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Ellis, G., Monaghan, J., & McDonald, L. (2015)
© To cite this article: Ellis, G., Monaghan, J., & McDonald, L. (2015). Listening to ‘Generation Jacobs’; A Case Study in Participative Engagement for a Child-Friendly City.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25(2), 107-127. https://doi.org/10.7721/chilyoutenvi.25.2.0107
摘要：本文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角度，反思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通过在贝尔法斯特开展的一个项目，探讨了小学生如何看待并理解他们的本地环境。研究显示，尽管儿童能够有效参与政策讨论，但他们的观点需要以一种更便于纳入规划辩论的方式进行表达。本文反思了这一经验，并提出“雅各布斯一代”（Generation Jacobs）这一修辞概念，以帮助将儿童的需求呈现为更容易被规划专业人士理解的形式。
关键词：儿童，规划，参与，简·雅各布斯
引言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至今仍对人们思考城市环境的规划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与启发性影响。本文回顾了雅各布斯的作品，并将其与“儿童友好型城市”这一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将她的思想与该概念明确关联，有助于引发包容性原则，将关注儿童的方式与更广泛的进步城市主义运动相结合。我们提出，“雅各布斯一代”（Generation Jacobs）这一术语可以用作一种修辞手段，推动规划者关注儿童的需求。为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我们借鉴了近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经验，探讨了一个旨在与当地儿童互动的倡议，该倡议是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审视了该项目与“雅各布斯一代”概念的契合之处，并最终反思了其在建设更能支持儿童与青少年的城市方面的价值。
“雅各布斯一代”与儿童的参与
当代城市主义更加注重满足不同人口群体的需求，这一观点对西方城市的排他性特征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Friendly Cities，CFC）这一理念尤为突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其视为“《儿童权利公约》在地方层面的体现，在实践中意味着儿童的权利在政策、法律、项目和预算中得到体现。在儿童友好型城市中，儿童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的声音和意见被纳入考量，并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这一理念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城市明确关注儿童的参与。然而，儿童通常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忽视，或被认为无法有效贡献。在涉及土地使用规划的决策中，将儿童纳入的教育和公民理由十分充分（Day等，2001），Freeman和Vass（2010）指出，这些理由可归纳为两大动因：其一是更好地了解儿童的生活，使他们的需求得到充分考虑；其二是直接让他们参与城市发展过程。然而，城市空间通常被视为“成人的世界”，加之规划当局和专业规划师对谁对规划问题感兴趣的主观认知，导致儿童在公共参与中被排除在外，并强化了“成人最懂得”的观念（Knowles-Yánez，2005）。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儿童在决策过程中要么完全被忽视，要么仅处于边缘地位，而这些决策却塑造了他们生活并将在未来管理的城市空间。虽然英国的很多规划当局已经认识到应与儿童互动（例如Wood, 2015），但在规划实践中，儿童的有效参与仍然是个例，这一问题早在数十年前就已被提及（Horelli，1997）。
儿童被排斥在建筑环境治理之外所带来的影响，反映在城市结构对儿童的诸多限制上：要么增加他们的风险，要么将他们排除在某些活动之外，或仅允许他们在特定地点活动。大量文献探讨了儿童在成人世界中所受的种种限制，涵盖了独立行动能力受限（Flynn等，2011）、他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Elsley，2004）、对社区的感知和使用（Christensen和O'Brien，2003），以及他们对景观（Roe，2006）、安全（Bromley和Stacey，2012；Wyver等，2010）和专为他们设计的设施（Veitch等，2007）的看法。城市生活还使儿童暴露在一系列由建筑环境的物理特性和环境表现引发的风险之中，包括空气质量差的负面影响（Pénard‐Morand等，2010）、运动机会的减少（Moore等，2010），以及对服务和社区资源的不便获取（Benson等，2012）。显然，在全球南方的城市中，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城市生活总体上伴随着更高的风险（Tanner，2013）。
因此，长期以来关于让儿童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的呼声不断，Francis和Lorenzo（2002）将这些参与类型归纳为七个不同的“领域”：倡导（“为儿童而规划”）、浪漫主义（“儿童作为规划者”）、需求导向（“社会科学家为儿童”）、学习（“儿童作为学习者”）、权利（“儿童作为公民”）、制度化（“儿童作为成人”）和前瞻性（“有愿景的参与”）。这七个领域为理解如何将儿童的观点融入决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框架，各种方法可以依次或相辅相成地运用。这也催生了许多多样化的儿童参与方式（Percy-Smith和Thomas，2009），这些方式通常起源于成人的视角（Fraser，2002），但会根据儿童的年龄、参与活动的类型以及与决策过程的联系等因素加以调整（Percy-Smith，2010）。具体方法包括地图绘制（Moore，1990；Freeman和Vass，2010）、由儿童主导的参观活动（Loebach和Gilliland，2010）、跨代设计研讨会（Sutton和Kemp，2002）、城市模拟（Beckett和Shaffer，2005），以及包括Mosaic在内的多种视觉方法，而Mosaic更注重知识生成而非知识提取（Clark，2011）。然而，正如Knowles-Yanez（2005）所指出的，儿童参与案例缺乏系统的纵向研究，这使得很难提炼出最佳实践案例，因此人们总是有一种“重新造轮子”的感觉，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鼓舞人心的案例研究（例如，Day等，2011）。
然而，Horelli（1997）指出，儿童（以及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参与公共事务需要规范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的双重指导，以确保过程和结果的稳健性。规范性理论的目的是界定儿童参与的两大关键方面：一是实质性层面（即关于“最适合儿童的环境”的理念），二是程序性层面（即包括儿童在内的公民如何有效地参与到规划决策中）。在儿童参与的情境中，解释性理论则致力于探究为何由儿童塑造的环境可能有助于他们更丰富或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应激励儿童参与，以及如何将他们的偏好融入规划决策中。这对于理解儿童与建筑环境的关系、参与的好处和过程，以及规划决策者如何理解和吸纳儿童参与的成果而言，是一条重要见解。“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的核心是一种宏观的规范愿景。该理念的主要目标是将《儿童权利公约》（UNICEF, 1989）付诸实践，而UNICEF的倡议包含了九个治理方面的基础构件，这些构件涵盖了影响儿童生活的不同治理维度，例如法律框架、预算和倡导过程。第一个基础构件即为：“儿童的参与：促进儿童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问题；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在决策过程中纳入考量。”（UNICEF, 2004，第4页）。这些基础构件通过UNICEF的一系列自我评估工具和治理核查清单得到实施与监测1。虽然这为各国政府、市政机构和其他组织提供了实施“儿童友好型”理念的机制（如欧洲儿童友好型城市网络、利兹的儿童友好型城市项目），但UNICEF框架中的规范性部分主要着眼于治理和政策层面，未能提供有效的解释性基础来将这些治理原则转化为城市的实际物理形态。因此，尽管该框架赋予了儿童权利具体化的形式，但并未以一种易于规划者和建筑环境专业人士理解和实施的方式呈现；而他们往往被批评为忽视儿童，或缺乏将儿童观点融入决策过程的能力。
我们认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作品——尤其是她在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能够为激励规划专业人士将决策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相契合提供关键的规范性和解释性基础。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雅各布斯被视为最重要的城市思想家之一，她强调“人”应该成为分析城市运作的主要对象，这一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irt等，2012；Hospers，2006）。实际上，她的作品早已广为人知，因此在此无需进行深入的评价与讨论。然而，有必要强调她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洞见：与人们日常生活和习惯的关系，而非规划者的理想愿景，才是塑造他们居住地的关键。在她的理论体系中，机遇、多样性，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乱，都是构建繁荣城市的重要因素。
尽管雅各布斯对社区的包容性构想意味着她很少单独关注像儿童这样的特定群体的需求，但她确实针对儿童需求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例如，她观察到，规划者通常会在未真正了解儿童与城市互动的方式或询问他们想要什么的情况下，主观决定儿童的需求（即一种没有解释性依据的规范性模式）。与此相反，雅各布斯认识到，儿童需要丰富多样的空间来进行玩耍和学习，而最好的满足方式是将儿童融入成人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而非将其隔离（这体现了一种兼具规范性和解释性的方法）。她特别指出，人行道在“同化儿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与成人互动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交行为，而不是将他们圈在住宅区内的“封闭公园”中（Jacobs，1961，第90页）。雅各布斯对城市中儿童角色的探讨，呼应了她更广泛的关于进步性规划的理念：倡导包容，接纳复杂性，欣赏多样性，而不是试图控制城市生活的每个方面。她所强调的灵活性，主张根据具体社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应对方式，这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非常契合，并有助于激发在建筑环境中的探索和学习。
虽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书于公众参与尚未纳入法定规划程序之前（更别提具体涉及儿童），但雅各布斯仍明确提出应基于本地化、社区导向的知识来进行规划决策的观点。她也强调规划应尽量包容，由那些对社区真正关心的人主导，比如当地居民（Stockhard，2012）。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她不仅提供了以人为中心的城市主义的强大规范性愿景以及可体现这种理念的城市形态（即包容、多样化、本地化的城市社区），同时也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解释性理论，强调规划应通过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复杂多样需求（包括儿童）来支持城市活力（即认识到城市是“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第454页）。因此，我们相信她的作品有望为Horelli（1997）所呼吁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提供规范性和解释性框架。
如果考虑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已经成为规划与城市主义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并且其理念被全球广泛应用（Hospers，2006），那么将雅各布斯的思想用于阐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需求将更具价值。这部著作在Google Scholar上已有近12,500次引用，并且在2009年，雅各布斯在Planetizen网站的“顶尖城市思想家”评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尽管作为一部享誉盛名的作品，她的著作只受到一些零散的批评，如有人指出绅士化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Zukin，2010），或对围绕她的作品所形成的“崇拜”表达不满（Manshel，2010）。尽管一些评论者一直担心雅各布斯的观点可能暗含某种环境决定论（Gans，1961），但关于环境与健康关联性的最新研究证实了她的部分论述（Saelens等，2003）。鉴于雅各布斯作品的高度声誉，我们认为，将她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的规范性与解释性理念与儿童友好型城市相结合，能够为这一理念更稳固地融入规划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提供重要机遇。
为了积极推动这些联系的建立，我们建议规划者将当代儿童视为“雅各布斯一代”的一部分。我们提出这一观点，意在将儿童的需求与雅各布斯所倡导的人性化、进步性城市形式与发展过程的理念相衔接。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做法能够更有效地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与规划专业人员熟知且具有启发性的概念相结合。
接下来，我们将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背景下探讨这些问题。
贝尔法斯特作为儿童友好型城市
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的首府，拥有282,000居民，其中19%为16岁以下儿童。贝尔法斯特或许最为人知的是其作为“北爱尔兰问题”的中心，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持续到90年代，这期间城市经历了严重的族裔宗教暴力、深刻的教派隔离以及被强制执行的文化边界。这加剧了贝尔法斯特的去工业化挑战，严重影响了经济繁荣与投资（Plöger，2007）。这无疑对经历“北爱尔兰问题”的儿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airns，1987；Muldoon，2004），对他们的行动自由、认知发展以及未来机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最贫困的社区，这些影响一直延续到和平时代，而经济较为富裕地区的儿童则受益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Murtagh，2011；Murtagh和Murphy，2011）。虽然总体而言贝尔法斯特儿童的健康状况较好，但16岁以下儿童中有15%报告患有长期疾病或残疾。教育方面也呈现出总体良好的水平，超过半数的中学毕业生在义务教育最后一年取得了至少五项较高等级的资格证书，但某些特定群体，如新教男孩的表现明显较差。儿童福祉显然受制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城市中许多地区面临严重的贫困，导致19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有33%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实际上，7%的儿童生活在没有就业人员的家庭中，城市中有11%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并抚养子女。此外，肥胖问题也日益凸显：4-5岁的儿童中有22%超重或肥胖，这一比例在11-12岁的儿童中上升至29%。
“北爱尔兰问题”同样影响了贝尔法斯特的治理体系，包括地方政府的薄弱、公共服务协调不足，以及对土地使用规划采取过度技术官僚化的方式（Ellis，2001）。事实上，直到2015年，地方政府的关键职能（包括规划）才重新由地方议会直接民主控制，而这些职能自1972年起因教派冲突被中止。这种情况对贝尔法斯特的规划、卫生和儿童服务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非法定机构在推动创新项目和制定政策议程方面提供了机会。其中，专注于儿童权利的组织如北爱尔兰儿童与青少年事务专员1和儿童游戏委员会（Playboard），致力于在北爱尔兰为儿童的游戏权利进行游说、研究并推广。另一个例子是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组织（BHC），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善贝尔法斯特居民和在此工作人群健康和福祉的合作机构。该组织连接了贝尔法斯特的治理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健康城市网络，该网络由近1000个城市组成，致力于创建更健康的社区并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BHC的工作主要是促进跨部门协作、能力建设、证据共享，以及展示新理念和创新方式。近年来，BHC积极推动“健康城市规划”（Barton和Tsourou，2013），强调包容性的决策方式，包括让老年人和儿童参与（Barton，2009）。儿童的健康对他们周围环境质量高度敏感，例如对开放空间的获取（Potwarka等，2008）、空气质量（Schwartz，2004）和出行流动性（Schoeppe等，2013），这些都是他们很难有机会影响的问题。
BHC最初的工作重点是提升关键法定机构（如负责城市复兴和土地使用监管的部门）的能力，同时收集本地证据，以便将“健康城市规划”（HUP）的原则更好地转化为具体的本地实践。鉴于贝尔法斯特贫困社区儿童所面临的特殊挑战（见上文），儿童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关系被确定为城市规划转向更进步方法的优先事项，旨在推动跨部门协作，并展示健康城市环境带来的益处。很快便发现，儿童的愿望和需求从未被明确纳入正式的决策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BHC启动了一系列倡议，包括《儿童的声音：贝尔法斯特宪章》，该宪章指出了与儿童生活环境相关的议题，例如开放空间和交通管理。宪章推动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发展，其中许多机构参与了儿童友好型的举措，包括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管理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将儿童的需求纳入即将出台的《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复兴战略》；以及由北爱尔兰公共卫生局赞助的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儿童友好场所”项目，作为全市范围内以家庭友好活动为主题的重点项目之一（见图1）。
图1：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的“儿童友好场所”项目也包括一些快闪活动，图中所示的活动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举行。图片来源：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
然而，在推广《宪章》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将儿童友好型环境的原则转化为具体政策存在一定障碍，尤其是在城市规划领域。这似乎与规划者将儿童需求视作规划与监管“次要事务”的观念有关，而这种观念又受到主导规划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主要源于过去几十年中贝尔法斯特主导的技术官僚规划风格，在这种体系下，地方民选政治人物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决策权掌握在持有特定“公共利益”观念的公务员手中（Ellis和McKay，2000）。此外，规划职责被分散到多个政府部门，机构之间的碎片化也进一步阻碍了更全面的政策制定方式。同时，“儿童友好型城市”这一理念在主要法定机构中的认知度也不高，特别是在规划部门中。因此，需要开展强有力的示范项目，将贝尔法斯特“雅各布斯一代”的需求融入到法定规划策略中。
塑造更健康的儿童社区项目
“塑造更健康的儿童社区”项目是贝尔法斯特推动儿童友好场所的关键举措之一，旨在寻找更有效的方式，让儿童的声音在政策和决策过程中得到重视。项目让儿童参与了三个阶段的活动：首先向他们介绍健康城市环境的概念，然后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进行拍摄采集，最后通过引导的方式探讨这些照片中所呈现的问题。该项目在2011年进行了试点，并于2013年发展成全市范围的倡议。参与者主要是8-11岁的儿童，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被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参与机会最少。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而言，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开始逐渐培养独立性，但大部分活动仍局限于其所在的社区（Villanueva等，2012）。
方法论
该项目主要针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因为这些社区的儿童参与度较低，同时儿童比例相对较高。项目向城市中最贫困20%的区域内的所有学校发出邀请，学校是否愿意参与成为关键因素。最终，项目选择了能够代表贝尔法斯特不同社区和地理分布的学校；从城市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中各选择至少两所学校。最终，共有11所小学和一个课后俱乐部（位于小学已关闭的区域）参与项目，涵盖了两大主要社区（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实现了平衡代表。除了其中一所学校外，其他参与学校均位于相对贫困地区。
项目共吸引了400名8-11岁的儿童参与。所有学校均为男女混合教育，班级中男女生比例大致均衡。少数族裔学生比例不到10%，这与北爱尔兰总体上少数族裔占比较低的情况相符。之所以选择该年龄段作为主要参与群体，是因为文献研究表明，在有关规划和城市复兴的研究和决策中，小学阶段儿童的参与度极为有限。同时，项目所涉及的建筑环境主题也与北爱尔兰小学课程中的“世界与我们”单元相契合，该课程针对这一年龄段涵盖地理、历史和科学等学科内容。
项目尝试改进“影像发声”（Photovoice）方法（Wang和Burris，1997），该方法通过摄影和艺术的方式，营造一个吸引不同能力儿童积极参与的环境。“影像发声”最初是一种在公共卫生领域使用的参与式研究技术，旨在让社区积极参与，促进关键话题的讨论，并将关注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联系起来。类似其他照片引导技术，该方法被证实在与弱势群体合作以及记录那些不常公开表达观点的人们的意见时效果显著。同时，研究中使用摄影也有助于增强参与者的赋权感和自我认同感（Pritzker等，2012；Hennessy等，2010）。正如Luttrell（2010，第225页）所指出，照片可以成为“理解社会世界、构建自我并表达内心情感的有力隐喻”。此外，围绕儿童拍摄图像的讨论能够引发更深入的对话，触及对他们来说重要的话题（Rogers，2012），从而生成其他方法可能无法获得的见解（Nic Gabhainn和Sixsmith，2006）。参与该项目的教师也发现，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团队协作、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课程中的重要跨学科要素。
摄影方法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特别的伦理考虑（Wang和Redwood-Jones，2001），如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和形象，这与其他涉及儿童的研究伦理问题类似。不过，参与式研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克服这些伦理挑战，因为参与者对数据及其解释有更多的控制权（Thomas和O’Kane，1998）。在本项目中，这些伦理问题在儿童简报会上进行了讨论，而对儿童及其父母的同意则由参与学校直接协调并获得。
项目分为三个独立的一小时课程，由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的工作人员在连续3-4周的普通上课日内进行。第一节课介绍了“健康城市环境”这一概念，并通过半结构化小组讨论，探讨儿童的本地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重点关注儿童自己提出的议题。第二节课是项目的核心，鼓励儿童通过“影像发声”方法（Photovoice，Wang和Burris，1997）拍摄照片以评估其环境。课程中简单讲解了如何使用相机，并鼓励儿童捕捉他们认为在本地环境中重要的事物，辅导员则尽量减少干预。14个班级的学生分组，每人配备一次性模拟相机，另外三个班级则分组使用平板电脑。随后，学生在所在社区进行了30分钟的步行活动；路线由班主任规划并带领。参与者被要求拍摄他们认为积极、令人愉悦的环境元素，以及他们认为消极、不适或难以处理的部分（见图2）。由于项目旨在采取儿童主导的方式，因此对拍摄内容的指导尽可能减少；辅导员主要负责确保儿童在活动中保持专注。
在第三节课中，所拍摄的照片被冲洗出来，并以纸质和电子格式呈现给小组。照片被用于制作海报和电子演示文稿，这些作品由4-5人一组完成，重点展示了步行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既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内容。同时，鼓励小组使用艺术和文字来表达他们希望在社区中看到的变化。辅导员以半结构化的方式协助，帮助儿童理清思路，但尽量避免过多指导，以确保过程由儿童主导。随后，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的工作人员与每个小组讨论海报，询问儿童选择特定图像的原因，并引导他们解释这些特征的意义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此外，项目也关注聆听儿童之间的讨论，了解他们如何解释建筑环境中不同元素的重要性。辅导员将这些讨论的要点记录成笔记，并按照健康城市规划文献中提及的问题进行编码。
该项目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所有参与小组均向包括北爱尔兰环境部长、贝尔法斯特副市长以及北爱尔兰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专员在内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展示了他们制作的海报。每个班级所展示的作品由班级自行选择，选择方式由班主任决定，辅导员不干预。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在引导步行过程中教师出于安全原因的陪同，以及学校对小组讨论时间的限制。正如Wang和Redwood-Jones（2001）所指出，照片引导方法在呈现拍摄内容以及遗漏某些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此外，还需要注意，儿童对研究人员和教师期望的感知可能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然而，该项目仍然成功收集了大量有关儿童喜爱或不喜欢的环境照片，并进一步激发了关于他们认为自己对社区环境的影响程度的深入讨论。
在2014年，该项目进一步扩展，通过当地教育局的推动，在贝尔法斯特所有学校开展了一项面向7-14岁儿童的调查，并收到了1200份回复。该调查改编自“光谱工具”（Spectrum tool）（Barton和Grant，2006），要求参与者对社区特征进行评分，例如开放/游戏空间、道路安全和街道照明。调查还包含了一系列开放性问题，探讨儿童对他们社区的关注重点。截至本文撰写时（2015年1月），该调查的分析仍在进行中，但初步发现表明其结果与“塑造更健康的儿童社区”项目的结论相一致，并基于此正在开展其他相关项目。
发现
参与该项目的儿童反应积极，他们对能够表达自己对本地环境的看法感到兴奋，同时也展现出对环境如何影响其生活的深刻理解。由于项目的重点在于让儿童对其环境进行定性评估，因此不适宜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量化分析。本研究的发现主要基于项目辅导员的观察，以及对最终成果海报的编码和总体分析。
该项目的一个关键发现是，不同地区儿童所关注的问题和优先事项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所有海报中提到的主要优先事项都是可以提供给儿童一定独立性进行玩耍和社交的绿色和开放空间。虽然项目并未刻意与雅各布斯50年前对纽约的观察进行直接联系，但参与项目的儿童所表达的关切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的观点相当类似。例如，儿童更偏好灵活的、半自然的空间，而不是严格划分的游乐区域，正式的游乐区被认为限制了想象力，抑制了其他活动。海报还表达了希望儿童能够使用所有可用、适宜的空间，借此融入“成人世界”。在某一社区，儿童强调了住宅区之间的绿地边缘和空地的价值，因为这些地方既提供了独立性又相对安全。这正触及了雅各布斯所提及的城市空间作为社交场所的重要性——然而，参与的儿童仍然觉得自己被视为成人世界中的“麻烦”，这进一步减少了他们在户外活动的意愿。这一现象与已有关于儿童独立活动能力的研究结果相一致（Villanueva等，2012）。
在所有小组中，参与的儿童都非常关注环境的清洁状况。垃圾被认为是使环境不宜居的重要问题；狗粪问题在所有步行活动和海报中都被反复提及，体现了他们对此的关切。所有海报都强调了这一问题。对于涂鸦，儿童们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在小组讨论中，有的儿童认为所有涂鸦都代表着一个被忽视的空间，而另一些则认为合适的涂鸦可以为环境增添特色：“你可以看出它是否画得好，如果只是乱涂乱画，那就不好了”（10岁女孩）。讨论中，儿童也认为脏乱的街道反映了当地居民缺乏自豪感，这让他们感到担忧。
交通是所有步行活动和海报中提出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所有班级都强调首要任务是改善步行和骑行条件，以及优化交通管理。例如，儿童提出了对替代停车设施的建议。他们注意到，停在人行道上的车辆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到马路上绕行。另一个发现是，儿童能够意识到并表达建筑环境对其生活和健康的影响。例如，五所参与学校位于市中心，那里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这些学校的儿童作品中均强调了缺少绿色和开放空间对他们自由社交和玩耍的限制。而在更偏郊区的学校中，儿童强调了快速行驶的交通带来的问题，包括家长对交通安全的担忧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户外活动，以及实际发生的交通事故或险情。在讨论中，多数儿童隐含地提及了“家”或“领域”的概念；在这些区域内，儿童感到可以自由进行活动，同时与家庭保持足够的接近感以获得安全感。事实上，他们在讨论中提出的安全问题主要与“欺凌者和捣乱者”有关，而不是“陌生人危险”。在关于交通的讨论和海报中，儿童还表现出了对老年人和推婴儿车的家长的共情；在超过一半的小组中，都提及祖父母和年幼兄弟姐妹在穿越交通时遇到的困难。
最后一个关键发现是，年龄较小的参与者（8-9岁）在处理他们发现的问题时态度明显更为严格。参与项目的班级中约有一半来自这个年龄段，这些班级制作的海报通常强调希望更严格地执行交通法规，包括停车规定。这与现有关于儿童和主动出行的研究结果一致（Zwerts等，2010；Giles-Corti等，2011）。而年龄较大的班级（10-11岁）的作品则更关注社交空间的需求，反映出他们的需求和优先事项正在逐渐变化。
这些发现主要借鉴了识别儿童需求和关注点的理念（即Francis和Lorenzo（2002）所提到的“社会科学家为儿童”），但儿童的观点也体现了前瞻性视角（即“有愿景的参与”，同上）。例如，儿童对目前未使用或废弃的空间和建筑提出了多种设想，他们认为这些空间既是宝贵的资源，也可能成为反社会行为的目标。建议包括整修建筑物并恢复其原有用途，同时也提出了新用途或“临时”用途的设想，其中室内活动空间尤其受到欢迎。对于废弃的室外空间，社区花园是备受推崇的想法，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吸引人的社交和聚会场所。
反思
“塑造更健康的儿童社区”项目为探讨儿童与建筑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研究结果已向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多个法定机构进行了传播。项目清晰展示了儿童对他们生活和学习区域的深入了解，以及这种了解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尤其是，项目表明，儿童具备为建筑环境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能力，优先事项主要在于促进社交联系、积极玩耍和富有想象力的日常生活。项目结果与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研究者的发现相吻合，例如Rogers（2012）发现，儿童最关心的是减少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环境保护以及提升本地设施。参与项目的儿童表现出了对所在社区的强烈归属感和自豪感，反映出儿童生活的地域特征（Barton，2009）。此外，项目发现还表明，大型、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并非儿童关注的焦点，因此他们的需求对城市预算的要求相对较低。
赋予“雅各布斯一代”发声权
本文探讨了儿童参与城市规划的一些理论视角，并反思了其与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间的联系。文章讨论了将以儿童为中心的规划方法重新定义为“雅各布斯一代”这一概念的潜在优势，以此更清晰地表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原则，使规划专业人士更易于接受。尽管儿童在城市规划中的参与仍然相对边缘化，但雅各布斯倡导的包容性、人性化规划方式已经成为规划师信条的一部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一个创新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儿童对他们所在社区环境的看法，并提供一种向城市决策者表达这些观点的途径。该项目是在制度安排和职业导向不利于更进步、综合的规划和参与方式的情况下开展的。然而，这一背景也为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组织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利用现有的制度空隙，推动一系列创新项目，成功吸引并赋权全市的儿童，并将参与过程的成果呈现给对规划决策有真正影响力的决策者。我们可以对儿童参与的这一过程经验进行一系列观察和思考。
首先，现有大量文献表明，精心设计且敏感的参与过程能够让儿童有效地表达他们对环境改变的期望。这凸显了儿童的认知能力——他们能够理解自己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以及特定空间结构或不良环境特征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些能力显然是规划师在与公众互动时所寻求的重要特质，但也凸显了大多数公众参与活动中所缺失的认知维度。显然，儿童需要更多机会和机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提供这样的机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儿童对于他们如何融入“成人城市”空间的观点，以及他们对非正式、融合型游戏场所的渴望，与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提出的观点高度一致。
贝尔法斯特的案例不仅展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能够有效支持“儿童作为公民”这一概念，而且BHC的经验也表明，这些活动同时可以支持“儿童作为学习者”、“儿童作为规划者”（即主动寻求环境改变的机会）和“为儿童而规划”的倡导工作。虽然强调儿童参与的多维度好处并非新鲜事，但值得探讨的是，这些维度之间如何相互支持，并如何在设计儿童参与活动时将这些维度有机结合。例如，只有当机会被融入参与过程，且尤其需要有明确机制将活动结果纳入决策过程时，儿童才能对他们的本地环境提出主动建议。这凸显了倡导工作的关键需求；即使最有效的参与活动也需要一种机制，将儿童的观点从参与过程引入政策理性世界。在这个过程中，BHC作为非法定合作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儿童参与创新提供了空间，并与规划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建立联系（尤其是环境部长）。这强调了对儿童观点进行有效倡导的必要性，而不仅仅停留在参与活动的结果上。
在这个背景下，“雅各布斯一代”概念成为了一个有力的修辞工具，因为倡导团体需要有能力准确地表达儿童的关注，并清楚阐述他们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和价值。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只要规划师和其他专业群体未能理解儿童关注点如何与其政策目标相契合，儿童的需求就会持续被主流规划实践所边缘化。事实上，在过去至少十年间，北爱尔兰的规划辩论主要关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较少关注参与或包容，尽管如北爱尔兰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专员（NICCY）这样的机构一直为儿童权利发声。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倡导，而更在于将概念从一个领域（如儿童、社区发展）转化到另一个领域（如正式规划委员会）的“翻译”。在这里，“雅各布斯一代”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它将儿童的关注点呈现为主流且受尊重的规划理念。通过这种方式，“雅各布斯一代”创造了一种有效的沟通理性，将儿童的需求嵌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结论
本文试图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思想与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需求相结合，特别探讨在土地使用规划系统中如何更好地考虑儿童的观点。本文指出，由于缺乏对儿童参与案例的系统回顾，难以形成良好实践的稳固体系，且关于儿童参与涉及的具体领域（如倡导、学习、权利等，参见Francis和Lorenzo，2002）通常缺乏明确界定。本文特别关注了Horelli（1997）的观点，即儿童参与公共生活的系统性方法应基于对最佳成果或过程的清晰认知（规范性理论），以及对为何或如何某些干预措施能够产生更好效果的深入理解（解释性理论）。本文提出，雅各布斯的作品有可能为这一理论框架提供支持，并以一种更易被规划专业人士接受的方式阐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核心价值。我们在贝尔法斯特开展的一系列创新项目中探讨了这些理念，将儿童引入城市规划过程，并从中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经验教训，包括倡导在向决策者表达儿童观点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以符合儿童认知能力的方式来开展参与性活动的重要性。此外，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儿童确实渴望融入“成人”城市世界，并能够通过Francis和Lorenzo（2002）所描述的多个维度，为政策辩论做出有效贡献。我们认为，这些经验证实了如果儿童的观点能够以符合制度理性的方式呈现，儿童参与及其问题倡导可以与法定机构产生共鸣。这也是我们认为“雅各布斯一代”的呼吁能够唤醒规划专业，认识到儿童参与的重要可能性，并为我们的城市注入新的活力的原因。
更 多 儿 童 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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