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支流》彭祥杰分享会实录（10000字）
旅行
摄影
2024-12-07 20:31
浙江
蚂蚁的摄影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彭祥杰，网名老皮，来自于陕西西安。很荣幸受蚂蚁摄影令胡歌的邀请，为大家分享我摄影30余年的经历和一些体验。因为我不是做摄影理论研究的，所以难免也谈不出什么高深的摄影话题，我只能就我个人这30多年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和我成长的过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谅解。今晚的分享来自于这本书“秦人秦相”《主流的支流》。首先我要感谢摄影“秦人秦相”摄影系列出版项目的资助人许安平先生和编辑叶子盛女士，如果没有他们关于这个项目的付出，也不会有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也是第一次对着手机自言自语来讲述自己的摄影过程，请大家多多包涵。在分享我个人摄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我想说在中国摄影，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类似的，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生成长到工作，到个人爱好的一些实现和体会，其实我跟大家一开始是类似的。我的摄影爱好是在1980年代末，大概1986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从一个长期封闭的状况，经过文革，经过改革开放，终于打开了国门，所有人都是在向往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里，因为我所在的地方是中国航空的制造基地，在一个小镇，所以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除去上班工作，其实业余生活也是蛮枯燥的。那么在这个时期，自己又是一个年轻人，包括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有各种幻想，自己也喜欢阅读，看了很多书。在1986年这个时期，我所在的单位工厂里也有职工摄影协会，也有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喜欢摄影，他们会订一些摄影杂志报纸，我也会看。但是这个时期我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概一个月能有四十二块五毛二的收入，那个时期整个中国大家收入都不高，都是比较贫乏的，所以也买不起好的相机。直到1987年我成家以后，也是有一个机会，我的一个同事的小舅子去美国关岛劳务输出了三年，在当时的中国，像冰箱彩电，洗衣机，照相机呀。都是属于国家专控的奢侈品，像普通人是买不到的，需要凭证，或者凭票来购买。他出去三年劳务输出，可以带回来各种奢侈品的大件。当时他买了两台相机，他把其中的一台尼康FG20带一只1.4标头的相机，通过他的姐夫问我说：“你看你老看摄影的刊物。那么说明你喜欢摄影，你想不想买相机？”而且按当时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只有1700块钱。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我尽管已经成家了，但是我的家庭全部的存款只有6700块钱。还不算万元户，那个年代如果是家庭存款有1万元的话，那就不得了啦。一个万元户，在那个时代就像大款一样。然后我跟妻子商量，她也同意我购买1700块钱的尼康相机，而且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接近人民币5000元。有了这个相机以后，因为我们工厂是一个央企有两万多职工，飞机制造有一些跟摄影相关的单位，比如说无损材料检测要用X光磁力探伤，也是一种摄影的X光，工业探伤的一个形态。我的同学当时是无损检测的磁力探伤的暗室负责人，随便就弄两个啤酒瓶子，我就去他那里可以装显影和定影液回家，然后自己借了一个小的放大机来学习拍摄，冲洗胶卷和印放照片这些相关的基础技术方面的一些训练。其实是靠自学都是看摄影报纸，专业杂志。到了1989年，我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时候自己也有好的相机。跟所有一开始喜欢摄影的爱好者是一样的，大量拍摄自己的家庭生活，包括我的女儿，拍了很多照片。恰恰是因为我当年拍摄了我的家庭生活和我女儿的很多照片，我也没想到30多年以后，我的女儿用这些档案材料也做了一部作品，就是《mama》第一个摄影系列。我其实想说，在这样一个国家做摄影做艺术也好，我们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属性，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给予我们的哺育，给予我们的机会，给予我们的体验。下面我可以给朋友们分享一些1990年到1991年，我刚开始所谓摄影创作时期的一些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我用手机翻拍的，拍摄于1990年到1991年，也就是我对摄影刚开始发烧时候自己在周末骑自行车去乡间、城镇、郊区等，拍一些光影线条，形式化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当时像沙龙摄影，一个初学摄影者的一些照片，当然都是我自己在暗房放制的，也算是当年的原作吧。在1980年代末我在西安自学摄影，然后到了19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摄影比较流行纪实类影像。大家都知道中国新时期摄影史上非常著名的摄影团体，就是“陕西摄影群体”的一帮人，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摄影非常厉害。我是通过看摄影报纸，看摄影杂志知道他们，但是我都不认识。大约1990年10月的时候，我跟当时的影友，我们工厂里的同事邢志昊，相约一起去拜访侯登科，石宝琇，胡武功这些摄影前辈们，听他们聊摄影。其实我个人早期的成长，是离不开“陕西摄影群体”对于我的影响和传教。我刚刚发的这几张图都是在陕北拍摄的，1990年2月我跟随工厂里职工摄影协会的会员去陕北搞创作，我不是会员。当时，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初学者，他们甚至还不愿意带我去。但是我求他们带我去，我说我自费，然后跟着去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带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用相机去跟着他们远行搞所谓摄影创作拍摄的一些图片。陕北我们去了半个月，令人激动，也是第一次出远门摄影吧。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从西安到榆林，大概需要两天两夜的班车，那个时候就像朝圣一般去了陕北，还去了摄影家陈宝生家里拜访。当时他刚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回来不久，就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去参加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的展览后荣归回来。我们就好像去朝圣，去拜会拜见陈宝生前辈。当时看到他《龙马精神》的组照，我的身体都是震颤的，激动不已，觉得太牛逼了。一开始摄影的初期，主要是受到“陕西摄影群体”前辈们给予我的说教，给予我的引导。我觉得这个时期，让我没有走弯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没有“陕西摄影群体”当年的引导，可能也不会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摄影系列的结果。我觉得“陕西摄影群体”的贡献在于，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一直是宣传摄影为主导的一种摄影形态。包括我自己，在我所在的央企工作了35年，我也是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当然也包括摄影。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摄影形态中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其实挺不容易的。这组照片是是1991年拍摄我每天吃饭的职工食堂，当时拆迁要盖新的食堂，我就拿着相机去拍一些拆迁的场景，这些照片在当时我觉得是自己所谓的探索。但是在当年，我说句实话，我也给摄影专业报刊投稿过，都是石沉大海。这说明尽管你觉得报纸或者杂志上的照片不怎么样，但是当自己的照片一旦投过去的时候。其实有可能在人家眼里也不咋样。后来我就不去主动参加任何投稿，也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需要自己的学习，需要自己的判断，才能去更好的完善自己。在摄影上我从1990年到1993年这个时期，基本是处于一种疯癫的狂热发烧状态。也就是说所有的假期啊，所有的周末啊，都用于摄影拍摄。自己骑个自行车，就到附近的乡镇农村去拍照。疯狂的拍，然后自己冲洗，自己挑选，自己在暗房放制照片，包括在一些白卡纸上装裱照片，就是自我欣赏，变成了这样一种行为。当然，我在这个时期，也会经常去侯登科那里去看他拍摄的底片。侯登科是我摄影前10年最重要的引导者，引导我在摄影上如何观看，如何分辨，如何去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前辈老师。在他去世的前十多年里，他是2003年去世，我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所有拍摄的底片。那么这对于一个摄影师的成长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我觉得我可以和他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谈各种话题。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关于艺术，关于摄影，关于政治等等话题。通过不断地各种自我训练性拍摄以后，那个时期我也注意到在中国摄影，包括报刊杂志一些摄影比赛的作品。那个时期，就是纪实类影像，似乎在这个国家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摄影现象，我觉得那个时期实际上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拍摄所谓的专题，就是纪实性的更多的是一种组照形式，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尝试练习拍摄一些组照。1991年的时，我去距离我这里30公里的耀县药王山，每年农历二月二的时，这里会有盛大的药王庙会。药王庙会人非常多，也非常热闹，然后我去逛庙会，其实就是去拍照。那个时期就是见到什么拍什么，只要好玩就行，人多就行，所以在这个庙会上，我看到了有大篷的演出。然后到了第二年，1992年农历的腊八的时候，我跟三个工厂里的同事我们骑自行车去30公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三原县。去逛腊八会拍照。在腊八会上又遇到了几个歌舞马戏这样的大篷，我就有点儿不想走了。我就跟同事说，要不你们回去，我请几天假，我想拍拍这个东西，跟他们多聊聊，了解一下。然后就在三原县的这个腊八会我住了一周，住在安徽马戏团的大篷里，他们也给我很好的照顾，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了一周，拍了大概20多个胶卷。正是由于这一次的缘分，就此开启了我十年拍摄《流浪大篷》的旅程。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流浪大篷》的短视频，分享的几个短视频，都是近20年前的2006年中国摄影第一次影像专家见面会的时候准备的文件，今天看会有一些瑕疵希望大家谅解。我们共同来观看这个教友的视频，然后我再继续分享。上面朋友们看到的是《教友》视频的分享，拍完这个系列已经到了2000年。我同期其实还在拍别的东西，包括在西安拍摄《卖花孩子》，1998年到1999年的时期，所谓的报道摄影开始在中国摄影兴起。那个时期也是我们国内报刊杂志最风光最鼎盛的几年高潮，当然在国外也是一样，算是报道摄影的最后黄金五年。所以在这个时期，一个摄影师不能总是不管不顾的拍照，也需要考虑生存，比方说换点稿费。为自己解决一些胶片的费用，旅行的费用，所以这个时期我也在尝试拍摄所谓的报道摄影，去换餐旅费，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卖花孩子》的短视频。《卖花孩子》这个系列报道拍完以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中国摄影》杂志刊发作品，虽然那个时候《流浪大篷》已经拍摄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些杂志的发表都是通过十年的积累逐渐的呈现一些个人的作品，我最早的摄影系列还是《流浪大篷》，是在《大众摄影》杂志上先刊发的。这里还涉及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当时的《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是吴常云先生，那个时期我们国内的杂志还相对保守，包括主流的媒体。因为刊不刊登《流浪大篷》》在杂志内部引起了争议。侯登科为了杂志的刊发，还专门写了长篇的评论。当时吴常云老师给我提出来能不能摘选一些文章内容，也就是不全文发表，只摘选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段落来进行发表。但是我这个时候等于是给我提出了一个难题，你想侯登科老师为这事伏案给我写了三个晚上的摄影评论文章。然后我又特别渴望发表，每个人我相信都是渴望的，第一次在《中国摄影》的核心杂志来刊发作品，而且那个时期的杂志只有42个页码，当时说给我八个页码，这已经很不得了，这样一个难题，让我面临选择。侯登科的意见就是你自己决定，但是我真的不敢，如果我决定同意杂志主编的要求不全文发表而是摘选文章的话，那侯登科会怎么看我？是不是会造成一种我很急切的印象？然后我就给吴常云老师回话说感谢他的欣赏，但是很遗憾，因为不能发表侯登科的全文，那我也就不做了，就不发表了吧，所以当时就挺特别为难的选择。后来闻丹青老师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当时是《大众摄影》杂志的主编。闻丹青老师知道了这个事情后，就去《中国摄影》杂志把侯登科的文章拿过来仔细看了，包括这些大篷的照片也都看了。他认为很有意义，而且有必要全文发表。闻丹青主编甚至把侯登科当时写的这个文章标题都修改了，改成了《与其责难，不如认可》的文章标题，刊发在1998年6月的《大众摄影》杂志上，我记得也是八个页码。这期杂志出来后，给了我一夜成名的那种感觉。因为在80年代，90年代，一个摄影师在专业媒体上刊发系列作品，一下子给那么多页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事。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在摄影成长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问题，包括人际的，包括拍摄的，包括人品的。其实就是我们自我完善，自我修正，自我感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摄影其实给我带来更多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功利性的东西。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组 2001年到2002年，我远去新疆拍摄的关于陕西、河南、甘肃的农村妇女去新疆采棉花的报道，当时是给联合国农业署拍摄，也包括《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拍摄，他们给了我一些费用，来满足我两次去新疆的旅行。我的手机听不到彩棉女的视频文件的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问题。我上两张彩色反转片的图片，也就是说这两趟新疆我是带着任务去拍摄，两次新疆拍摄彩色反转片，同时也拍摄黑白胶片是同时做的。很少有朋友看过我拍摄的彩色照片，我一直对外呈现的都是黑白摄影。因为个人能做暗房，也更喜欢黑白，偏爱黑白。彩色是从2000年到2005年，也就是我前面说到为国际上的媒体拍摄摄影报道，在这个报道摄影最后黄金五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机会为国外的大牌的一些媒体杂志拍摄关于中国的照片。这是记录中国一家美国加州的图片社，是由六至七位摄影师组成的供稿机构。这些档案图片都是2000年到2005年，为西方的一些大牌杂志拍摄，或者他们刊发的一些照片。到了2005年，工人出版社委托阮义忠先生和李媚女士做中国摄影家系列的所谓的灰皮书，这里边有我一本，呈现了《流浪大篷》，《卖花孩子》和《新疆采棉》这三个系列。这算是我正经的第一本摄影集，尽管很小，但是对于我非常重要。我个人一直有一个底线，就是如果我有钱，我拿这些钱去拍照，而不是自费去做什么摄影画册去送人，我觉得我送不起，也做不起。如果有了这笔钱，我更多愿意去拍照，去投入个人摄影的创作。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十年里我还有拍摄很多其他的东西，例如去甘肃，去内蒙古，去拍摄一些关于采煤煤矿的一些影像系列。当然这个分享我也没有很多时间来展开分享这些东西，我看我的文件包里如果有，可以给大家看几张。这些照片是在内蒙古和甘肃兰州附近阿甘镇拍摄的一些图像，朋友们可以从这些图像里看到我在尝试，试图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摆脱叙事，之所以展示这些照片，确实是一个自我调整痛苦的过程。侯登科是2003年2月去世的，我的前十年摄影都非常顺利，就是一个人去苦干做好自己的拍摄。但是侯登科的逝世，恰恰造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意味着在摄影的精神上，我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我没有可以交流的人了，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在2003年初这样一个节点上，因为侯登科的逝世，就必须做出一个决断和选择。我已经预感到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我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前途的，在摄影价值的个人实现上，这不是功利性的，而是个人追求上我必须走一条自己的路。侯登科去世，我非常痛苦，这种精神痛苦是别人看不到也理解不到的。如果你要继续在摄影这条路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只能通过不断地学习，修正，实践，靠自己去摸索，寻找到一条路。在这个时候我把前十多年使用的135相机都放下了，换成了六乘六的玛米亚6中画幅相机，就是希望换一种视觉方式和观看方式，来把自己的拍摄节奏放慢，去尝试凝视一些东西。但这个时期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我就顺着国道坐在公共汽车上乱逛的时候，就发现在陕西，还是在甘肃，还是在山东，国道旁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加油站。然后我就尝试着去拍一些加油站，也就是当年所谓的景观摄影。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在中国摄影还没有景观摄影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新彩色，新地形”这样一个摄影概念传入中国，自己偶然发现了这些奇怪的加油站，然后觉得好玩，想换一种拍法，我就去拍了一些。
这些图是用一个价值600块钱的扫描仪扫描的，色彩，精度，都达不到。就是说这些照片代表着我经历侯登科去世后，渴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样一个练习和调整的过程。但是我在拍摄加油站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体会到这个拍法，使我获得不了精神和生理上的快感。比方说我在早期拍摄《流浪大篷》时期，遇到好的瞬间的时候，那种激动，那种身体的反应颤动，在拍摄这种景观性的东西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受的。它无非就是各种不同的景观，不同的建筑的同类项合并。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期间我也去上海，我的好朋友罗永进跟我说，他也在拍加油站，这个时候我说算了，我还是停吧，我说我拍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快感。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希望以后若干年做下去的一个东西。包括同时期我去内蒙古，去甘肃，去拍煤矿什么的，然后这个时期也去拍甘肃的一个朋友开的铅锌矿。在陇南地区，靠近藏区的地方，因为涉及他个人经营，包括当时的野蛮采掘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还不便公开。然后相机换了，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还是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拍摄方式和可能性。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那我就难为自己，之前的拍摄都是专题系列关注一个事物，关注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叙事性的摄影。所以我就尝试，试图摆脱这些东西。我就想，如果我用十年时间拍摄100张照片的话。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不需要很多图片来结构成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从2006年到2016年，大概拍摄了接近1000个中画幅胶卷，来尝试和训练自己，改变自己。这一个系列，在前一届的大理国际影会会有展出过20张，我现在给朋友们看一看其中的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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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这些照片是2006年到2016年我去各地旅行拍摄的，都是单幅，它不构成一个主题性系列。不构成一个之前我摄影的习惯的叙事方式，就是纯粹的一张张照片，但是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视觉的吸引和一个视觉故事，我经过十年的拍摄专题系列，再返回来拍摄单张照片的训练过程，让自己知道摄影可以用单张照片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谓的单张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换一种形式，换一种观看的方法来不断的锤炼图像的纯度和结构性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能量积累，就是希望给人一种视觉的力度感。经过这样一个自我的训练和调试过程，再进入到今天分享的主题《主流的支流》三个系列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变化并是不突变奇怪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主流的支流》这本书里的三个系列，一个是《小人国》，一个是《双胞胎》，小人国和双胞胎都是在云南拍摄的。《cosplay》系列是在成都、重庆、西安、河南洛阳、山东济南的一些地方拍摄，但是主要是在成都和重庆拍摄的，这两个地方拍摄的最多。这三个系列的我用了六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是在做同一个探索训练，是同一种感受，也可以说是同一个视觉系列。在《小人国》系列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我的观看视野可能越来越窄了，更加关注人物的精神和面相，而不是去结构叙事。之所以拍摄《小人国》是2010年我在办公室阅读《参考消息》报纸，上面有一篇转载《纽约时报》的短文，在这篇短文里，《纽约时报》是在批评中国为了追逐经济的发展，拿侏儒人去打造景观公园供游人观看，他们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他们是持一个批评的立场，恰恰是这样一篇转载的文章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可能我对这类东西比较敏感。所以我也马上打电话给我云南昆明发改委的朋友，我问有没有这样一个事情，有没有这样一个项目，他说有，他说预计明年就能开园，而且这是云南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是一个四川商人投资的。正好2011年我去大理国际影会，结束以后，我就直接去了小人国，做各种工作磨了一天，总算同意我拍摄，但是拍摄的条件就是我每天必须买一张门票，一张门票是120元，我每天进入园区买一张门票，也就意味着一天120元的门票来获得这个拍摄的许可。我前后用两年时间去了12次，飞来飞去的，到第12次，2012年底，我再去的时候老板已经不欢迎我了，他说没有见过一个照相的摄影师反复来我这里拍照，他说我搞不清你是干嘛的。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是个商人，他是不是觉得我在获取他的商业秘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到第12次的时候，他已经拒绝我拍照了。这个时候我只有罢手。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大概拍了110个胶卷，所以构不成一个庞大的主题，只能是一个短的系列。但是在这样一个短的系列，不断的拍摄和锤炼当中，我自己觉得我的摄影已经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就是从《三教九流》一直到《小人国》这样一个过程，它在逐渐的跟我前十几年的拍摄变化非常大了，这一点是我欣慰的。然后在拍《小人国》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侏儒演员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就跟我说：彭老师，我们家那个地方在云南的墨江，你怎么不去拍照呢？我说你们家那有什么呀？他说：“哎，我们家那个地方都是双胞胎。”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墨江，我一查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我说怎么可能都是双胞胎。他这样一说，我马上用手机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已经开始第九届国际双胞胎节了，然后为什么没有人去拍照呢？的确，在网络上我进行了大量的搜索，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的确没有人在用摄影的方式去关注这些双胞胎。但是因为我在拍小人国，我就想着把小人国拍完，我下一个就直接去拍双胞胎吧。我第一次去就是2014年春节期间到墨江拍照，其实还是蛮失败的。因为春节期间大家都在家过年，然后我就通过墨江县的双胞胎协会要了一个花名册，给每一个双胞胎打电话，希望获得拍摄，但是所有人都把我当成骗子和骚扰电话。所以，尽管第一次去墨江我也拍摄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很不成功，就只有个别的几张还可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在双胞胎节的时候去，而且这个时候所有的双胞胎为了领取政府的每年的补助，大概300块钱，他们都要去参加双胞胎节。所以我就可以守在这个双胞胎协会，拍摄每一对双胞胎。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2014年2015年拍摄的《双胞胎》系列。到《双胞胎》这个系列的时候，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我已经完全摆脱了之前那种影像的叙事性，而且更加过分的只关注于肖像，关注人的精神面貌，也就是所谓的面相，所以它导致图像的结构和感受就更加主体化，更加肖像化，更加的纯粹一些。所以也包括一会儿和大家分享的《cosplay》系列，包括《小人国》这三个系列，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是在用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来拍摄的，他们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可以说就是一个系列，无非就是拍摄的对象不同，但是在手法、形式，感受是一致性的。这个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摄影的工作状态和想法，所以也就必然会拍摄这样一些照片。我插一句，这本书的题目《主流的支流》不是我起的，也不是我写的文章，是澳大利亚摄影中心原总监阿拉斯戴尔·福斯特先生，他在两年前跟我做了一个访谈，访谈发在他自己的世界摄影师访谈网站上的主题就是“主流的支流”，我在书里也呈现了这个访谈的一些段落，摘抄了一些，因为无法全文发表，如果全文的话，肯定就被毙掉了，所以就摘抄了一些，包括它前面的一个短的评论。下面跟大家分享2014年到2016年拍摄的cosplay，也就是动漫二次元系列。我们看到三个系列里的图我已经分享完了，这些图也就是书中的图片。从2011年到2016年，我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在拍摄cosplay的过程当中，我又遇到了新的情况受到了新的启发，所以到2017年开始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跟踪拍摄我们国家的LGBTQ群体，也就是中国的酷儿一代，拍摄量非常大，在这里可能不方便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不是我不愿意分享。而是我们受制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吧，网络原因可能会有所问题，希望以后有机会，等我做完了，可以跟大家再一次分享，我也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摄影，我的思考过程，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摄影这个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脱离不了时代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些思想哺育，包括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面对的变化，我们逃脱不了，我们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的分享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我想跟我的朋友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时代，非常重要，这可能是人类史上一个最后的样本，所以我要珍惜我所在的这样一个时代，为我的时代进行拍摄，拍摄那些能超越时代的影像，这是我的渴望和梦想。所以到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在摄影的路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想象、我们的问题面对的都不同，每个人都会做出个人的选择。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一起关注这个伟大的祖国，做出一些更好的影像，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摄影是强大的。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此结束。https://www.the-altered-states.com/从《终南隐士》到《渭水秋歌》陈团结分享会实录（14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