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大开眼界-徕卡百年》一书
“这是永恒的经典！”
伟大的杂志、报道和真正伟大的图片的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果人们有片刻的梦想，那一定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理解的时代，一个即将到来的人道的时代。然而，这样的时代很快就会被证明只存在于乌托邦世界。事实上，与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比，新闻摄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特点是战争和冲突多得多。叶甫根尼·哈尔代伊（Yevgeny Khaldei）在国会大厦上升起红旗（Raising the Red Flag on the Reichstag）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成就了两幅经典摄影作品，今天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中找到这两幅作品，并且它们在主题上惊人地相似。第一幅是叶甫根尼·哈尔代伊（Yevgeny Khaldei）的《在国会大厦上升起红旗》——这是一幅精心设计的作品（拍摄者从未否认），是在冲突发生几天后拍摄的，而且还经过了精心的后期编辑。哈尔代对此从来没有意见；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客观的记者，而是一个使用相机的宣传者。这与美国的新闻社美联社（AP）的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完全不同，我们要感谢他提供的另一张世纪照片：《国旗插在硫磺岛上》。罗森塔尔一生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指责：他重建了攻克硫磺岛（Iwo Jima）的照片：他拍摄的甚至不是第一面旗帜，这种指责反反复复。这个传言似乎和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一样坚不可摧，纪念碑是根据照片雕刻的，而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纪念碑。国旗插在硫磺岛上（Raising the flag on Mount Suribachi）“永垂史册的图片”，Collier’s杂志，1955年2月18日传言坚不可摧，但却并不意味着真的可信。与此同时，《生活》杂志已经在1945年3月26日的期刊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真正的情况：指挥官发现第一面旗太小，正要换成一面更大的。就在这时乔·罗森塔尔在军队摄影师比尔·吉诺斯特（Bill Genaust）的陪同下爬上了山。罗森塔尔做了他应做的工作：他拍下了六名海军陆战队员费力地抬起一根水管的画面，水管顶端飘扬着星条旗。他这样做不亚于创造了经典的照片造型的原型，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是在新闻摄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创造的。“这是永恒的经典！”在这张照片慢慢出现在显影剂中时，美联社图片编辑约翰·博德金（John Bodkin）不禁如此感叹。这张非凡的照片为罗森塔尔赢得了“普利策奖”，但也让他遭到了嫉妒和怀疑。现在，武器终于停火了，而全球摄影作品将帮助确保维持世界和平：这至少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馆长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的愿景。战争期间，史泰钦以上尉的身份掌管美国海军的摄影部门。他以极度风格化的图片，尽其所能地支持抗击日本帝国的战斗，但其实他向往和平。1951年，他策划了图片展览“人类大家庭”。他的雄心壮志，不外乎是要证明，考虑到人类的条件，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将恨转变为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史泰钦观看了几百位摄影师拍摄的数千张照片。在1955年，当展览最终准备就绪时，却几乎没有人再谈论和平了，史泰钦因其世界观而招致批判，主要是来自于知识分子。他们对和平的憧憬早已在阴冷紧张的冷战气氛中破灭。尽管阻力重重，全世界仍然有超过1000万人参观了“人类大家庭”图片展。因此，这场展览为推动20世纪最终成为图片的世纪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大家庭”图片展的成功同时也是“人文主义摄影”的成功，一群极具鉴赏力的欧洲摄影师将“人文主义摄影”选为指导原则：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大卫·“奇姆”·西摩（David "Chim" Seymour）和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1947年，他们创立了玛格南图片社，他们称之为合作组织，旨在打造新闻界的一方乌托邦。这一实验一直存在到今天，堪比摄影报道界的“名人堂”。其理念是让摄影师们在一个同行圈子中获得新的自信；但与此同时，其目的也是为了对占主导地位的编辑团队进行制衡，并组织继续开拓摄影报道。卡帕成为该组织的推动者和精神导师。这位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当时已经颇负盛名，他完美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一个迷人的风流玩咖、一个放浪形骸之人，拥有绝佳的吸引力，对他来说，为玛格南赢得最有才华的年轻摄影师简直是小菜一碟。1948年9月，沃纳·比肖夫（Werner Bischof）成为了第一个与马格南签约的新成员。这位瑞士摄影师从1939年起就已经开始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他曾工作过的杂志包括文化杂志《Du》，该杂志1941年创办，时至今日仍是优秀摄影作品的一个平台。战争结束后，比肖夫在满目疮痍的欧洲集中旅行，记录百姓的苦难生活。对于在中立国瑞士长大的比肖夫来说，这次旅行必然像是进入但丁地狱一般——难民大军、被炸毁的城市、欧洲大陆的创伤。这些印象一直影响着他，直到他英年早逝，并成为了他作品的一个典型要素，从现在开始，他的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是人的尊严，在他看来，人的尊严往往被传统媒体的“表面文章和哗众取宠”所遗忘。后者让道德高尚的毕肖夫越来越反感，因此他转向了大众媒体不关注的主题。罗伯特·卡帕还招募了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他拍摄的战争归来者的照片十分感人，几乎注定了他将进入这个杰出的俱乐部。在玛格南，他成为彩色摄影的先驱，而彩色摄影在新闻摄影中仍是例外。埃里希·莱辛（Erich Lessing）、赫伯特·李斯特（Herbert List）和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也同样跟进。因此，在最初的几年里，主要是讲德语的欧洲人促使玛格南获得传奇声誉。与罗伯特·卡帕一起，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塑造了该机构独一无二的风格。卡蒂埃·布列松来自法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这不只意味着—与他的同事不同—他从来不需要靠摄影赚钱。似乎这个问题也总是困扰着他。而且他的摄影方法在许多方面也与卡帕不同。卡帕的座右铭是：“如果你的照片不好，那就是你离得不够近”，他甚至把他的第二本书命名为《失焦》，而卡蒂埃-布列松把自己当作一个谨慎的观察者。因此，他重视完美的构图和由他提出的著名的决定性瞬间概念，而紧随新闻前线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是艺术家，他随波逐流，享有在卢浮宫举办摄影展的特权（在他之前没有摄影家在此举办过）。尽管他的照片根植于艺术，但他在印度、苏联和中国的摄影报道被认为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典范，著名杂志以长篇并且经常是多版照片廊的形式推出他的作品。从1954年7月到9月，卡蒂埃-布列松在苏联旅行了9300英里。这次旅行的成果在1955年初首先在《生活》杂志上以“俄罗斯人民”为题分为两部分发表；而专门介绍莫斯科的第一部分，也许被认为更加成功。大约30张照片充满了生命力，这也要归功于镜头中温暖阳光的天气—在当时的冷战时期，政治上相当左翼的卡蒂埃-布列松也许并不是完全无意为之。一周后，《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跟进，这份法国顶级杂志也分享了这一故事，并在第305 期上刊登了 “俄罗斯人民”的第一部分。《画报》所选的照片与《生活》非常相似，但刊登的篇幅更长，一共有24页。《巴黎竞赛画报》在头版中使用了一张罕见照片，从照片中可以认出是卡蒂埃·布列松：他正聚精会神地瞄准徕卡相机的取景器。下一期中又用了18页的篇幅刊登了第二部分，结果和第一部分一样让读者激动不已。总的来说，法文版显然更受欢迎，不仅因为它的篇幅几乎是《生活》的两倍（《巴黎竞赛画报》42 页，《生活》25 页）,它还更激动人心、更赏心悦目，最重要的是，它的版面设计更具表现力。《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1955年1月29日 - 2月5日，第305期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四年后，卡蒂埃·布列松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对西方媒体比苏联更加封闭。图片报道《红色中国争取未来》同样首先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在20页中其中8页为四色。然而，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髦的主编们的愿望，而与卡蒂埃-布列松毫不相干，他显然更倾向于黑白摄影。在28页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变革中的国家，群众正在行动，为“大跃进”欢快地卷起袖子。这时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还相当遥远。尽管卡帕和卡蒂埃-布列松不同，但有一点至少他们达成了共识：暗房不是他们的事。他们更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皮埃尔·加斯曼（Pierre Gassmann），他在玛格南成立的同时成立了PICTO公司；这个公司不仅为玛格南成立，而且还是“我们的实验室”（"notre laboratoire"）。1954年对玛格南来说是黑暗的一年。罗伯特·卡帕在印度支那被地雷炸死，沃纳·比肖夫在秘鲁死于一场车祸。两年后，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大卫·西摩去世，玛格南失去了第三位创始人，这也充分暴露了这个行业的风险性。然而，玛格南挺过了这些惨痛的损失：它早已成为一个商标，一个机构，如果没有玛格南图片社，摄影记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出版在纽约的《生活》杂志，摄影记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无从谈起的。自1936年创刊以来，《生活》杂志历尽艰辛，上演了一出无与伦比的成功故事。仅仅四年后，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本土最南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该杂志每周都有2000万读者，并且每期都登满了盈利丰厚的广告。与之竞争的电视直到1948年才开始在美国得到有限发展，而且那些疯狂闪烁的小盒子一开始对广告商毫无吸引力。《生活》的胜利进军也归功于那些被纳粹赶出欧洲，先后登陆美国的移民：其中一些人成为了该杂志的创始团队成员。安德烈亚斯·费宁格（Andreas Feininger）、汉塞尔·米特（Hansel Mieth）以及其中最重要的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德（Alfred Eisenstaedt），尤其是他影响了杂志的外观。艾森斯塔德成为该团队的首要人物，为杂志拍摄了90多张封面图片。如此，欧洲人的视角与具有美国创业精神精神的新形式图片报道融为一体。媒体的精英们加入《生活》，其中许多人是高薪雇员。在1951年初，有30多个名字收录在末尾版权页的“员工摄影师”栏，其中包括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大卫·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或W·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等杰出人才。后者凭借《乡村医生》或《西班牙村庄》等发表在《生活》杂志的故事，明确了摄影故事的概念，尽管他的做法，尤其是过度的实验室后期编辑，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肯定会受到批评。他的故事《西班牙村庄》发表于1951年4月，相对紧凑，只有五张双页，讲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小村庄德莱托萨的古老生活，17图片经过精心编排，简直展开了一部人性故事——一部关于出生与死亡、播种与收获、有权与无权的复杂交响曲。永恒在这里被放大—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创作时间几乎无迹可寻。其中最著名的照片可能是为死者守夜的动人场面，由史密斯拍摄，死者是史密斯一位村民朋友的父亲。他起初犹豫不决，但后来还是请求对方让他拍摄死者躺在棺材上的样子。他只用徕卡相机拍了两张照片；由一名助手拿着闪光灯。第二张照片成为故事唯一的双页，在构图上难免会让人联想到《哀悼基督》，例如巴塞洛马乌斯·施泰因勒（Bartholomäus Steinle）的雕塑基督像。乡村医生，《生活》，1948年9月20日，摄影：W·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西班牙村庄，《生活》，1951年4月9日，摄影：W·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圣诞曾在此来临，《生活》，1950年12月25日，摄影：W·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穆迪新星，《生活》，1955年3月7日，摄影：丹尼斯·斯托克（Dennis Stock）史密斯说：“每次我拍照片，不管照片好坏，我一定都会有情绪波动。” 对他来说，困难和挣扎也主导了他自己的生活。这位意志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在1955年与《生活》杂志彻底决裂，即使在玛格南，他也只坚持了三年。然而，在《生活》杂志的那几年是他创作上最丰富的时期，在《生活》上发表的诸多报道为他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以至对后来几代摄影师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基本被摧毁的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第一本杂志早在1945年7月就已出版。《德国今日插图杂志》由美国军政府推出，在许多方面都是以《生活》杂志为基础。该刊聘用了两位后来的玛格南摄影师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和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并遵照他们的创作形式，因此在质量方面也沿袭了美国的模式。然而，《今日》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该杂志的教育目的已经实现；因此《今日》在1951年停刊。此外，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同的情绪。创办于1948年的《快报》成为重建时期的畅销杂志，并在1957年成为战后创办的杂志中第一份达到关键的100万份发行量大关的杂志。《快报》的共同创办人和主编正是哈拉尔德·P·莱琛佩格（Harald P. Lechenperg），他曾从1937年到1943年间一直担任政府控制的《柏林画报》的执行编辑。此外，从1940年到1941年，他曾在《信号》（Signal）杂志担任编辑工作，该杂志是以20种语言发行的纳粹外文宣传杂志。难怪《快报》编辑团队中的大部分老同志都是由纳粹前宣传队成员组成。然而，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其他杂志的负责人也或多或少地有纳粹宣传色彩的背景。例如，《斯特恩报》的创始人亨利·南宁（Henri Nannen）曾是纳粹德国空军的一名战地记者。《斯特恩报》也于1948年登陆报摊，并立即与《快报》展开了一场读者争夺战。不过，《快报》在1965年被海因里希·鲍尔出版社收购时，新闻质量下滑，于是《斯特恩报》终于得以晋升为西德摄影报道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西德杂志格局中，摄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那些战争年代曾留在希特勒的宣传队中工作过的人塑造的。本诺·温德萨默（Benno Wundshammer）、希尔玛·帕贝尔（Hilmar Pabel）和汉斯·胡布曼（Hanns Hubmann）被视为新的新闻摄影的关键人物，并得到了大力推广。胡伯曼甚至以“我拍摄了整个地球”的宏大标题登上了1960年《快报》27的封面，相机就挂在他的脖子上。只有《水晶》杂志在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Axel Eggebrecht）和彼得·冯·扎恩（Peter von Zahn）的双重领导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影响。然而，当1961年霍斯特·马恩克(Horst Mahnke)和保罗·卡尔·施密特(Paul Karl Schmidt)接管《水晶》杂志后，却在这方面出现了荒唐的倒退。两人都曾是纳粹十足的重量级人物，施密特甚至曾经担任过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新闻主管。尽管如此，两人都是新闻行业的高手，善于将旅游探险和科学内容进行娱乐性的融合，并插入大量真实的战争经历，因此很受读者欢迎。那些在魏玛共和国塑造了新的新闻摄影的伟大摄影师们再续辉煌。他们和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德（Alfred Eisenstaedt）一样，早已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事业，对回到守旧的战后德国没有什么兴趣。直到60年代初，才有年轻的、崭新的一代踏入这个舞台，例如托马斯·霍普克（Thomas Hoepker）、马克斯·谢勒（Max Scheler）、乌尔里希·马克（Ulrich Mack）或吉多·曼戈尔德（Guido Mangold）等摄影师。时代变了；阿登纳时代的迷雾正在慢慢散去，除了明星和贵族，更多的前卫派试验也逐渐找到了定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的10年即将开始时，《二十岁》迅速出现，这是一本轻松的杂志，正如杂志名所示，旨在专门吸引年轻人。尤其是威利·弗莱克豪斯（Willy Fleckhaus）引领潮流的版面设计和美国人威尔·麦克布赖德（Will McBride）富有表现力的图片促成了这份杂志的成功，使之成为西德唯一获得国际关注的刊物。托马斯·霍普克于1964年在《水晶》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获批在记者罗尔夫·温特（Rolf Winter）的陪同下，在美国四处漫游，从当地发回报道，既没有截稿压力，也没有撰稿要求。最终他在《水晶》上总共分五期发表了至少65页的报道。当时摄影记者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这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天价的工资也让生活变得更加滋润。杂志记者的月薪超过了德国人的平均年薪，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摄影：托马斯·霍普克（Thomas Hoepker）《水晶》杂志还聘请了罗伯特·莱贝克（Robert Lebeck）；我们要感谢他拍摄了那十年的标志性图片之一，这个镜头成为了全球权力殖民分配结束的代名词：1960年，在刚果的独立庆典上，一个非洲人把比利时国王博杜安的剑从他手中一把夺走。莱贝克本能地用他的21毫米超级安古龙镜头拍下了这一画面。这名刚果人在不久之后被捕，他的命运不得而知。此后不久，莱贝克和霍普克离开了《水晶》，追随亨利·南宁的名声来到《斯特恩报》，该杂志已慢慢成为一本高端杂志。在德国，杂志仍在蓬勃发展，而在美国，杂志界已经出现了第一片阴霾。由于街头销量不佳，《生活》在1959年宣布将价格从25美分降至19美分——但这不是衰落的开始，而是迄今连续不断的上升趋势告一段落。另一个行业也达到了巅峰。德国仍然主导着摄影记者十分青睐的袖珍相机的市场。1954年，徕兹（Leitz）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即徕卡M3相机。徕卡M是旁轴相机原理的完美集成，并迅速席卷全球，大获成功。它配备了测距仪、现代卡口式镜头座，与螺纹式的徕卡相机相比，巨大的取景器令摄影师们兴奋不已。1958年，M2也随之问世。与M3不同，它将35毫米广角直接反射到取景器中，因此带“眼镜”的镜头变得多余。此外，这款相机实际上是作为M3的小妹妹而设计的，价格上也便宜不少。正是由于这两点原因，M2成了更受摄影记者青睐的一款相机。一些伟大的标志性照片就是用这款相机拍摄的，例如阿尔贝托·柯达（Alberto Korda）拍摄的切·格瓦拉肖像，也许是史上被引用最多的照片。同时，其他相机厂商不断竞争，1959年，日本光学将一款单目35毫米反光相机尼康F推向市场。尼康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就已经开始制造高质量的旁轴相机；这些相机尤其在美国摄影师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徕卡相比，尼康的价格更为优惠。尼康以德国徕卡的竞争对手康泰时相机为重要基础，具有相同的卡口式镜头座。目前，尼康正专注于反光相机。与取景器相机相比，这些相机有一系列的优势，特别是在使用长焦镜头时。因此，60年代的摄影记者们经常使用这两种相机。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对于短焦段，战地记者的标准是徕卡，而对于长焦段，他们的标准是尼康。这些相机是这十年摄影报道的代名词，这在媒介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段令人瞩目的历史证明了静态图像的力量。60年代初，越南的冲突升级，并且发展成了历史上第一场媒体战争；这场冲突的结果受到了无数相关图片至关重要的影响。活跃在此次事件中心的是德国人霍斯特·法斯（Horst Faas）。法斯生于1933年，他本想在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但不久后他就放弃了学习，立即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他为Keystone摄影社拍摄了西德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波恩迈出的颤巍巍的第一步。当美联社的同行罗尔夫·吉尔豪森（Rolf Gillhausen）为自己买了一辆时尚的跑车，但付款急需的加薪却泡汤了的时候，吉尔豪森立即转到了薪酬更高的《斯特恩报》。而法斯则填补了他的空缺，成为了一名“美联社职员”。那时就是那么容易。这次调换标志着现代摄影报道中两段最了不起的职业生涯即将开始，它将两位主角推向了顶峰：其中一位获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另一位在《斯特恩报》获得了杰出的主编职位。在美联社，法斯勇敢地挺进重围，拍摄了刚果和阿尔及利亚的冲突，后来美联社派他去了越南。此时，冷战面临加剧的风险，法斯受任推进当地新闻机构的工作专业化水平，在此之前，该机构只与当地摄影师有过合作。1962年当他到达越南时，西贡仍然看似平静。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在那里享受着后殖民主义式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在格雷厄姆·格林的牛奶吧或卡拉维尔酒店聚会，讨论高度紧张的全球局势。法斯在组织统筹上非常出色，他直奔工作，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办公室的浴室里布置了一个暗房。他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不可能无处不在......”，然后他聘用了一批自由摄影师，他们后来被称为“霍斯特的军队”，载入了这场动荡的战争历史。每张照片挣5美元，Tri-X胶片是免费的。此外，法斯还为撰稿人配备了相机，但这项举措只得到了有限的支持。然而，这种情况在1963年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美联社办公室主任马尔科姆·布朗（Malcom Browne）拍摄了一张佛教僧侣自焚的照片，成为越南战争的第一个标志。拉里·布洛斯（Larry Burrows）比霍斯特·法斯晚一点到达越南。这位英国人曾在伦敦多年担任《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和法斯一样，也曾参加过刚果战争报道。在一次对《生活》编辑部的快速访问中，联合出版人休·莫菲特（Hugh Moffit）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去越南，拍摄战争。而且要拍成彩色的。从来还没有哪场战争是用彩色照片全面地像样地报道过的!”布洛斯听从了这个建议，用感光速度仍然缓慢的柯达克罗姆胶片记录了这场恐怖的战争。然而，他最著名的报道，《与美国爸爸13号同行》（One Ride with Yankee Papa 13），这组记录了伤亡惨重的直升机部署任务过程的图片扣人心弦，采用的是经典的黑白拍摄。当越南战争在1965年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个东亚国家成了全球新闻中心；大约有300个编辑团队被派往西贡。美联社在巴斯德街和后来在伊甸园大厦的办公室很快就聘用了30多名编辑，其中4人在战争期间获得了 “普利策奖”。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年轻的摄影师慕名来到越南，其中包括21岁的凯瑟琳·勒罗伊（Catherine Leroy），她只带了一台徕卡M2和100美元就落地了，又或是比凯瑟琳大不了多少的克里斯蒂娜·斯宾格勒（Christine Spengler），一天晚上她在卡拉维尔的酒吧里，向早已喝醉的记者们介绍自己：“嗨，我是来自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我想报道战争！”在对冒险和自我探索的渴望以及1968年代萌芽的政治意识的双重驱动下，蒂姆·佩奇（Tim Page）、达纳·斯通（Dana Stone）和著名演员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的儿子肖恩·弗林（Sean Flynn）来到了这座城市。斯通和弗林开着疾驰的本田摩托车飞速冲到前线，拍下了佩奇拼命的样子，他总是全力以赴，受过三次重伤。霍斯特·法斯从不会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感性的想法而苦恼，也不会为了许多年轻同事赌徒般冲动鲁莽的性情而担忧，他也很难接受他们的主观看法。他一再强调：“我们有一场战争要报道。”不过，1967年底，他被手榴弹的碎片炸伤了。可能是徕卡相机挡住了最危险的碎片，救了他一命。![]()
相机的问题好解决，在西贡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徕卡相机。因为美国人为了在当地建立起忠于美国政府的新闻机构网络，大批采购相机，而这些设备最后却成批地流入了西贡的黑市，在这里技术发烧友们想要的其他大多数摄影设备都应有尽有。441968年，春节攻势期间，越南的第二张世纪照片诞生，又是一名美联社的摄影师在历史性的时刻出现在了历史性的地点：2月1日，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拍下了西贡警察局长阮玉鸾当着一群记者的镜头射杀越共分子阮文林的照片。这张照片震惊了世界，也证明了主要新闻媒体在新闻摄影方面的价值经常被严重低估。一直以来特别是他们拍摄的照片，登上了日常杂志的封面和电视屏幕，从而将他们永远地烙在了读者和观众的记忆中。封面照片比复杂曲折的摄影故事受众更广，而且传播速度更快。然而，这些照片的创作者，这些勇敢的摄影记者们却总是匿名的；他们消失在了机构背后。通常照片底下一条简短的“美联社-传真照片”或“合众国际社-传真照片”就是全部的来源信息了，而真正的拍摄者却成了时代的迷。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越南的美联社甚至还没有记录照片拍摄者的习惯。直到伯纳德·科伦伯格（Bernard Kolenberg）在美联社工作期间去世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与我们如今的数字时代相比，即时报道技术也显得有些过时。而在那时，一张照片要花12分钟才能传真到纽约，还得保证无线电通讯不中断—而事实上经常出问题。此外，即使通讯连接薄弱，有时也需要和竞争对手合众国际社共享。![]()
1972年6月8日，一个拿着徕卡M2相机的年轻人改变了越南战争，甚至于所有战争给人的印象。据报道，越共在靠近状庞地区的1号国道上活动。美联社摄影师黄公吾（Nick Ut）和司机Nguyen Van Cue于早上7点左右从西贡出发。当他们中午到达时，现场已经来了几十位同行，其中包括《时代周刊》的大卫·伯内特（David Burnett）和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合众国际社的黄文丹，以及英国电视制作公司独立电视新闻社（ITN）的克里斯·韦恩（Chris Wain）及其团队。中午12点左右，两架南越作战飞机在该市上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当时发生的事情后来载入了史册，并永远定格在了在有史以来刊登次数最多的其中一张照片中。多年后，霍斯特·法斯在接受华盛顿新闻博物馆的采访时这样评价：“这是摄影界不朽的标志”。记者们遇到了投弹几分钟后第一群从战火燃烧的状庞地区中逃出来的人。其中有一群孩子，当中是全身赤裸、被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的9岁女孩金福。ITN用16毫米胶片记录了种种慌忙紧张，影片只有1.5分钟长。黄公吾只给奔跑的金福拍了两张照片，拍摄时他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哥哥，哥哥也是一名摄影记者，七年前在工作时丧生。就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黄文丹和大卫·伯内特都在换胶卷，幸运之神只眷顾了黄公吾。震惊了几秒钟后，记者们上前关照女孩。黄公吾把孩子们送到了古芝医院，从而挽救了金福的生命。他在此之后才回到西贡。然而当抨击媒体记者耸人听闻和不人道的老论调抛出的时候，这些事实却总是会被忽略。胶片一经冲洗，最佳的一张图片在编号为7a的底片上逐渐显现——一张差点没能发表的标志性图片。“不登正面裸体照”是美联社不可动摇的一条规矩，时任图片编辑按规操作，拒绝了这张世纪照片。幸运的是，霍斯特·法斯不这么看，他设法将黄幼公的照片电传到了纽约。第二天早上，照片就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照片中有3张是在十年内拍摄的，而且拍摄地点都在越南，这绝对不是巧合。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记者们能像越南战争期间那样能够如此自由地报道战争。140多名摄影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包括泽田恭一（Kyoichi Sawada）、亨利·休特（Henri Huet）、米歇尔·洛朗（Michel Laurent）和拉里·布洛斯。对于所有幸存的记者来说，越南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全球的军队武装吸取了这一教训，再也没有放弃对图像的管制：为了确保这种管制，他们发明了“嵌入式报道”等手段。重要的是，黄公吾的照片也发表在了《生活》杂志的最后一期上。50 最后一期《生活》的出版标志着摄影报道第二个黄金时代的高潮和最后的绝唱。继《周六晚报》和《展望》之后，《生活》也在1972年12月29日迎来了它的终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兴趣减退。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小众化杂志：这导致了发行量的下降，《生活》四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此外，电视也带来了竞争压力，彩色电视早已出现，并抢占了越来越多的广告。其他原因还包括生产成本提高，以及美国邮政服务部门的邮费大幅上涨，这对于一份在纽约地区出版、从而主要依靠订阅生存的杂志来说是致命的。而令人痛心的是，《生活》与《斯特恩报》一样（多年后）也出现了“日记丑闻”，对该杂志的信誉造成了巨大打击。《生活》被作家克利福德·欧文（Clifford Irving）所骗，他以超过65万美元的价格将一本关于性格古怪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的假传记卖给了《生活》和出版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丑闻很快被揭露，《生活》坦诚地将这场尴尬的风波发表在了1972年2月的杂志上。《生活》的结束“标志着我们所知的摄影报道的结束”，著名的《生活》摄影师卡尔·米丹斯（Carl Mydans）在与美联社的彼得·阿内特谈到该报的停刊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还不足以埋葬这一媒介。举足轻重的《国家地理》杂志从过去一直发展至今，目前有近40种语言版本，它逐渐蚕食了《生活》的市场，并引领热门时事话题。《斯特恩报》也挺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印刷媒体危机，但是受到了一些冲击，而且真正的叙事摄影作品也大大减少。几乎与此同时，新的杂志如《地理》和新的摄影师如格尔德·路德维希（Gerd Ludwig）和芭芭拉·克莱姆（Barbara Klemm）在70年代初进入公众视野。路德维希是德国第一家摄影师机构Visum的共同创始人：他后来去了美国，现在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芭芭拉·克莱姆出色地继承了经典摄影报道的传统，并以她静止的、偶尔远眺的目光，观察了本世纪激动人心的最后30年。通过黑白摄影以及小巧的旁轴相机，她以某种方式在摄影报道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和数字时代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当乔·罗森塔尔于2006年8月20日去世时，海军陆战队为他举办了一场感人的葬礼。1996年，他认识了叶夫根尼·哈尔代：他们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霍斯特·法斯在1974年永远离开了越南，在伦敦担任美联社欧洲摄影负责人。他拥有两个“普利策奖”、两个“罗伯特·卡帕金质奖”、“埃里希·萨洛蒙奖”以及其他众多荣誉，是有史以来获得荣誉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之一。2012年他在慕尼黑去世。黄公吾和金福至今仍是朋友，经常见面。黄公吾的徕卡M2相机被收藏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托马斯·赫普克尔（Thomas Hoepker）在1981年成为玛格南的第一名德籍正式成员，并在1991年成为该机构的主席。他对新闻摄影的未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看法，从未间断过。2008年，在汉诺威举办的首届徕美青年新闻节开幕式上，他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明确的看法：“现在是谁提出了谬见，认为摄影报道已经过时？这里的墙上到处都是摄影报道作品——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精彩。”译者全书由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MTI班的同学们翻译
关于《大开眼界：徕卡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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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于2015年，恰逢徕卡诞生百年之际，全书包含约 800 张图片，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研究者撰写的文章，包括徕卡公司档案中从未公开的文件，全面介绍了徕卡从1920 年代至今的艺术和文化历史，探讨的主题包括徕卡的技术起源、它对新闻摄影的影响，以及它对艺术摄影领域各种前卫潮流的意义。
《徕卡百年》连载1：巴纳克还保留着他的徕卡相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