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风云 54】 管仲军事改革改了些什么?

文化   历史   2024-05-09 01:07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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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大通史

春秋风云】第 54 篇文章



管仲的军事改革可以简单概括成四个字,藏兵于民。


西周建立之后,统治者将土地分封给前朝的贵族和功臣,这些贵族们毕竟人数较少,因此统治者就需要从基础的劳动者手中去寻找更多的帮手,这便是“国野分治”的由来。简单来讲,国野分治就是将劳动者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在政治上享有更多的权利,承担较少的赋税,大多是生活在周王畿附近的周朝百姓或是中原富庶地区的前朝人士。而野人则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但是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为了防止他们出现暴动,统治者便用国人来牵制野人。国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会积极响应统治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统治者对社会进行了统一的划分,并明确了国与野的分界线。但是到了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随着人口流动,各国之间竞争的加剧,这种国野之分已经不合时宜了。管仲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贴合实际的划分,在士农工商四种职业的划分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为六,剩余十五个则为士乡。工商之乡的人不需要参军,只负责搞好自己专业内的事即可,出兵打仗则是士的任务。

当然,这里的士也进行了进一步范围的扩大。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层,还有很多人空有一个士的身份,但家道早已中落,孑然一身,身无分文,要让他们自备装备上战场,是不可能的。好在当时铁制兵器的普及,加上齐国国库的充盈,他们也能够出现在战场上,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有生力量。

其次,在十五个士乡中,五家为一轨,设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五乡为一帅,一帅有一万人。十五个乡总共为三帅,齐国国君、国高二氏各统一帅。其中,国高二氏是周天子安置在齐国国君身边的贵族,也是齐国的两大上卿,说是贵族,实际上也起到监督人的作用。

士乡中的最小单位是家,每五家为一轨,这五家世代居住在一起,彼此相识,从小玩到大。彼此之间知根知底,感情深厚,上了战场,除了极个别,大部分都会互帮互助,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更深,凝聚力也更强,真可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由这样的结构组成的军队,士气上往往会比一般军队更高,甚至不需要说教就可以激发起他们内心的情怀,他们会更团结。由这种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一般来讲会更为牢固一些。《国语·齐语》中说:“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

这些人,平时没有战事的时候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在出战时放下锄头,穿上军服,化身为兵。他们具有民兵的性质,平时有严密的编组管理,每年春秋两季,国家会组织大型的狩猎,借此机会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发生战事,他们能够马上进入战斗状态,立即动员起来效命沙场。

这些民兵从小就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作战的时候非常勇猛,哪怕是夜间作战,因为长久待在一起也较为熟悉,不会误杀自己人。这样的军队,在当时春秋初年的局面中,比起其他诸侯国的军队来讲,更具有战斗力。

无疑,军制改革的核心必是户籍管理,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改革的一个内核,也是时代的一个大趋势。简单来讲,类似于这种兵农合一的思想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但那时候的民兵只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家乡,对于外出作战的积极性不高,且士兵中鱼龙混杂,虽有同乡袍泽之情,但战斗力被稀释了。管仲在这基础上,精简了队伍中士兵的人数,保存了他们的袍泽之情,又稳定了他们的战斗力。或者换句话讲,管仲大大减小了这种兵农合一制下战斗力的方差。

相比于《周礼》中的规定,管仲军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一支队伍的长官由谁来担任。在《周礼》中,一军的统帅由乡大夫直接担任,也就是说身为地区最高职官的乡大夫同时兼任最高军事统帅,可以直接调配12500人的军队。而管仲军制改革之后,乡大夫不再是最高统帅,而只是一个旅长,手底下能直接调动的人数也大大降低,仅有2000人。在乡大夫之上,另外有由中央政府的“卿”担任五个乡为一个单位的乡帅。管仲的军制改革,大大缩减了乡大夫所能调动的兵力,且有助于中央集权,降低了地方上士绅的影响力,比起之前来,效率更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领着他们外出作战,同时通过缩减最小单位而将负面效果降到了最低。

不久之后的晋国军制改革,在这点上与管仲很相似。在《周礼》的基础上,晋国直接缩减了州长底下所能管辖的士兵数量,缩减为2500人,这也就是作州兵,与管仲的兵制一样,都是在缩小基层族群自治单位的规模。

然而,管仲这么做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要更方便地控制全国,其主要的目的仍然在于构建地方共同体的自保相救机制。

管仲最聪明的一点在于,这样的军制改革改得云淡风轻,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扩军造武器,而是做一些制度上的调整,对于当时的其他诸侯国来讲,具有一定的障眼法。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手段就像春风一样,不露于表面,与战国时期立见成效的改革不同。也许,这要得益于管仲生活的年代,竞争压力相对战国要小很多,因此才能缓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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