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以欧美人类学著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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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学术史研究

——以欧美人类学著作为中心

格藏才让

摘要：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对喜马拉雅的认知始于他们与我国西藏的接触，西方对喜马拉雅的研究也是从藏学研究开始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欧美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其中欧洲的人类学研究更注重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美国的人类学更关注变迁和推动变革。同时，它们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径。随着喜马拉雅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土人类学者的学术贡献也变得日益重要。

关键词：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学术史

作者：格藏才让，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讲师。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的意义不仅在地理学上，对政治和文化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和国际学术影响意义重大。尽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以来，我国学者对境内的喜马拉雅地区作了初步调查，并对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进行了民族识别，但对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深入研究却并不多。就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研究而言，其学科史可以追溯到西方传教士和探险者对我国西藏的考察记录。大约20世纪20年代以来，奥地利人类学家海门道夫对喜马拉雅地区居住的藏缅语族群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以及图齐等早期藏学家进入该区域，使之成为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区域。从这个意义上，喜马拉雅人类学研究实质上是藏学研究的一部分。尽管国内学者对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机构、重要学者和著作以及发展阶段等学术史作了初步梳理，但由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内容错综复杂，涉及多种学科等原因，其学术发展脉络仍显得较为杂乱，至今我们对该区域的认知仍存在进一步厘清的必要。为了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轮廓，本文拟从具体的微观视角出发，以喜马拉雅区域有关藏学研究的人类学著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尝试性梳理该区域人类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一、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喜马拉雅区域

一般来说，喜马拉雅区域是指伴随该山脉延伸而形成的一个山川纵横的区域，大体长度为2400公里，跨越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巴基斯坦。地理分布上，喜马拉雅西麓包括巴基斯坦以及拉达克、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西藏西部，中部主要为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西南部，东麓包括印度北部、不丹和中国藏南等。

喜马拉雅这一名称源于梵语，意为“雪山之地”，在藏语里称之为“ཧི་མ་ལ་ཡ་”或“རི་བོ་གངས་ཅན་”，意为“雪域”。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集之地，除我国藏族以及尼泊尔人和印度人等人口较多的族群外，还有众多人口较小族群。尽管对这一区域的族群数量还很难准确统计，但基于目前所做的研究来看，至少有五十多个族群，其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有夏尔巴（ཤར་པ་），主要生活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境内；卡斯（khas），生活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岛格拉斯(Dogra)，生活在克什米尔；菩提亚（Boltia），是属藏裔诸族群的统称。英国殖民者把这些族群所居住的区域从我国领土中分裂出去之前，他们自称为བོད་，即藏人，但后来随着印度对这些区域加强控制，他们被称为boltia，主要生活在锡金和拉达克等地。古龙人（Gurung），主要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度；帕尔巴蒂（Pahari），居住在尼泊尔；塔卡利人（Thakali），居住在尼泊尔；卡斯（Khasas），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林布（Limbu），居住在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地。

喜马拉雅区域宗教信仰错综复杂，整体上受到藏传佛教和印度教影响。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外，还存在各种形态的本土萨满信仰，呈现出一种不同宗教之间频繁互动与融合的景象。在社会制度方面，喜马拉雅地区广泛存在各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一妻多夫等婚姻制度，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藏亲属制度的影响。作为一个区域空间，喜马拉雅是自然环境、多样族群和各种文化互动交融而形成的独特人文地理区域。

二、传教士、殖民者的游记以及民族志

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的游记成为西方人认识其本土以外地方的重要媒介，为西方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西方传教士对喜马拉雅地区的认识始于对我国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接触。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喜马拉雅研究应被视为藏学研究的一部分。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最早涉足中国并记录有关藏族信息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1246年，他奉命前往蒙古汗国，觐见了蒙古大汗贵由，著有《蒙古行记》一书。在他之后，13世纪里，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约1215—1290)和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相继来到中国，拜见元朝皇帝忽必烈。马可·波罗是著名商人，著有《马可·波罗游记》。16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1580—1634）穿过喜马拉雅山来到了当时的西藏阿里古格王国，由此成为到西藏本土的第一位欧洲人。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和探险家在我国西藏的活动进一步深入。他们不仅对所见所闻做了主观记录，还进行了藏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调查。德国传教士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来到中国，其作品《介绍中国》对西藏的地理和医药学作了一些介绍。意大利传教士法诺的·多米尼科(Domenico da Fano，1674—1728)曾到过今西藏林芝，首次对本地的草药和医疗方面做了粗略记录。较为著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德西迪利（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此人居住在寺院学习藏语，翻译藏文经典，还跟当时和硕特蒙古部拉藏汗有过交际，著有《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这些传教士的游记在欧洲引起了不小反响。对于当时的西方社会来说，这种异域描述激发了人们的探险冲动。于是，以匈牙利人杜·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1784—1842)为首的探险家和东方学家远赴西藏，杜·乔玛曾编写《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两部作品，开启了所谓国外藏学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后，意大利藏学家图齐（1894—1984）和法国藏学家巴考（1877—1965）等相继来到中国西藏开展藏学研究，成果显著。之后，法国藏学家石泰安（1911—1999）成为西方藏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同一时期，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ald，1923—2018）在喜马拉雅区域开启了佛教和艺术研究实地调查的先河。随后，西方早期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纷纷进入喜马拉雅区域，对藏缅语族群进行了广泛的民族志记录。具体而言，赫顿（John Henry Hutton）和詹姆斯·密斯（James Mills）致力于那加人研究，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致力于夏尔巴人及其他族群系统性的民族志描述，马尔克·温丁（Michael Vinding）研究了塔卡利人，马尔克·欧佩子（Michael Oppitz）对玛嘉人进行了研究，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关注锡金莱布恰人的研究。其中，海门道夫的研究最为深刻而广泛，学界通常认为，他是喜马拉雅区域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

三、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研究的“欧洲传统”

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不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加之传教士和殖民官员对喜马拉雅区域民族志记录，很快在欧洲形成了某种学术研究路径。根据学术传承的不同，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关系密切的学术脉络，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和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分别是法国的藏学家石泰安和出生于奥地利执教于英国的海门道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人同欧洲学术圈的互动推动了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两位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围绕石泰安形成了强调民族志材料和文献相结合的一种研究路径，而围绕海门道夫形成了注重人类学普遍理论的研究路径。

尽管石泰安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一位人类学家，但他对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与他的学术传承有很大关系。石泰安最初师从葛兰言专攻汉学，而葛兰言是跟随莫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因此，在石泰安的研究中总能看到葛兰言的学术影子，他们都热衷于在民俗和文献材料中探寻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结构。例如，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石泰安提出一种藏族社会的“双重结构”，即流动和定居之间的二元结构安排，这在从事纯历史或文献研究的藏学家那里是无法观察到的。

同时，石泰安还与巴考（Bacot）和拉露（Lalou）等人共同研究藏学，接受了非常严谨的文献学和语文学训练。石泰安的研究涉猎广泛，从敦煌学、西夏文、宗教历史、格萨尔到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相较于之前的藏学研究，更多地考虑社会维度。在这个意义上，石泰安的藏学研究结合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和巴考以及图齐以来的文献学传统，而这种强调社会维度的藏学研究路径在他的学术传承者卡尔梅·桑木丹和查尔斯·然波（Charles Ramble）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了解释各种宗教仪式和文化观念原初的文化形态和结构，卡尔梅和查尔斯等人在喜马拉雅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是这一研究路径发展的内在要求。查尔斯·然波的《尼泊尔高地的佛教和公民宗教》则是这一人类学研究传统的代表作，通过讨论本土宗教文化观念各种原初的形态及其背后的社会机理，作者将民族志的历史和神话维度推向极致。近年来，受其影响的学者们在欧洲的相关研究机构延续这种研究方式，探索文献、本土信仰、宗教包括苯教和佛教、历史、社会和生态环境等交织的人类学研究。

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研究“欧洲传统”的另一脉络是从海门道夫开始的，他在这个区域无疑是一位划时代的民族志学者。作为人类学家，海氏的贡献体现在广泛的民族志记录上，他跟其他学者互动使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理论基盘得以形成。海门道夫进入喜马拉雅区域时，接受的是当时奥地利维尔纳大学传播学派的熏陶。他以严谨态度记录了各部落社会的族群，包括夏尔巴、那加人（Naga）以及澄楚人（Chenchus）。然而，1960年代，当海门道夫前往英国伦敦任教时，西方人类学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拉迪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提倡的结构功能主义已成为主流，特别是布朗对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取向采取消极态度。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夏尔巴人》出版后，藏学家大卫·施耐尔格罗夫（David Snellgrove）对这本著作以及这种研究喜马拉雅区域的民族志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海氏完全忽略了夏尔巴人跟其他族群的互动，特别是与藏族的互动关系，进而认为该区域忽略区域文明史的族群研究是不可取的。从学科史角度来看，这一批评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后来的人类学者进入该区域时，将对藏文文献、佛学理论知识以及语言文字的掌握视为开展研究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杰弗里·萨缪尔（Geoffrey Samuel）成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家。萨缪尔精通藏文文献，同时他在剑桥大学师从利奇（Edmund Leech）和谭拜亚(Stanley Tambiah),系统学习了人类学理论及其在南亚的实践。相较于石泰安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萨缪尔等人并不满足于对某一种文化现象或者宗教观念的解释，他们的研究在民族志和历史文献基础上追求更普遍的人类学理论。萨缪尔的《文明的萨满》则是这一尝试的典范，通过对萨满和佛教在藏族社会里存在形态的研究，指出萨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超越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列维尼和阿齐兹等人也在海门道夫门下求学，受到这一传统的熏陶。其中，南希在《一妻多夫的动态变化》中讨论一妻多夫婚姻制度何以成为独立的文化系统，而阿齐兹的《藏边人家》展示了社会结构在一种充满流动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其稳定性。这些研究虽然扎根于喜马拉雅区域，但其主题已超越区域而追求人类学的普遍理论。

四、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研究的“美国传统”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人类学研究在喜马拉雅区域异军突起。相较于欧洲，美国人类学研究不太强调师承和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学术问题的探索缺乏一种统一的议题。从研究主题来看，美国人类学在喜马拉雅区域呈现多元而零碎的状态，其主要特点在于研究主题紧跟现实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尝试人类学各种理论的实验(下文中加以说明)。虽然如此，喜马拉雅区域的美国人类学内部存在差异，较为早期的人类学家和后来新兴的人类学家之间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

 在这一传统里，早期代表戈尔斯坦和奥特纳，他们的研究方式属于传统人类学，关注社会和文化结构等议题。戈尔斯坦的人类学研究可以看作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而奥特纳师从解释学派的鼻祖格尔兹，她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象征体系和文化结构等方面，试图解释社会经济之上能够独立运行的文化结构，但后来奥特纳的人类学研究更推崇实践论，并逐渐转向人类学的纯理论研究。就戈尔斯坦而言，他对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却远远超过人类学的研究，尤其以对西藏地方近代史研究而为人熟知。遗憾的是，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并未被后来的年轻学者整体性继承和发展。

实际上，在戈尔斯坦和奥特纳之后，美国人类学家在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逐渐从过去强调宏观理论追求转向强调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变革的推动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理论创新为主的研究方式逐渐淡化，人类学家更倾向于借助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概念来分析西方社会里存在的不平等、压迫和对抗等问题。因此，八十年代后美国人类学家几乎都受到这种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们更关注喜马拉雅区域的性别和认同、全球化和流动性、结构性暴力等主题。由于这个思潮本身所具备的反思性特点，他们主要以批判性研究为主，用奥特纳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灰暗的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研究。即便如此，这一群庞大的人类学队伍中不乏被学界广泛引用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和学者。其中雪玲·麦克利（Charlene Makley）、马尔克·兰佩特（Michael Lempert）和罗伯特·戴斯莱（Robert Desjarlais）三位学者最具代表性。在民族志《时运的争夺》中，麦克利用对话性民族志（dialogic ethnography）方法对各种权力话语和人格（personhood）构成作了深刻分析,展示了在场的政治与动态的人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语言人类学者，兰佩特探讨话语实践和现代性条件之下人的主体性形成之间的关系；而戴斯莱的著作《感官的传记》代表了喜马拉区域民族志书写最高水平，通过口述和访谈对喜马拉雅人的生死感受作了深入浅出的现象学描述，加深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

总体而言，西方人类学家根据自身研究传统和时代背景进入喜马拉雅区域开展人类学研究，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特点，但从学科史角度来看，其中存在的差异和发展脉络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各有特色，前者强调传统研究，而后者则注重现实意义。

五、欧美人类学家对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评价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对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研究对人类学整体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社会、宗教、政治、艺术、民俗、历史、文献和自然等相互交织的文化复合体，这种研究与对单一民族和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有着本质区别。从人类学学术史来看，很多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概念是在对非洲等地单一民族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应用于处理复杂的文化区域时，就显得较为拘禁。例如，当西方人类学家用功能主义来解释社会结构和功能时，喜马拉雅区域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宗教心理学的知识和实践方式，面对这种情况，研究将差强人意，也正是这种文化独特性为人类学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可能性。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贡献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流动性研究

流动隐含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边界的不稳定，不仅包括物质和人的流动，还包括观念和认同的流动。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边界具有稳定性，而喜马拉雅区域的族群、文化和社会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边界一直处于流动的过程中。面对自然灾害、政治权力变迁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喜马拉雅区域的人在不同文化边界间不断流动、适应，这对西方观念里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具有颠覆性意义。族群边界研究的奠基人巴特对族群边界的理解始于喜马拉雅山区族群研究。托尼·胡波（Toni Huber）等人梳理了不同族群迁徙的各种因素以及适应方式。这种多层次的流动性研究，对人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人类学研究单位的反思

在当下的知识体系中，西方的民族—国家已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因此以人的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单位往往在民族—国家边界内被确定和定义。然而，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研究展示了民族—国家这一研究单位的局限性。在方法论意义上，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将文化和区域作为研究单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国家对研究单位的影响。这种研究取向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使其更能适应多元、交织的文化现实。

 (三)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衔接

在结构主义发展后期，历史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学理论讨论的核心话题。萨林斯认为结构主义并未很好地处理历史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也是结构主义的缺陷之一。他用社会内部的神话和历史结构与社会外部结构间的互动，以及结合方式来处理历史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其实践论的贡献所在。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家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他们运用丰富的文献和档案材料来解读历史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查尔斯·然波的木斯塘研究，作者用丰富的地方档案材料来说明社会结构如何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用社会结构来解读档案文献中的地方历史，以及其隐含的神话和政治结构。

 (四)佛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

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核心话题之一，自涂尔干把宗教研究的范式转向社会功能及其表征之后，功能主义的取向成为主流。然而，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的佛教研究倾向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将宗教看作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尤其在具体理论实践层面，他们对社会等级和冥想等主题的探索把人类学的宗教研究推向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形式和个体体验。

(五)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的结合

喜马拉雅人类学最大的特色是区域文明史和人类学普遍理论相结合。一方面，进入区域的人类学家对该区域的宗教史、社会史、政治史和艺术史等文明史进行了深入的纵向研究。另一方面，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家在基于喜马拉雅的民族志经验上探索人类学的普遍真理。实际上，这也是欧洲两个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欧洲传统”里，石泰安以来的研究注重区域历史的深度，而海门道夫以来的研究传统则注重跨区域社会的比较和人类学理论的探索。在这一区域里既能看到大量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时还能看到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尽管如此，从研究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者的知识背景来看，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也难以跨越本土视角和“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之间的鸿沟。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在成长的本土人类学者努力发出声音，试图在这鸿沟之间架起一座平等的桥梁。

六、对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启发

西方人很早涉足喜马拉雅区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是在西方的知识传统内讨论问题，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痕迹。正如上文所述，早期传教士和殖民者对喜马拉雅区域的记录成为该区域学术研究的基石，尤其是英国对印度及喜马拉雅区域的长期殖民统治和资源的榨取，使该区域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变化。然而，随着反思西方霸权和资本主义扩张为己任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这种基于殖民主义建立的知识体系及其遗留问题在社会科学内部受到严厉批评。同时，这为本土学者从非西方角度出发，研究自己的学术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视角。

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方面，印度学者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贡献较为明显，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嘎亚特里（Gayatri Spivak）等学者的后殖民思想不仅在西方内部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他们推动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已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印度土壤里发展这些理论与其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不无关系，他们对殖民统治及隐蔽的社会结构有着亲身体验，因而这种关注“底层声音”的研究在这类学者中间发生广泛共鸣。后殖民主义并非完全独立于西方传统的另一种思潮，从它的思想来源上看，西方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arrida）的解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福科的权力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为其提供了重要养料，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西方的知识来反思西方，这对我们建立自己的学术路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这样的氛围下，喜马拉雅地区成长了一批本土人类学学者，他们以喜马拉雅地区为基地，与西方人类学学者开展深入的理论对话。从研究特点来看，他们善于提炼本土概念，将其与普遍的人类学概念相结合，形成了大部分读者都能理解的表述方式。在方法论上，除采用参与观察等传统研究方法外，还运用本土文学、故事、音乐、艺术和口述等材料来进行分析。作为本土人类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来自那加兰的朵丽·克孔（Dolly Kikon）、夏尔巴·巴桑央吉（Pasang Yangjee Sherpa）和来自锡金的梦娜·雪特里（Mona Chettri）等人。朵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喜马拉雅地区的食物、资源榨取主义和生态等，巴桑央吉主要研究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和本土知识，雪特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东麓地区的族群认同和政治上。

作为喜马拉雅地区最主要的国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在积极推动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研究。四川大学徐君和姚勇率先提出平台建设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沈海梅和王启龙统计梳理了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学术史，陈波在尼泊尔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书写民族志，李静玮研究了尼泊尔的族群和跨国流动。虽然我国学界一直关注喜马拉雅区域，对珞巴族、僜人和达曼人等做了调查，但我们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起步比较晚，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构建中国理论方面，亟须培养相关研究人才。

由于喜马拉雅区域拥有复杂的生态环境、气候、动植物、宗教文化、社会经济以及地缘政治，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区域。随着喜马拉雅区域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尽快广泛涉足喜马拉雅区域，引领南亚研究的学术话语。

原文刊载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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