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

作者：黄蓓佳

图片选自网络

每个人，无论他是富有的、贫穷的、超凡出群的、普普通通的，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碰到几个朋友、兄长和老师；几个爱他、相信他，给他温暖和帮助，以至于他将铭记终生的人。 

在我逝去的岁月里，我永远记得这样一位老先生。

 高中毕业的那年，妈妈带我回外婆家过春节。外婆家住在扬子江边的一个小城里，这城里有笔直宽阔的柏油路，也有弯弯曲曲的小巷。城南的两条呈“T”字形的巷子，叫“丁字巷”，巷子里有一座高大、古老的旧宅，就是外婆的家。一进院子，关了院门，立刻寂静无声，就像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似的，我很喜欢这儿。

 我和妈妈刚放下行装，外婆就絮絮叨叨地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无非是巷子里诸多人家的变迁、老邻居们的生老病死，等等等等。

 “哦，阿华，你知道吗?”外婆忽然叫着妈妈的小名，“你那个老师，他回来了，退休啦！”

 “谁？哪个老师？”妈妈转了个身子问。

 外婆一拍手说：“还有谁呀？马老师呗！你的开蒙先生呀！” “啊！”妈妈感叹了一声，扳着手指算了算，“他老人家有七十岁了吧？在外头总有三十多年啦，总算叶落归了根。说到底，还是家乡好，月是故乡明嘛！” 

妈妈有些怅然。也许是想到她自己在外教书二十多年，要想调回却苦于无人帮忙吧？正说着话，门外响起颤巍巍的声音：“回来了吗？” 

妈妈一凝神，宣布说：“老先生来了！”赶紧迎出门去。

 这是个高高瘦瘦的老人，背弓得相当厉害，两手提放在腰间，头发和眉毛都白了，下巴却刮得光溜溜的，一双眼睛有点斜视。一进门，他就朝我哈哈腰，费力地转过身来问妈妈：“这是……令爱吧？青春年少啊！好，好。”

 妈妈笑着望了我一眼，对着他的耳朵说：“痴长了十七岁，高中刚毕业，什么也不懂。以后，先生多指拨呀！”又命令我，“快叫老先生！”

 我恭敬地唤了一声，他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连连点头。 

外婆在旁边说：“你老人家是她妈妈的先生，她该叫你太先生才是。” 

他听了，一个劲儿地摆手，哈腰：“不敢，不敢。老朽了，无能啦！” 

这就是我们的头一回见面。过后，我悄悄对妈妈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头儿。”

 “胡说！”妈妈生气地拍了一下我的头，“怎么个不喜欢法？” 

我说：“他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像个地主家的管账师爷。”

 妈妈解释说：“老人家打旧社会过来的，重礼节，改不过来。” 

“那么，”我又说，“他的眼睛总不看人。明明跟你说话呢，眼睛却悠悠地望着别处，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回妈妈憋不住笑了。“傻丫头，你没见他眼睛有点斜吗？他不看你的时候，就是看着你，看你的时候，反是往别处看呢。小时候我们上课，就专注意他的眼睛。一发现他望着我们的时候，底下就忙碌开了，剪纸啦，描小人书啦，扎花啦，只要不出声音，保管他不知道。那时也真叫顽皮。” 

哦，妈妈也有那么一个可爱的童年！

 当晚，妈妈就带了我去回拜老先生。他家住在两条小巷的交叉点上，那是一个幽深的大杂院，最后一进房子才是他的。三间房，他只占了东边一间，外带半边堂屋。听外婆说，他有个儿子，长年在乡下教书，这房子一直没人住，居委会便私自动用借给了别人。老先生告老还家，只要回一间半。“多了就太空落了，得让人处且让人吧！”他这么对人说。

 他的房间里只有几件简单到极点的家具，桌上却摆满了东西：砚、墨、宣纸、几套发黄的线装书、一盆清秀的兰花。一张宣纸摊开在桌上，纸上画了瘦瘦的几笔梅枝，旁边还题了几行小字。字和画都不怎么好，看得出是初学的。妈妈笑着说：“老先生颇有雅兴呀！”他立刻像个孩子一样地手足无措：“哎哟，看不得，看不得，不过是闲来无事涂几笔罢了。”

 说着话，一只黄色的大猫噗的一下跳到桌上来，尖利的爪子立刻就把这张字画勾了几个洞洞。我心里想：糟糕！可是老先生并不生气，只伸出一只大手，轻轻推着黄猫的屁股，把这个小霸王推下桌子去了。“这是左邻人家的猫，只因我时常买些糕点喂它，便格外恋着我了。可怜，这院墙过高，它轻易不得出去。我呢，生性不喜走动，我们倒是一对伴儿。”

 他边说边轻轻地笑，好像很知足似的。可是，我很可怜他。

 那天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要把我和妈妈送出大门。站在斑驳的黑漆大门前，他望着我们往回走。我偶尔一回头，发现那只大黄猫也跟着他出来了，绕着他的裤腿蹭来蹭去，他便吃力地弯下腰，把黄猫抱在怀里。几年以后，我一想起他，脑子里总是萦绕着这个片刻。 

后来，妈妈曾经感慨地对我说：“马老先生搞了几十年教育，他那些学生，成名成家的，当干部掌权的，什么没有！他可从来不指望报答，到老来还这么清清苦苦的……” 

年三十晚上，妈妈要我请老先生来吃团圆饭。我去了，他却死活不肯来。我说给外婆和妈妈听，外婆啧着嘴说：“我就知道他不会来的。老辈子人都懂规矩，知道吃年夜饭时外人不作兴凑热闹。” 

真的吗？这真是个知趣的老人。

春节过后，妈妈就走了。我留了下来，跟外婆做伴，同时也等着分配工作。我的户口从小就是落在外婆这儿的。每日里，我一早提了篮子出去买菜，而后回来打扫屋子，洗洗涮涮，侍弄几盆花。有时候，实在无事可做了，以至于悄悄站在院门背后，从门缝里注视过往的行人。我不是在这个小城里长大的，没有一个同学和朋友，连本书都借不着看。我觉得我几乎成了个与世隔绝的小修女了。 

我常在巷子里碰到老先生。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只青瓷饭碗、一双筷子，佝偻着腰，慢慢地朝街口走去，他是在那儿搭伙吃食堂的。巷子虽说很窄，并排走两个人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每次看到我从对面走过来，总要谦恭地让在一边，朝我笑笑，点点头，再哈哈腰，每次都弄得我手足无措。

一天早晨，我刚从床上爬起来，就听有人轻轻敲门。从来没有人这么早来敲我家的门的。我奔过去开了门一看，站在外面的竟是笑容满面的老先生。

 “早上听广播，报了你的名字呢！你作了一篇小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将它发表了。恭喜，恭喜。” 

我轻轻松松地呼出一口气，笑着说：“老先生准是听错了。要不，就是重了名字，我从来没寄过什么出去。我哪会写小说呢？” 

他不相信，摇着他白发苍苍的大脑袋：“谦逊为本，好品德。不过我真是没听错。你妈妈从前上学，文章作得就好。女儿就是像妈妈的。不打扰了。” 

他慢慢地回过身，又慢慢地走了。 

一个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一包挂号的印刷品，拆开一看，是妈妈转寄来的两本书，精美光滑的封面，喷香的油墨味儿。翻开目录，我的心猛然怦怦狂跳起来，原来真有我的名字，真有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记得，这是高二那年，学校里征文比赛，我写了交给语文老师的，老师曾打上了红红的一片双圈，醒目地贴在校园橱窗里。它怎么会飞到上海，又上了这本漂亮的书呢？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这么说，老先生并没有听错。而且，他坚定不移地确认了就是我这个毛丫头。他比我自己更相信我的才能。想到这里，我心里涌上了一股浓浓的感激之情。 

从此，老先生便郑重其事地把我当成个“作家”了。他说，他教了一辈子书，他的文章还从来没上过书呢，只是年轻时候，有一回在报纸上登了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杂谈，他把这张报纸整整保存了三十年，最后是被蛀虫咬光了的。 

那些时，他在县文化馆里帮着整理一批古书，认识了几个文化干部。他从他们那儿打听到县里要办个创作学习班，便热心地推荐了我。于是，我才第一次得到一个走出家门的机会。 

十天的学习班，我总算是结识了几个熟人。认识人便好办事了，我首先在县图书馆领了张借书证。把这张薄薄的纸片攥在手里时，我狂喜地想：以后，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跑来借书了。我要一天借一本。如果书很薄，我就一天借两本。多好啊！我永远不会闲得从门缝里注视行人了。 

我又写了一篇，这回是真正当小说来写的，洋洋洒洒足有一万来字。写完以后，我第一个就想起了拿给老先生去看。我不知道他老人家这辈子除了古文还看过别的没有，因为他读完我的小说以后那么惊喜，那么佩服，好像放在他面前的是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一样。

 “精彩呀，真正是写活啦！”他两眼定定地望着别处，“出手不凡，实在是精彩。” 

我难为情得要命，赶紧低下头。我觉得他似乎把我看得太神乎其神了。“事不宜迟，立马寄出去为好。”他谆谆地告诫我。 

他的夸奖虽有过头之处，却多少给我添了些勇气。我糊好一只大信封，脸红心跳地把稿子塞进了邮筒。 

过了两个月，稿子退回来了。拆信封的时候，飘出了薄薄的一张铅印退稿信。我把它揉成了一团。 

那天，老先生正好来送一本书给我，我心情沮丧地告诉他这件事。“我就料到人家不会用的。那么多有名有姓的作家，谁要我的稿子呢？上一次，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说。 

他那双略略斜视的眼睛温和地望着别处：“啊，不能这么说。既有千里马，就会有伯乐，总是有人慧眼识金的。” 我觉得很不自在，有点哭笑不得。老先生真是一厢情愿把我当作了不起的人了。 

我给他倒茶。退回的稿子就扔在桌上，不留神，茶水洒了好多，把稿子全都浸湿了，黄黄的一片茶渍。他吃惊地扑上身子，把稿子抢在手里：“糟蹋啦！糟蹋啦！” 

我满不在乎地说：“由它去吧，反正是废纸一堆。”他不理我，掏出一方格子手帕，细细地擦着纸页上的茶渍。一会儿，看看擦不掉，而且字迹都已经模糊了，这才惋惜地抬起头来。“交给我替你保存吧。”他热切地说。 

这个老人家真叫有意思！他自己的字画被猫抓了也没这么心疼。我随便点了点头，算是顺从了他的意思。

谁知半个月后，居然有另外一家出版社寄来了用稿通知！这回我实实在在是吃惊了，因为我再没寄过这篇东西呀！当天傍晚在巷子里碰到老先生，我满腹狐疑地把这桩怪事告诉了他。 

“啊，这就是了！”他眯缝起眼睛，颇有几分孩子气的狡黠，“我说嘛，既有千里马，就有伯乐。” 

“可是，可是……”我试图对他解释事情的荒唐。 

他摆摆手，打断我的话：“不足为奇，不足为奇。那稿子，是我替你寄出去的。” 

“啊！”我大声地叫出来，“可是，那稿子全被茶水弄模糊了呀！” 他很有些得意地说：“我就不能抄一遍吗？我的字还算端正的。” 

我呆呆地站在巷子里，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在我面前慢慢地走远了，他手里还拿了碗筷，是去食堂吃晚饭的。我真想追上他，对他真诚地说几句感谢话，可是，我仍然站着，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我想，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永远不需要感谢的，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只会亵渎了它。我不愿意这样…… 

这以后，他便常常到我家来坐坐了。每次来他总是轻轻地以手叩门，不管应声开门的是我还是外婆，他第一个动作便是深深鞠一大躬，然后，一边点着头往屋里走，一边拿眼睛望着别处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拥有一张庞大的办公桌。他喜欢坐在桌旁，和我絮絮地谈些古诗文，间或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背诵一段。我知道，在这条长长的小巷里，除了我，没有哪个读书人有工夫跟他泡时间的。在这方面，他似乎比独自生活更显得孤独。而那时的我，恰恰也是一个寂寞无聊的深院少女。当他谈着那些沉郁凄清的古诗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感情上有那么多的相通之处。 

他喜欢躲在屋里画几笔画、写几幅字，字和画都很平常。他曾经送给我一副对子，记得是这么两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把这副对子贴在办公桌前的板壁上，他高兴得要命，眯着眼睛端详了半天，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三个人贴过他的字画，但，我是真诚地愿意让他得到一点小小的满足的。 

时光就这样一天天流逝。我周围的年轻人都工作了，上大学了，再不济也下乡插了队，好歹自己能挣口饭吃。可是我，依然在家里“待分配”。我是独女，不需要下乡插队，但是招工指标总轮不到我的头上。想想吧，爸爸妈妈在外地当教师，外婆是个孤寡老太太，有谁记得我这个人的存在呢？ 

有一天，我对门的小黄毛接到通知，让他到清管所报到。他一高兴，给全巷子里每户人家都发了喜糖。 

那天，马老先生照例又来闲坐的时候，我们俩半天半天相对无言。后来，我终于哭了，为自己的青春、寂寞、无所作为。我什么话也没说，可是他明白我心里的一切。他不善于安慰人，只是手足无措地望着我，摇头，叹气，眼圈儿红红的。 

这样坐了半天，他终于站起来，脸朝着我，眼睛定定地望着别处，很有分量地说：“你信不信我一句话？”他从胸袋里掏出一支老式钢笔，在纸上用力写了几个字：有志者，事竟成。写完，拿手指在上面重重地敲了敲，又朝我点点头，转身便走了，好像特意要把无穷的回味留给我。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着我的才能，比我自己还要相信，还要乐观。他凭什么如此有把握呢？在那些日子，我常觉得，他那过分的期望竟像山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使我惶惑，使我坐立不安，以至于挣扎着想努力把它承受下来。 

我悄悄地、一篇一篇地又开始了我的创作。除了每日必做的家务杂事，其余时间我全部把自己拴在那张庞大的办公桌旁。外婆心疼得要死，常唠叨说：“你日后终是个罗锅腰。姑娘家的，谁像你一天到晚趴在那儿不动弹？头发也要熬白啰！” 

整整两个月，我写出了十篇小说。那么厚厚一大沓，称一称该有多重？称不出来。全是我的心血呀！世上万物都可以计算，唯独心血，谁能说得出用去了几斤几两？ 

我有好几天没见着马老先生了。心思全用在写东西上，竟忘了去问候他一声。直到有一天，他又来轻轻叩门，我连忙迎出去，才惊讶地发现他手里多了一根拐杖，而且，那脸色也十分不好。 

我小心地把他搀扶进屋，一面问他是怎么回事。

 “小病，小病，不碍事。”他喘气不匀地说，“到底是不中用了，稍有不适，便要躺下。今日可算有了点精神。” 

我立刻想到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家里，这几天不知是怎么过去的。我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想到去看看他，为他请个医生，倒杯茶。我真是太不懂事了呀！ 

他在桌旁坐下，没有回答我一连串的问候，却迫不及待地说：“今日本不想走动，只因病中想到看过你一篇稿子，之中有个字，看时就略觉不顺眼，卧床时翻了几本字典，果然是错了。你将稿子拿过来！”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篇稿子，便把十篇小说全搬到他面前。他抽出其中一篇，准确地翻到某一页上，把那个错字指给我看，详详细细给我讲了这个字的几种不同用法。 

“你要切切记住，”他郑重其事地说，“写诗作文章，拙点不怕，这遣词用字万不能出错。错了，别人就当你根底浅，浮而不实。文章既是要寄出去待选，就不能让人家笑话。” 

我毕恭毕敬站在桌旁，热热地出了一身汗。望着他那双浑浑浊浊却又异常严肃的老眼，我真想扑过去，大声地、忘情地叫他几声“老师”！可是，我偏偏是这么内向的一个女孩子，我只会把我的感谢、我的崇敬，把一切一切都埋藏在心里。 

从那以后，我记住了他的话，每逢动笔，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出错。我养成了斟字酌句的习惯。有一回，一个编辑来信告诉我，我的文笔很干净，几乎不要他改动字句。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慰藉。 

不久，我陆续收到了用稿通知。一封、两封……我把这些信悄悄地收在抽屉里，不让他看见。三个月过后，我总共收到了五封这样的信。我确信再不会有了。于是，在一天早晨，我走进那个大杂院，穿过一家家的堂屋和灶间，敲开他的门，把五封来信并排放在他的书桌上。我心跳着想对他说几句什么，可是，不知怎么，一张口，我却是哭了，清碧碧的眼泪顺着面颊一滴滴往下滚，止不住地往下滚。

 他撑着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把几封信挨个儿举到眼前去看。他那只瘦骨嶙峋的手哆嗦得很厉害。 

“我七十多岁了，不会认错人的。”他呢喃地、语无伦次地说，“我不会认错人的，我七十多岁了，人情世故见得多了，我这双眼睛……” 

他终于气喘吁吁地坐了下去，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到底是……成了正果啦！” 

从此，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我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常有编辑部来信约稿，也常有人登门拜访或闲聊。我突然之间便跨过了“成人”的门槛，再没有人把我当作孩子，对我不加考虑地说话、行事。 

可是，马老先生却从此躲避起我来。

仿佛他是一截运载卫星的火箭，把卫星运上轨道，便心甘情愿自行脱落一样，他不愿意跟那些满座的“高朋”们侃侃而谈。 

“为什么呢？”我固执地问他。 

“唉，你们都是功成名就的人，我枉活七十多岁，却是白纸一张，惭愧呀！”他真诚地说。 

我心里一酸，一股说不出来的凄婉的情绪笼罩了我。 

“不，我要你来，你还坐在我的桌旁，那是你的位置，我给你留着的，永远永远！别的人，谁也不能代替你……” 

我抓住他的一只胳臂，半拖半扶地把他搀进我家的大门，搀到他喜欢坐的那个位置上。于是，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两手扶在拐杖把子上，稍稍侧过耳朵，两眼定定地望着别处，注意倾听我们的谈话、我们的争论和我们放肆的笑声。在他的脸上，浮现出那么心满意足的微笑，仿佛他这一生中仅仅盼望着这样的时刻出现，他的生命注定要在别人的笑声中消融一样。 

几年以后，恢复高考制度，我发愤复习两个月，考上了大学。临行时，他执意要送我到街口。握别的当儿，他忽然从袖口抖抖索索地摸出一个小纸卷儿，递到我手上。“腕力不行了，这几个字，权当念物吧，还望笑纳。”我接过纸卷儿，一转身就走了，再也没有回头。我不敢多看一眼他那张诚恳、慈善、情意切切的脸，我怕一刹那间会失去控制，忘情地失声大哭。他是一定不希望我用眼泪来惜别的，在他看来，高考入第，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喜事…… 

他那张宣纸上写的是这么几个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也许真的是腕力不行了，那字似乎比从前更加不如。可是，大学四年，我一直珍贵地把它贴在我的床头。有一次，外系一个男同学来找我玩，看到这幅字，皱着眉头说：“这字也值得上你的床头吗？”这个男同学，我本来对他挺有好感，就因为这句话，我对他骤然增添了不快，从此再不愿见他。我好强，也过于敏感，不能容许别人亵渎我心目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怕他是无意。每个人总有保存一份珍贵感情的权利的。 

去年春节，我毕业了，回老家探了一次亲。外婆叹着气告诉我：老先生到底没熬过这个冬天……临死，他还记着我，给我留下一套《聊斋》。他说：“小说要能做到这样，也就绝了。” 

这是他神志清醒时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我就跑到那个熟悉的大杂院，我想再看一看老先生住过的那间房和那半壁堂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那房子如今又有人住，是两个四十多岁的夫妇和一个男孩子。父亲长得很像马老先生。我忽然想起来，老先生是有个儿子在乡下教书的，该不是他一家调回城里了吧？可是，不知怎么，我一点也没有要上前打招呼的意思。我不喜欢这个四十多岁的儿子。那些年，老先生孤零零守着门户的时候，做儿子的尽了多少责任呢？ 

可惜，我的这篇小说，老先生是再也不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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