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宋代的司法文明。
记得法学家徐道邻先生说过，“中国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展到最高峰”；“就制度来讲，这一段时期，确实是举世无双。”宋史学者王云海先生说，宋代司法制度“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顶峰”，其“周密的判决制度在中国古代实在是首屈一指的”。法律史学者张晋藩也说，“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两宋是继唐之后成就最辉煌的时代。”为什么这些研究者都持宋代司法制度“顶峰说”？是他们信口开河吗？当然不是。
我想选讲一件发生在宋代的刑案，来见证宋代的司法制度文明。南宋阿梁案。淳熙五年（1178），南康军（今江西都昌县）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案子：一名叫做程念二的平民，被杀身亡，而他的妻子阿梁、阿梁的奸夫叶胜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二人被逮捕到案。法官审得如下事实：程念二身体有病，系被叶胜“手杀之”，案发现场为程念二之家；叶胜入内行凶之时，阿梁抱着儿子立于门外，长达半个时辰之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及见丈夫呼救而出，才随声叫呼求救，但此时丈夫已伤重而倒毙。
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阿梁会被判什么刑呢？我们还是先来看法律规定：《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这里的“加功”，指有协助杀人的行为。
《宋刑统·贼盗律》还规定：“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若依此律，则即便阿梁没有参与谋杀，也可以判绞刑。不过，《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不少条款其实是存而不论的，特别在南宋时期，刑统的适用性就更低了。阿梁应该判什么刑，关键要看她对叶胜杀程念二之预谋与行动是否知情，有没有合谋”。那么南康军的司法官会如何判决阿梁案呢？
南康军法官议刑的时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阿梁是叶胜杀人的同谋，且有“加功”之举，依法当判斩刑；也有人认为阿梁是从犯，并未“加功”。——这涉及怎么分析阿梁当时抱着孩子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的举动，是无意为之，还是替叶胜望风。由于存在争论，也基于司法惯例，案子最后作为疑案奏报中央法司定夺。中央法司通过议法，给南康军发来了结案“指挥”：判阿梁斩刑。
但是，在宣判的时候，阿梁喊冤了。按照宋代的司法制度，犯人招供之后，如果翻供喊冤，必须重新审理。这叫做“翻异别勘”。翻异，就是翻供的意思；别勘，是另外审理的意思。一起案子进入“翻异别勘”的程序之后，负责重新审理本案的法官都必须是另外一批司法官，原审的法官不可以参与别勘。而且，别勘的法官与原审的法官也不能存在亲嫌关系。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国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这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认罪画押，又一次次喊冤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但还是有一部分案子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阿梁案。
阿梁招供之后又翻供，前后翻供近十次，案子审理了九年。大概在第三次“翻异别勘”的时候，南康军换了长官，新任知军就是朱熹。我们知道，朱熹是一名理学家，非常看不惯妇人通奸，所以他强烈希望阿梁被判死刑。朱熹认为，叶胜杀程念二，阿梁显然是知情的，而且站在门口把风，于情于理，都可谓罪无可恕。所以朱熹给皇帝上了一份报告，提出应该判阿梁死刑，尽早执行。
但是，尽管朱熹嘴里喊打喊杀，却不能不按法律办事——“须至依条再行推鞫”，因为阿梁又翻供了，依法，又得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他再厌恶阿梁，也不能罔顾程序，擅自判她死刑。淳熙八年（1181），朱熹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离开南康军，而此时阿梁案还是未能结案，因为阿梁一次次认供，又一次次翻异，只能一次次别勘。
转眼到了淳熙十四年初（1187），阿梁案已经审了九个年头，前前后后十次“翻异别勘”。第十次别勘，法官还是维持死刑判决。但阿梁又临刑喊冤，所以又进行第十一次“差官别推”。这一次，由江东提刑官耿延年亲勘。此时，叶胜已病死于狱中，阿梁尽翻前供，称程念二元全系叶胜一人杀死，她事前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跟他合谋。因叶胜已死，死无对证，无法验证阿梁供词的真实性。
最后，耿延年将勘得的案情上报中央法司，奏请御裁。中央法司经过议法，认为阿梁案已成疑案，可按“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作出终审裁决：阿梁决脊杖二十下之后，送至远方州城，编入当地户籍，监视居住。这起“翻异别勘”达十一次之多、前前后后审了九年的刑事案，至此终于结案。
若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阿梁案的审结是有遗憾的，因为毕竟没有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将阿梁释放。但在800年前，宋人显然无法做到“疑罪从无”。按宋人观念，假如阿梁确为叶胜同谋，却无罪释放，那如何对得起冤死的程念二？但如果阿梁确为无辜，却蒙冤被处死，又如何对得起这条死于刑刀的冤魂？权衡之下，“罪疑惟轻”不失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比起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冤死的无辜小民，阿梁算是幸运的。没有证据显示阿梁是有势力、有背景的人物，她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寻常民妇。她陷身于人命大案，最终却得免一死，应该说，是宋人繁密的司法制度与“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救了她一命。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几句“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在宋代，“罪疑惟轻”不但是主流的司法思想，而且已经落实为朝廷处理疑案的制度化惯例。“仁宗尝问辅臣：四方奏狱来，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则可？（吕）夷简曰：凡奏狱，必出于疑，疑则从轻可也。仁宗深以为然。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那么宋代有没有“疑罪从无”的思想呢？
有。宋人论述说，对于法律适用有疑的疑案，适用“罪疑惟轻”的原则：“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悯，则与之从轻者是也，故从恕而用罚，非谓疑其无罪而姑罚之也”；而对于犯罪事实存疑的疑案，则应该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夫疑狱，则疑而不可知者也，若为盗而无赃证，杀人而无明验，是为疑狱，疑则不可知其人为有罪矣；不可知其为有罪，虽轻罚犹不加，况加以重罚乎？”这一司法观念，非常先进，即使在今天，仍可以适用。
只不过，“疑罪从无”在宋代尚未发展成付诸实行的普遍原则，只是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的司法思想。从司法思想到司法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即便是如此，我认为，宋代的司法制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