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也希望自己被人尊敬。我们害怕自己是该被轻蔑的人，也害怕自己被人轻蔑。但是，一旦踏入这个世界，我们很快便发现，智慧与美德绝不是人们唯一尊敬的对象；而恶行与愚蠢也一样不是人们唯一轻蔑的对象。我们时常看到，世人尊敬的目光比较强烈地投向有钱与有势的人，而不是投向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权有势者的恶行与愚蠢，远比天真无辜者的贫穷与卑微受到更少的轻蔑。
——亚当·斯密
人们对悲伤和快乐的同情感何者更为强烈？为什么？
斯密指出，一般而言，人们共情悲伤的倾向要比共情喜悦的倾向更为强烈，这是因为，一方面，痛苦是比愉快更为深刻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对快乐的共情有妒忌感从中作祟。但他认为，“当没有妒忌感作祟时，我们同情喜悦的倾向，远比我们同情悲伤的倾向更为强烈；而且我们对愉快的情绪所产生的同情也远比我们对痛苦的情绪所感到的同情，更为接近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情绪那样的生动鲜明。”
这是因为，“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情绪，与旁观者能够完全附和的情绪间，总是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在悲伤的场合，远比在喜悦的场合来得更大。”斯密认为，对一个已经达到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的人来说，财富的增加或更好的运气等等多余的增益对他的幸福而言边际收益其实已经很小了，这样的状态可称为“自然平常的人类状态”，而大部分人都处在这种状态。“但是，能够为这个状态增添的幸福虽然很少，能够自这个状态减去的幸福却是很多。虽然这个状态和至高的人生幸福距离只不过是一丁点儿；它和最悲惨的深渊底部距离却是不可计量的大。因此，逆境使受苦者的心情消沉到低于自然状态的程度，必然远大于顺境能够使他的心情提升到高于自然状态的程度。所以，旁观者要完全附和他的悲伤，必定比要完全附和他的喜悦更为困难，因为在悲伤的场合，旁观者必须比在喜悦的场合，更为偏离他自身平常自然的心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对悲伤的同情，虽然时常是一种比我们对喜悦的同情更为深刻的感觉，却总是远远不如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那样强烈。”因此，我们常常赞许遭逢大不幸之人的刚毅——因为他的面不改色和我们内心的冷淡合拍一致，而藐视一个因为自己的困厄而陷溺于悲伤与颓丧的人。
雄心壮志（ambition）的根源是什么？
正是由于人类比较容易完全同情我们的喜悦而非悲伤，我们才倾向夸耀我们的财富而隐藏我们的贫穷。我们所以追求财富、避免贫穷，也是为了这种虚荣，而非简单地为了生活必需。改善我们的处境（参看《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能够指望获得的全部好处，“就在于吸引别人以同情、满足、赞许的态度注视我们，倾听我们和礼遇我们。我们在意的，是虚荣，而不是悠闲或逸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相信我们受人注意与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地位差别（ranks）的根源是什么？
斯密认为，由于我们认为大人物的境遇是理想中最为完美的幸福状态，我们甚至对身在其中的那些人的幸福满足有一种特殊的同情。“所有他们的性向嗜好，我们全都偏爱；所有他们的希望，我们全都想促成”，“每一个临到他们身上的不幸，每一件对他们的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引起的怜悯与愤怒，比同样的不幸与伤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还要多十倍。”因此，对快乐的共情强于对悲伤的共情这一原理使人们更容易共情顺境而非逆境，最终导致了人们嫌贫爱富的自然倾向，也就从处境顺逆造成了社会地位的差别。“地位差别，以及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人类倾向同情与附和有钱有势者的所有感情这个基础上。我们所以谄媚逢迎地位高于我们的人，多半是由于我们钦佩他们的处境优渥，而不是由于我们个人期待从他们的善意得到什么恩惠。……而且，我们所以服从于他们的意向，主要也不是，甚至也全然不是基于考虑到这种服从的效用，亦即，并非考虑到我们的服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很大的效用。”嫌贫爱富，服从地位高的人，藐视地位低的人，成为人类的自然天性，这种自然天性甚至常常压制我们根据理性应该做出的合理判断。“有人说，国王们是人民的仆人，因此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被服从、被抵抗、被罢黜或被惩罚。但是，那是理性与哲学的教义，不是自然女神的教义。自然女神教导我们，要为他们本身的缘故去服从他们，要在他们崇高的地位前，紧张发抖与哈腰低头；要把他们的微笑当作是足以补偿我们的一切效劳的报酬；要把他们的不悦，即使不会有其他什么不幸随着那不悦临到我们头上，当作是所有我们可能遭受的屈辱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来害怕。”在没有理性，没有思考，没有美德的人中间，这种情况时时上演，正在上演。
因此，当从崇高的地位跌落时，之所以会如此令人难受，并不是因为失去了丰富、自在、悠闲与安全的状态，而是由于“从此会失去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左右人类感情的地位。”
大人物和普通人赢得尊重的方式有何不同？
对于那些大人物，那些贵族子弟而言，要保持他们那个地位的尊严，不需要任何知识、勤劳、勇气与德行，他打算用来使人类更容易顺从他的权威的技巧全在于，“习惯注意日常行为的每一个细节，并且用心以最精确合宜的方式，完成所有不足挂齿的责任。”“他的神情，他的态度，他的举止，无不透露出某种特别优雅合宜的感觉，感觉到他自己的优越地位不是那些出身比较寒微的人毕生可能达到的。”（想想那些所谓贵族举止的培训）
普通人则不然。对于他们的举止而言，主要的行为特征应是“最完美无暇的谦逊与朴素，加上在适当尊重同伴的范围内尽可能漫不经心”，盲目地模仿那些大人物专属的优雅有礼的“美德”，假装自己地位显赫，“只会因为自己的痴癫与厚脸皮而受到双重的藐视”。如果普通人想要为自己扬名立万，“那就一定要靠更为重要的美德或长处。”“他必须培养这两方面能力：他必须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知识，并且必须格外勤勉地运用这知识。他必须在工作时忍辛耐劳，在危险时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坚定不移。他必须以他的事迹的困难度与重要性，同时，以他的事迹所涉及的优秀判断，并且以他完成那些事迹时必备的严格与毫不松懈的勤勉，让公众看到他的这些才能。在所有平常的场合，他的行为必须展现正直与审慎、慷慨与坦率的特征；同时，他必须主动踊跃参与所有那些想要有合宜的表现，就非得有最高才能与美德不可的场面，因为在这种场面中，凡是能够表现合宜的人都可获得最热烈的喝彩赞扬。”
赢得尊敬与钦佩有哪两条路？在社会中下层和高阶层中有何不同？
值得、获得和享受世人的尊敬与钦佩，是世上雄心壮志与竞争较量的伟大目标，有两条不同的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其中一条，经由学习智慧与实践美德；另一条，经由取得财富与显贵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供我们仿效：其中一种，满怀高傲自大的野心与庸俗卖弄的贪婪；另一种，则是满怀朴素的谦虚与公平的正义。” 嫌贫爱富的心理倾向常常腐化我们的道德判断，抽离功劳与美德的纯粹的财富与显贵，没有什么品行的纯粹有钱有势的人，经常得到人们的尊敬。不过，有些频繁地舍弃美德之路而追逐富贵的人，事后也常常受到羞愧与懊悔的纠缠。
所幸的是，对于社会的中下层而言，通往美德与通往富贵的路在大多数场合是一致的。中下层凭借真材实料的专业技能（智慧）和审慎公正坚定克制的良好品行（美德）获得成功。因此，在大多数人处在这种状态，经由这种方式成功的情况下，社会的善良道德才得以保证。（斯密问题）
相反，在高阶层的生活中，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君主的宫廷里，以及在大人物的会客室里，成功与晋升所仰赖的，不是机灵与内行的同辈中人的尊敬，而是无知、愚蠢与高傲自大的上级长官怪诞荒谬的垂青宠幸；阿谀奉承与虚假欺瞒，经常胜过功劳与真才实学。在这种社交圈里，取悦的能力，比效劳的能力更受重视。在和平安静的时候，在战乱的风暴还很遥远的时候，君主或大人物只希望被逗开心，甚至往往自我陶醉以为他很少需要什么人为他效劳，或者以为逗他开心的那些人有足够的能力为他效劳。外表的优雅端庄，所谓上流人士那种既愚蠢又无礼的家伙惯于耍弄的那些没啥实用的雕虫小技，通常比战士、政治家、哲学家或立法者充实阳刚的美德得到更多的赞扬。一切伟大可敬的美德，一切适合议事堂、参议院或野战场的美德，全遭到那些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无足轻重的马屁精们极端的轻蔑与嘲笑，而这些马屁精在这种腐败的社交圈里通常又占据最显要的地位。”
成功的途径与其这样划分成在中下层和高阶层之间的不同，不如划分成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在封建官僚体制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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