能，也不是语文学家或批评家的技能，而是作家的技能。这是一种活化的技能，它保存有用的，抛掉多余的。他在文学上的爱憎，像神学家那样深刻而理智，又像情人那样热烈。他既不偏颇也不公平。他最重要的技能，是他那创造性的幻想的另一条臂、另一个翼。他对自己的判断准确吗？我怀疑。他的品味并不总是与他的天才相称，他的爱好也并不总是与他的真正天性相符。博尔赫斯不像但丁、惠特曼或魏尔伦，而像格拉西安、柯尔律治、瓦莱里、切斯特顿。不，我错了：博尔赫斯最像博尔赫斯。
他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非凡，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他幻想的精妙。在写作具有想象力的作品时，他并不感到受乔伊斯式、塞利纳式或福克纳式的冒险或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的吸引。他总是明晰，不会被劳伦斯式的激情之风扫荡，这种激情之风有时会卷起滚滚尘土，有时则会赶走天空里的乌云。他也远离普鲁斯特的迂回句子和海明威的电报体，他的散文以其平衡而令人吃惊———既不是浅白也不是啰嗦，既不是松弛也不是紧缠。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局限。用这样的散文笔法，你可以写短篇小说，但不可以写长篇小说。
他始终遵循爱伦·坡的劝告，即一首现代诗不应超过五十行。但现代性却是奇怪的：几乎所有伟大的现代诗都是和诗。二十世纪的典型作品，我想到譬如艾略特和庞德都是由一种野心催生的；即要成为我们时代的神曲和失乐园。支撑所有这些诗的信仰是：诗歌是世界的总视力，或时间中的人类戏剧性事件的总视力。它是历史和宗教。我前面说过，博尔赫斯的原创性在于发现了一种观点。基于这个理由，他一些最好的诗作是以评论我们的古典作品的面目出现———评论荷马、但丁、塞万提斯。博尔赫斯的观点是他不败的武器：他把所有传统观点倒转过来，迫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所看的事物和所读的书。他有些虚构作品读起来仿佛是吉卜林或庄子的读者所写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他有些诗篇令人想起一位被收入 《法耳茨选集》的诗人，这位诗人可能是叔本华或卢贡内斯的朋友。他致力于所谓的小体裁———短篇小说、短诗、十四行诗，他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竟达到了其他人企图用长诗和长篇小说达到的东西。完美不分大小。他获得完美的方式，通常是把异常插入平常，把质疑的形式与一种角度结合起来，这种角度通过开采某些表面的东西，而发现另一些东西。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和诗中质疑世界，但他的怀疑是创造性的，并使其他世界、其他现实显露出来。
博尔赫斯通过繁多的变奏和固执的重复，不停地探讨那一个主题：人迷失在由不断重复的变化所构成的时间的迷宫里，人在不会破碎的永恒的镜子前精心打扮，人发现不朽又征服死亡却无法征服时间和老年。在他的随笔中，这个主题变成悖论和二律背反；在他的诗和小说中，则变成既有数学定理的优美又有活人的风趣的文字构造。这个主题所作的变奏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的作品，以及人自己，都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间的外形。他用难忘的清晰性说：“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带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时间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诗歌的任务即是照亮匿藏在时间褶缝里的事物。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提醒我们：我们同时是射手、弓箭和目标。
摘自《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
王家新、沈睿编选
奥克塔维奥·帕斯
（西班牙语：Octavio Paz）
1914年3月31日－1998年4月19日
出生于墨西哥城的一个小镇上，著名诗人，散文家。祖父是作家和记者，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天主教徒。帕斯15岁时曾因鼓动罢课而被禁止上学， 17岁开始创办诗刊。1937年，结婚后离开家乡，前往西班牙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在这一年出版了名诗《在你清晰的影子下》。1945年，进入外交界，担任法国外交使节，结识了萨特和加缪；1962年担任驻印度大使，开始东方文化的探索。在此期间，他翻译了中国一些唐宋诗人的作品《翻译与消遣》（1973），研究《易经》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如“彼岸”的观念）。
帕斯的创作融合了拉美本土文化及西班牙语系的文学传统，继承欧洲现代主义的形而上追索以及用语言创造自由境界的信念。1990年由于“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的诗歌与散文具有融合欧美，贯通东西，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的特点。
“诗是不可解释的，然而并非不可理解。”这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爱说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