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时代的凝视》王润年分享会实录（13500字）
旅行
摄影
2024-10-26 22:30
浙江
各位摄友，晚上好！我叫王润年，来自西安，是一位本土的摄影人。首先感谢蚂蚁摄影平台和《秦人秦相》艺术机构给了我这次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机会，也感谢令胡歌老师，许安平老师，叶子胜老师为组织这次分享活动所付出的一切。今天正值九九重阳节，在这里，也祝愿所有朋友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下面我就围绕两个长期关注专题，四个典型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创作心得体会，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我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追寻艺术之道，坚守摄影本真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也是一名通过自学，走进摄影行列的爱好者。摄影如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历程。说起摄影，起初，我也和大多数摄影人一样，是从盲目地拍摄开始的。我最早接触摄影，是1986年初，在云南老山前线。当时，我在部队负责宣传工作，编辑前线《战地快报》，为了宣传战斗中的英雄事迹，鼓舞部队官兵士气，我就时常借用一位战友的海鸥4B相机去学着拍摄，记得我第一次拿起相机时，对摄影的基本参数都不太清楚，对军事题材摄影更是懵懂无知。为了快速掌握拍摄技巧，我就边向懂摄影的战友请教，边在实践中反复操练，学着细心，去发现细节；学着表达，去明白取舍，慢慢地，不管是冒着炮火上阵地拍摄，还是战斗间隙给战友拍些纪念照片，都操纵自如。让我最难忘的拍摄，是1986年10月的一天，我们旅一分群炮阵地在对越实施炮击时，正在阵地上采访的我，刚举起相机，一股强大的气流夹杂着石块就向我撞来，那一瞬间我没忘按下快门。过了一会我爬起来，抬起头，发现自己竞安然无恙，更让我庆幸的是，相机也完好无损。在那个特殊年代，由于处于战时状态，拍完用完也就了之，也没有保存底片的意识，致使大部分珍贵的照片都遗失了，现在想来实在可惜。但不管怎么说，一年多的前线生活，让我体会到了硝烟战场的热血豪情，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摄影的力量与激情。后来，我转业到长安县农牧局从事人事工作，但业余时间喜欢采写新闻，为了增加报纸上稿量，我就在西安钟楼旁的照相器材店买了部尼康F601相机，尝试着用新闻图片反映新闻故事的本质，展现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先后拍摄了《一农妇肩扛摄像机写人生》《洋老师来到咱村里》等上百篇新闻作品，刊登在中省市媒体上。可以说，新闻摄影拓宽了我观察社会的视野，也为我后来进行纪实摄影创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1997年4月，我调任长安县委宣传部，负责全县新闻宣传工作，当时，我除了做好全县对外宣传以外，紧盯重大活动，聚焦主题主线，用手中的镜头记录巨变中的长安。如2000年4月，西安高新区长安科技产业园奠基，2002年9月16日，长安撤县设区庆典，《同一首歌》走进西部大学城，2003年9月实施新长安战略等等，可以说，我用影像见证了长安从县跨区的历史变迁。1999年8月，长安县首次成立摄影协会，由我担任主席，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常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就是说做任何事都需要有实力，有底气。那个时候，我对人文思想在纪实摄影中价值还认识不足，但已有了个人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纪实摄影觉醒，我便调转镜头方向，不再拍那些风花雪月的物象，开始把镜头对准生活，对准那些更鲜活的人，因为我觉得，只有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瞬间，这样的作品才更有生命力，才能够更长久地把长安人的生活和面貌，以自然的状态留存下来。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到底。此后，我边拍边学，买回了很多的摄影书籍进行系统地学习，大量地浏览中外名家的优秀作品，丰富和指导自身的摄影实践，并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全面认识摄影这一种新的艺术形态。2008年6月，当时担任区委外宣办主任的我，为了给摄影爱好者搭建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给外界提供一个认识长安、展示长安的舞台。创刊主编了图文综合类杂志《长安画报》，这是一部全省区县唯一由政府主办，以聚焦百姓记忆，图说多彩长安为宗旨，向省市公开发行的一本城市门户画报。9年来，《长安画报》以摄影为主，图文并茂记录了长安各行各业的建设成就和长安人社会生活中的万千变化，成为长安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久我又创刊主编了《镜观长安》纯摄影期刊，将其作为广大影友学习的园地、交流的论坛及展示的平台，一度在省市摄影界与发烧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编辑《长安画报》《镜观长安》的过程，也是我不断提升自身摄影水平的过程。除了精心做好画报的策划编辑外，我把编辑画报当作自己摄影的践行地，向书本学习，向周围老师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将故事融入图片中，如何发现线索，如何拍摄专题，如何向观众传达你想要表达的故事？为此，我尝试着在摄影语言上，以突出画面主题为核心，通过不同的焦段和光影变化共同构成故事的内容。在摄影选题上，希望能够挖掘出反映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事和人们喜闻乐见关注的故事，还有一些能够代表人类生存即将消逝、值得记录留存的历史的事件。之后，我把长安境内能够适合拍摄的专题，都通过一组组照片来呈现。如“长安社火”“千年守望”“大血流痕”等系列专题。当时《城市经济导报》还为我单独开设了摄影专栏，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整组整版刊登了我的摄影作品。摄影不仅改变了我看社会的角度，而且改变了我看待和体验生活的方式。后来，我一度热衷于拿着相机走上街头街拍，用最短的时间，去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动作，用最快的速度，记录下每一个难忘的瞬间。虽然这些没有造作的摆拍，没有事先的设计，甚至不知道你会拍出什么样的画面，但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地发生的故事。我觉得每个摄影人只要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记录生活，表达自我，就会获得更多，从而得到更多。随着不断的实践与历练，我对摄影理念有了潜移默化地转变，以前总是注重作品构图和光影效果，经历了太多的重复阶段后，我对自己摄影方向产生了质疑。后来，我注重思想感情与现实表象的融合，逐渐从设备、技术，向摄影思想转变，这种“融入”是感情和境界的全部投入，这种“转变”，是影像方式的重新构建。也就是说，通过专题性摄影，构建自己独有的叙事体系，讲述好身边百姓的故事。此后，我的思想观念，终于回归到摄影本质当中，开始走上了立足本土，关注现实的原创之路。著名摄影评论家陈小波说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她说：摄影者要有自己的根据地。一个人在他最熟悉的地方扎根、行走、拍摄 ，在自己最熟悉的小题材上下大功夫，即便是坚持简单地记录与还原，也不可能被忽视。复旦大学教授顾铮的一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讲：如果能在长期城市的生活中找到新鲜视角，在麻木和熟悉中能寻找到灵感和惊喜，那是更高的一种修养。可以说这两位老师的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这么多年来，我以长安区政府所在地为中心轴，以方圆10公里为轴线，坚定地避开潮流，不趋名逐利、不刻意跟风，坚持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选择不为人知，或者别人视而不见的物象，以相对统一的语言方式，不遗余力地埋头创作，只为了拍出自己心中想要的作品。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话题是： 立足本土创作，讲好百姓故事。人们常说，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五千年中国看长安，对于我而言，北京长安都是我心中的圣地。现在，我们广义上说的长安大都指的是古长安，是始于秦、汉、隋、唐等各朝代的都城，狭义上的长安，就是如今的长安区，西安的一个行政区，也就是我的家乡。长安区地形为“一山一城三川五原”，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摄影富矿。而我一直对拍摄自然景象没有很大的兴趣，我并不是不喜欢大美秦岭、终南山水，也不是不喜欢风景如画的家乡，只是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要表达的物象，而我心中想要的影像，一定是用历史的视角去关注长安重大的事，关注百姓身边的事，一定是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使自己的摄影作品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与大多数摄影人一样，在经过了欲望期、狂热期、瓶颈期之后，我重新思考摄影的意义，重构个人创作的定位，重审自己拍摄的方向，最终把镜头对准了村落，我这里所说的村落，是已经消失的村落。而这种消失的村落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悄然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落。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其实，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村落便是人类生命起源、生息、繁衍的聚集地和延续的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起点和灵魂的归处，也是农耕文明展示、凝聚的空间。在长达数十年的摄影实践中，我把长安当作自己的创作基地，把村落作为长期关注的重点选题，以平民叙事抒写百姓情怀，以精雕细琢深挖故事细节，在宏大主题中寻求微观具象的多样性结构，并通过观察和思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使自己的摄影题材更有独立性，画面更具思想性，照片更富故事性。我拍摄第一个中长期专题是：《白鹿原下最后的窑洞人家》。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约10公里，横贯长安、灞桥和蓝田三区县，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平均海拔600米，为中更新世纪时期，沉淀而形成的黄土台塬。千百年来，白鹿原下无以计数的窑洞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与黄土浑然一色的特殊建筑群。时至今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变，整村连排的窑洞已经或正在消失，但仍然还有许多的人们在这里生活着，顽强地延续着千百年来辈辈相传的民居景观。我之所以选择白鹿原窑洞这个拍摄主题，一是这里窑洞的原生态现状保存得比较好，这些村落虽历经社会变迁，但仍保持相对原始的生活状态和生产方式。二是白鹿原下古文化遗址遗存非常丰厚，具有历史印迹中留存下来的独特符号。三是白鹿原窑洞群，距离西安中心约十公里，与曲江新区近在咫尺，是个具有关中鲜明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也是个最容易被人忽视，但又有一处绝佳的人文摄影“活化石”。《白鹿原下最后的窑洞人家》这个摄影专题，我是从2008年开始拍摄，到2013年基本结束，在陆陆续续拍摄的5年里，我带着观察和思考，无数次往返于白鹿原下的原坡、村落去采访，利用节日、傍晚，以及风雪等极端天气去拍摄，面对着这些久远而凝固的窑洞，它们似乎在讲述着春秋岁月的村落故事，从一日三餐到起居生活，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从民间信仰到民俗文化，这些具有生命的鲜活体现，有骨头有肉的人和事，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和情感。在一年又一年的拍摄中，我用平静的视角记录了仍然生活在老窑里的老人、老景和老故事。在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中，用镜头还原着千孔窑洞的“本色”，为村民们留下故园的记忆。这种寻根式、观照性的对乡村社会的温情回眸，它是我对摄影的一种理性思考和叙述方式，这些似曾相识的地点、似曾相识的场景、似曾相识的画面，是我表达对历史轮回的一种暗喻与对话，对白鹿原下民俗文化的一种亲身体验，一种关注于心灵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在拍摄过程中，我就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摄影作品才是更真诚的、纯粹的，能够让读者产生更多的共鸣？我也从中感悟到，摄影不仅仅是记录现实的工具，更是表现生命力的独特方式，我们只有将自己的情感融入画面，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影像背后的生命故事。这样的作品一定会触动内心，直击人心。2014年，我经过精心整理、思考，提炼出《白鹿原下最后的窑洞人家》这一主题作为画册的书名，由陕西师大出版集团正式出版。在出版的过程中，摄影家李泛、评论家巩志明老师给予了指导和支持，《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先后予以专题报道。时隔两年，我又去曾经拍摄过的窑洞走访，却增添了一丝无意的惆怅，多了一些莫名的乡愁。我常常站在大门外，透过半人高的荒草，望着废弃的窑洞，心里就想，抢救性地拍摄了这些马上将要消失的窑洞村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总归做了一件摄影人该做的事，也很有意义的事，有人说，你拍《白鹿原下最后的窑洞人家》有啥价值？我说，我就是想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给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视觉文献。从拍摄《白鹿原下最后的窑洞人家》专题中我受到启发，或者说有所感悟：那就是，摄影一定要立足本土，用心用情，唯有熟悉才能了解，唯有了解才能比较，经过比较才能精选。熟悉的生活包括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群、熟悉的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如《白鹿原下最后窑洞人家》这个专题便是如此。之后，我也为自己总结出三句话叫做：立足大背景，拍好小题材；立足身边事，打好持久战；立足家门口，拍出少特新。我分享的第二个长期关注专题是：拆迁与乡愁。拆迁，是中国当下最大的热点之一，它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更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我觉得摄影人在这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不能缺席，要站出来，注视着家乡的巨大变化，关注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用相机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影像记忆。说到拆迁，自然离不开乡愁这一话题。人常说，千年的黄土易百主。中国人对土地、对村落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怀，现在的村落大都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具有深厚的家族历史、祖训族约、民间风俗，延续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底蕴和根源流脉，代表着几辈人浓浓的乡愁。进入两千年，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安这座历史悠久、遗存丰厚、文化多元的城区正在经历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10多年间，长安区111座村落从地图上消失（其中包括雁塔区的几个村庄）。10多年间，我马不停蹄几乎跑遍了长安区及行政区内的西安高新区、西安航天城、西咸新区的村庄的拆迁现场，不断尝试着以图片故事、专题组照等结构样式，来拓展摄影作为社会观察的视觉表现力度，以个人的独立观察和视觉表达来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视觉逻辑。2012年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的摄影之路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那年4月，我有幸参与了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招商项目，也是世界500强企业——韩国三星电子项目前期征地拆迁工作。这个首期投资70亿美元，涉及长安区兴隆街道7个行政村，3500户、12000多人，且备受各方关注的投资项目，其建设规模之大、拆迁任务之重、时间周期之短，在西安乃至陕西重点建设项目历史上都尚属首次。那时，我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拆迁村，对于那些面临拆迁的村庄，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一边是艰巨的拆迁任务，一边是百姓难舍的目光，但是经济发展大局是第一。工作之余，把这些村庄面貌和拆迁动态拍下来，用于编辑《长安画报》，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不久在深入拆迁村的过程中，我的拍摄初心慢慢发生了变化，把真实、共情作为影像表达的主要方式，在出作品、出好的作品上下功夫，成了我的追求和目标。短短4个月，我利用担任三星项目拆迁指挥部政策宣传组组长的有利条件，在全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怀着对这一历史时刻负有的责任，深入村组和农户家中，用手中的相机去记录这里真实发生的故事，用敬畏之心留下了成千上万父老乡亲义无反顾、举家远离的真情与感动。那难舍故园的背影、依依惜别的目光、蹲在地边落泪的老人、在外打工匆匆归来的年轻人，那最后一节课小学生的渴望目光……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都让我难以忘记。在这样繁乱、焦虑、喜悦、兴奋的拆迁过程中，我去观看、去感知、去思索、去呈现，在取景框里寻找着村落风俗和民间信仰，在视界内拾遗着人间真情和真实本质，力求把视觉触点放在拆迁前夕人们的原生存形态和真切感知上，力图用影像语言客观地反映搬迁前人们主观性的心理世界，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抉择，也试图用一种文化意识概括而集中地审视与映现世代生活在这个家园里的人们的命运、意识、精神和希望。或许在别人眼里，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村落没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价值，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情感、一种情怀，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 由于缺乏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开始面对这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种利益诉求多、社会稳定风险大，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拆迁的场面，我也紧张过、畏惧过，不敢把镜头对准百姓，对准现实，后来在和群众多次沟通交流中，我慢慢地发现，在感情上只要同他们“同频共振”，了解他们，懂得他们，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所思所盼，就会拉近与群众的心理距离。之后，我在向群众宣讲政策中建立联系，在回应群众关切中建立信任，在为群众解难中建立感情，一来二往我与大街小巷中的村民相处成熟人，抓拍起来自然从容了许多，而拍出的作品更有深意，也更加生动。拍完了三星项目七个村的拆迁之后，我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原来，我为找一个题材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自从拍摄完三星项目拆迁以后，突然发现身边全是题材，而且每一个题材都可以拍得非常好。也觉得自己像推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这就是历史与现实大门，它让我知道了摄影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了镜头背后的自信与快乐。拆迁基本结束后，为了真实记录下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就开始按照故事的叙事逻辑去选片，用我自己的视觉方式去呈现，很快就编辑出版了《故园背影》这本摄影集。在这本书里，我的编辑思想是，以影像叙事方式真实记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的消失与转型，表现出千千万万个村民，对过往生活的回望与期望，并力求通过多角度记录村落的嬗变、分解、重构，为正在消失的中国村落留影建档，为村落的演变提供多元与丰富的影像样本。2012年，我的作品《秦岭脚下消失的村庄》组照，入围第24届全国摄影艺术展。《故园背影》这本影集出版后，我就想，近2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很快，各地拍摄拆迁的人也很多，而我拍摄方法与他们有什么不同？看事物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带着这些问题，我就浏览了所有相同题材的作品，寻找了相互之间的差异，研究了影像表达的优劣，然后定位了自己的创作思想，确立了自己的方向。随后，我围绕拆迁这一主题，在深入、深度和深化上做文章，在细化、细致和细节上求突破，增强自我信心，继续追踪拍摄，把关注点又一次放在拆迁群众的过渡和回迁上。我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兴隆纪事---十七户农民搬迁史》三星项目这个无论在外资投资上还是在产业拉动上都具有深远影响，而面对上万农民的大拆迁、大安置，社会关注度也持续居于高位。兴隆街道七个村被拆后，3500多户人家四处租房，七零八落居住在方圆十几公里的村庄或城市小区里，开始了临时过渡期的生活。这次拍摄，我借助社会学、人类学，采用抽样跟踪调查和典型分析的方法，先期选取了20户搬迁户作为拍摄对象，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试图将拆迁中人们的思想变化与家族兴衰变迁对应分析，用双线叙事方式建构起每个家庭演变的历史脉络，以此了解“搬迁人”真正的日常生活与活动轨迹。2012－2016年4年间，我每隔一年就入户调查一次。在拍摄中，我走进乡亲们生活空间和情感世界，窥见了乡亲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详细了解他们在过渡房内的生活情况，聆听一家一户温暖而又平凡的故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故事非常多，这里因为时间受限制，我就不具体讲了。在拍摄中，我与一家家真诚地交流，一幅幅温馨的画面都被我拍摄下来，成为永久的记忆。之后我系统地完成了对17户拆迁户的完整采访记录，另外3户因故未完成拍摄，随后编辑出《兴隆纪事---十七户农民搬迁史》这本摄影集，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6月17日，《人民摄影报》以“用理性和情怀纪录城市化进程”为题进行整版报道。运用抽样跟踪调查进行拍摄，虽然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地去总结和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专题就是解剖麻雀，以小见大，遵从自己内心的表达，讲老百姓的故事，讲镜头背后的故事，用故事传递真情。这个专题虽然选取的是17户农民，是拆迁安置中的一个侧面，但他却折射的是一种中国农民情怀，传递的是中国农民声音，在如今中国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我觉得这样的记录非常有意义。回过头来，今天翻看这本画册，虽然这些影像已成为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但大规模拆迁后所引起的空间变化，以及对当代社会现实所产生巨大的影响，依然会引人思考。同时通过这个专题拍摄，对于我今后关注探究现实社会，真实表达现实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启迪。我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乡村最后的火光 。长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使我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超前的判断力和独到的发现力。大家都知道，摄影和新闻一样，都是需要客观、真实、新鲜、准确地报道，如果非要说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新闻是客观而冷静的，摄影是主观而深刻的。而无论是新闻还是摄影都讲一个“特”字，即特有的思维，特别的事件，特殊的视觉。一个“特”字，具有与众不同的影像表达。2017年11月，长安区又一次拉开了大范围拆迁，共涉及赤兰桥、小居安等8个行政村，1万多农户。当时我受邀参与记录了整个拆迁过程。在持续拍摄时，我就想，村落的形态是一样的，拆迁的程序是一致的，而拍摄的选题，取舍的角度一定是不同的，这次拍摄的作品，一是要体现出自己的创作意图，二是要反映出对画面的把控能力。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对现存景物记录的同时，把目光放在村庄拆迁的差异性上，去寻找自己心中的影像。一次在街头偶尔发现村民围着火堆在取暖闲聊，我就反复思考着乡情与乡火的关联度，搬迁与春节的重合度，后来我就采用“关联式思维”，确定了这么一个专题：乡村最后的火光。那年正值数九寒冬，是关中地区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为了拍好这个专题，我时常一人拿着相机走进村里，顶风冒雪在街道溜达，去寻找人们内心的某种情感、某种物象、某种期待，以及在影像中传达出看人所不见之景象，察人所不察之情感。也时常站在围观烤火的人群中，听着火堆旁人们不停地抱怨，看着他们脸上挂满的愁容，我都会有一种想要表达内心情感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正是推动我去寻找独特的视角、捕捉生活的瞬间的动力源泉。拆迁动员大会之后，部分村民已搬离村里，这时候，大街上比往常冷清、寂静了许多，只有部分尚未签订协议，或没找到租房的人家，仍生活在村里。这些平日忙碌、难得清闲的村民三三两两或在村头，或在街心，或在巷口，一边烤着柴火，一边拉着家常，他们的表情是混合复杂的，是那么忧伤，那么惆怅。我尝试去揣摩他们当下的心理，去读懂他们的孤独和情绪，但始终没有完整的答案。除夕，是中国人传统的重要节日，也是村民们在老村里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夜幕降临，当我走到村口时，只见家家门前的大红灯笼照亮着大街，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我径直走到一火堆前，这时已站满了烤火的人群，火苗红得灿烂，把周围人的脸映得通红，三五成群孩子打着灯笼在街上，一时全成了画中画。也许他们一时忘记了春节过罢将要告别这方故土，也或许他们要的就是这份温暖，那个祖辈相聚、乡邻亲热的味道。我的眼光一直追随着脑中的乡火，忍不住按下快门，将一个个画面定格在风雪中。也就是这一瞬间，似乎那些村和那无数的人像一簇火都在我心中亮了起来……在长达两个冬天的拍摄中，我把镜头对准特定时期的百姓和村庄，用视觉化地“报告”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这个专题切口小，却反映了“大主题”，它从侧面带给我们因发展而引发的问题与思考。《乡村最后的火光》这个专题，我利用了视觉语言，通过特殊的色彩和影调，完全有别于现实的视觉呈现。回过头来，我把筛选整理出来的照片放在一块儿，去看它们是否有视觉上的逻辑，是否符合整个故事的主线？是否体现了画面语言的完整性？是否达到了摄影作品的完成度？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就是自我纠正的过程，它让我找到了自我激励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创造才是摄影的生命。我讲述的第三个故事是 “故园落晖” 。这次拍摄我是从黄昏出发的。也是我利用傍晚“黄金一小时”，拍摄记录拆迁前夜村民生活现状的一组影像档案。2015年3月，长安通讯产业园征地拆迁工作全面拉开，涉及兴隆街道张牛、堰渡两个村，当时我在拆迁指挥部仍然担任宣传组组长，每当下午下班后，我一有时间就开车赶在夜幕降临前，来到10公里之外的两个村里去拍摄。那时，夜幕徐徐降临，红霞已经消退，整个村庄都笼罩在无边的纱幕里，我背着相机行走在凌乱的村庄里，大街上已显得冷冷清清，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大黄狗的叫声，听上去让人忧虑。我走着拍着，时不时望望窗户里的人影，那火一明一暗，嘴里叼着早烟的老人，那从屋里不时传出稚嫩笑声的小孩，还有那份祥和，那份温馨，让我在拍摄中感受着那份安宁与恬静。我不知道这些百姓是怎么度过最后这一夜的，也不知道明天他们又搬向何处？但我一定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丝离乡的不舍与无奈，都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方式向老屋告别。为了拍摄好这个专题，我除了要确保在夜晚弱光下拍摄出清晰的图片外，在拍摄方法上主要采取入户跟踪的方式，通过一次次进入村民的家中，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然后在不经意间去寻找真相，于细微处去捕捉人性。房间里直播的中年妇女、从墙上正在取下结婚照的年轻媳妇、坐在门口流泪的老人等等，这些触及内心的画面，使我一次次按下了快门，留住了这永恒的瞬间。这幅作品拍摄于2013年，地点是兴隆街道张牛村拆迁后的原村址，背后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园，这时正值傍晚八点多钟，空旷的拆迁现场，一位工人在临时工棚内休息，看到这种荒废的景象，我感慨万千，几天前这里还是百姓的家园，短短几天村庄就夷为平地，我便敏锐地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个永恒的瞬间。这幅作品以《拆迁工地》为题，荣获了笫2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作品。我之所以在选择拍摄主题时，利用傍晚“黄金一小时”这个时段，就是想透过摄影表达出自我观念，想从拆迁摄影所包含的信息中，表现出拆迁前夜即将离开家园的人们的生活现状和思想情绪，去记录和凝固千年来古老村落所沉淀下来的厚重能量，追寻和还原故去的人和今天的人重叠的“根”，并以此来表达我对古村拆迁的再认识，再理解。同时，还希望通过这样的影像来呈现城市化浪潮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也希望做一个提醒，城市化是为了让人类个体生活得更美好。我讲述的第四个故事是：终南山消失的村落。相信我们大家对秦岭里的自然风光、旅游景点都非常熟悉，但对于秦岭里的村庄，特别是村民生活现状，不一定了解得那么多。2001年，国家启动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即实施贫困人口“挪出穷窝拔穷根”工程，这也是一项德政民心的伟大工程。长安境内的终南山，绵延50多公里，散落着五六十个村落，其中深山里自然村庄约20多个，住有村民近万人。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几百年来一直住着老房子，依然保持着老样子，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去了远方，自此与故乡遥遥相望，年长的老人们守着故土，与山外隔绝，依旧面朝黄土，日落而息。现在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将要搬出大山，随后住进了政府统建的新型社区，这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的改变。如果说三峡移民大搬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受众最广的移民搬迁行动之一，那么秦岭扶贫移民搬迁则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这种改变了自然生态和社会形态的扶贫搬迁背后，不仅有一群与故土无处告别的特殊群体，而且为飞速发展的当代标注下一个离别的注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敏锐地抓住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从两千年初开始，就拿着相机走进了长安境内的大山，翻山越岭，寻找最原始的自然村落，去了解当地最淳朴的风土民情，谢家岭、碌碡坪、大瓢村、黄峪寺等都散落在高山或沟壑里，村里的留守老人多年来过着最简单枯燥的生活，这里没有通公路，没有自来水，柴米油盐全都要从山下挑。在拍摄的几年间，我一个村一个村反复地跑，喜欢聆听村里老人的感慨和忧愁，也喜欢耹听年轻人的祈盼与梦想。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许多老人从未拍过照片，甚至连结婚照都未曾拍过，我就给他们拍摄“幸福的微笑”。许多家庭从未在一起拍过合影照，我就给需要的家里拍摄“全家福”，虽然这些不全是我拍摄的初衷，但是我觉得为村民做点事非常有意义。大坪村位于秦岭南麓的深处，也是长安最南端的一个村庄。全村36户，106人，主要种植杂果、小麦、玉米等。这里善良的村民，淳朴的民风吸引着我一次次走进村里，也让我在一回回拍摄中与这里的村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万分的情感。2015年，国家实施移民搬迁工程，村民全都搬迁至山外。如今大坪村的景致不复存在，山青草绿的自然生态原貌已然恢复。地处秦岭群峰之中的黄峪寺村，远在唐代时是唐太宗李世民避暑的行宫，称翠微宫，李白、刘禹锡等大诗人曾赋诗赞颂。而这里的美在于历史之美，在于民风之美，更在于四面环山的世外桃源之美。黄峪寺村村民姓氏有20多个，其祖上大都是清朝初期从四面八方迁移而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才盖起土木结构的瓦房。2005年后才修通入村沙土路。20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上黄峪寺拍摄，那时还没有拍摄专题的意识，就觉得黄峪寺村与别的村落不同，村落形态很独特，村民生活很朴实，后来越拍越有想法，一拍就是数年。2012年8月后，国家实施移民搬迁政策，将黄峪寺整村搬迁至山外，80多户300余人告别世代居住的故土，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摄影传递的是人的真情实感，记录的是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拍摄中，我尽力表达村民心灵深处的生活、寂寞、孤独、温情、安详、情调、快乐和幸福，在熟悉的场景中，在普通的构图中，在朴实的画面中，希望透露出不一般的情绪。当然，还有很多画面没有拍摄到，比如这些村庄最后的搬迁，百姓最后的别离等这些场景，都没有跟上拍，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之所以锲而不舍，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就是想把那些最原始、最真实、最质朴的生活场景和人们的朴素情感抢救性地拍摄下来，让更多的人在社会转型期感悟到浮华中的沉静，平淡中的幸福。 现在大山里的自然村落已经全部消失了，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在乡村振兴大潮中，这些村庄已全部搬进了石砭峪社区、水寨社区等新型社区，漂亮的楼房，硬化的路面，宽敞的广场……村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昔日的山区妹，已是当今的社区人，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开起了茶社，做起了民宿，有的还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将当地的板栗、核桃、蜂蜜等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在此过程中，我还拍摄出版了《上塔坡日记》摄影集，这是我用日记体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一座村落消失的全过程的一本摄影集。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也就不详细讲了。对于我而言，摄影是一种经历，也是我用影像去还原生活、表达自我的过程。10余年来，在一次次的拍摄中，我的思想逐渐有了质的飞跃，从最初仅仅为了寻找一些摄影语言来记录当下社会景观，到发现一旦深入进去以后，对摄影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对特定主题或议题的思考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转变过程是非常值得分享的。后来，我理性地对自己10余年来走过的路进行了审视与反思，2021年，便完成了故事集成《镜像长安远去的村落》一书的编辑出版。那是2020年初，当时西安的疫情，又一次引发全国的关注，也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经历 。在家防疫数月里，也恰巧给了我一个思考的空间。我就想，跟踪拍摄十多年消失的村庄，应该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有个小结，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也许就会发现自己的一步脚印就是一个星点，多年来的这些星星点点连成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连接着乡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基于这个想法，在封闭的日子里，我开始归纳整理电脑里的图片和文字，这些文字与图片大都是我在拍摄拆迁中的感悟与反思，也是我对10余年行走村落考察的一个提炼和凝缩，或者说是对前10多年拍摄的影像进行的阶段性地总结，并从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拍摄理念和方向。在此期间，我完成了300余幅作品、32篇文章，共10余万字作品和文字的整理，并且每篇都附有自己的拍摄手记，于2021年8月由西安出版社正式出版。《镜像：长安远去的村落》一书，分为“村像”和“村事”两个篇章，全书以长安范围内消逝的105座村庄为基本，从内容结构上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并将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进行整体的表达，以叙事的逻辑和图片的重构，反复进行探索、质疑、否定、分析和判断，使摄影集最后达到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和独创性的目标。《镜像：长安远去的村落》一书，更多关注的是生活在村落中的人的喜怒、忧思、困惑和美好，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寄托。在这些充满温度的文化事实中，它记载着我对当下乡村的自我表达。它让我借助摄影的方式，传递出自己的一种情绪与理解。它承载着我对中国村落的思考、判断与展望。这或许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吧。该书出版后被推荐为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省党政干部必读书籍，省市部门领导给予了关注与重视，高校、学者及专业人员先后撰写评论文章20余篇。关于长安，关于村落，我还在继续地拍摄中，我之所以这么坚持，是因为我知道摄影是一件需要坚持和耐心的事。我将会不倦地追求潮流之外的摄影语境，不断地探索摄影的本质属性，努力做一名长安历史的守望者和记录者。谢谢大家今晚的聆听，摄影是一门需要情感和思想交流的艺术，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向各位老师多多学习请教，多多沟通交流，若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