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走访相机收藏家系列（66）
探访孙晶璋
转载自公众号书影旅行摄影
作者：李辉
今年我采写百位相机收藏人系列文章，上海“海鸥之家”相机收藏馆马正康同我说：“你应该采访一下孙晶璋，我来帮你联系”。
孙晶璋老先生我曾在2021年上海豫兴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鉴定会上见过一面，当时他和北京钱元凯先生都是被邀请的光学专家，而在这之前我曾看过他写的东风相机研制过程文章，很有印象。
孙晶璋曾是上海照相机厂的总工程师，参与了很多海鸥相机的研制与开发，也是德高望重的人，能采访到他当然最好了，但我11月到上海后，马正康说：“孙总生病住院了，我同他联系过，他很高兴我们去采访。”
但他又说“我们只用一个小时，不多停留。”
我们赶到医院时，他正在午睡，听到了声音马上起来，开始采访后，他问我是不是要录音，我说可以用手机录，弄好就听他讲，让他谈谈他个人和上海照相机厂的事。
从开始到结束，他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他是做了准备的，而这篇文章也是录音的完整部分。
孙晶璋说他1936年出生在杭州，祖父是开肉店的。当年杭州有三家半肉店，孙家肉店排行第四，也就是那“半家”肉店。
他说父亲14岁开始学徒，但不是在自家店，而是到别人家店，学习做肉店生意。当时学徒都不能在自己家店，那是学不到什么的，而在外学徒，又是很苦的，但可以学到真本事。
父亲学徒三年，17岁出徒后没走，又在师傅家做了三年“打工仔”，直到20岁了，结婚后才回归。但他并没有到祖父家里接着做，而是另起生意，在街面上摆起了肉摊，自立门户干起来。
由于父亲学的刀功好、人和善、童叟无欺，生意很好，也赚了钱，后来却信佛了。
信佛后，不能杀生，就卖不成肉，开始做别的，于是做钱币兑换，就是银元兑铜板、铜板再兑铜钱，就是大钱换小钱，挣一些手续费。
有些积蓄后父亲来到上海，寻找机会，想做大生意。
在上海找到了“兄弟烟草公司”，谈成后做杭州的代理，整车拿货，再批发给街头小贩，这样很快生意越做越大。有了钱，就在杭州团子巷建了一座大房子，一共三层，有院子、有花园，有祠堂也有佛堂。
这个时候孙晶璋已经有记忆，家里很大，有很长的通道......
因为信佛，父亲有很多佛友和道友，而此时正是侵华日军占领杭州的时候，控制着粮食等战略物资，粮食非常稀缺，很多老百姓没有吃的，非常艰难。
当时杭州有一些满清的旗人后裔，他们不会做什么，就靠祖上留下来田地，出租土地生活，此刻也扛不住了，没有粮食吃，要饿死了，就想变卖祖上留下来的土地。
他们找到了父亲，希望能接手，父亲做生意攒了些钱，信佛又有怜悯之心，就断断续续买了一些土地。但战乱年代，也只是做了地契等交接手续，甚至土地在哪里，什么样的地，父亲都没有仔细看过。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家光复，然而也就是这一年，父亲患脑溢血突然去世了。那时家里还有钱，给父亲造了一个大墓，厚葬了。
这一年孙晶璋读初中一年级。
因为有土地，解放后自然就变成地主，家产被分，成为黑五类，家里一贫如洗，结果读到高二、高三，没有钱交学费，只能欠债读书。
他说当时自己只有一条长裤，到了秋冬季节，有时裤子洗了，也只能穿短裤上学，非常狼狈。
后来考大学，他考进了浙江大学的光学仪器系，然而上学后麻烦来了，高中来信，讨要2年学费，如不补交，就同大学联系处理他。
他害怕了，马上写信给姐姐，当时姐姐在北京刚参加工作，就给他邮寄10元，他送到学校，说再多没有了。学校看他真的困难，就把剩下欠费给免了。
接下来他在浙江大学读了四年光学仪器专业，到1958年毕业。
这期间实习，他被分到了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当时只有七八个人，其中主要有三四个老师傅，已经手工打磨出仿徕卡的小型相机，他负责把一台徕卡3b分解，画出图纸，他的毕业设计就是给上照厂画出一套完整的徕卡图纸。
用这套图纸，经过一些改进，上海照相机厂后来生产了第一台上海58-1相机。
而他毕业分配到了北京轻工业部研究所，他的同学大部分都分配到了国防、军工、公安等要害部门，他学的光学仪器专业当时是国家稀缺人才，但他家庭出身地主，不能委以重任。
到北京后，他工作和生活并不如意。生活上不习惯，工作上不对口，无法施展和发挥技术特长，这一时期，上海照相机厂不断来要他，他也写报告，要求调回上海。
后来轻工部一位姓孙的副部长，来所里调研，听到他的事，支持他调回上海照相机厂。
上照厂老厂长非常高兴，说他是厂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按他1958年实习算起，这时到了1963年，厂里又分配了三个大学生。
马正康提供图片
这时原来的上海58-1相机型被58-2替代，但也出现了滞销，当时260元售价，大部分人买不起，那时他的工资只有56元。上照厂想研制新机型，把价格降下来，于是开始仿罗莱可得，推出上海（海鸥）4型。
他调回上照厂是到技术科，而不是设计部门，当时的研究所已经有了三名大学生，同时也研制出上海4型相机，通过技术鉴定，甚至拿到了外销的订单，但是却无法批量生产，主要是质量不过关，问题在慢门上面，快门老是打滑，1-1/15秒不稳定，变成1/300秒，是一个非常苦恼的技术问题。
这个问题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搞了两个月，用各种方法改进，最后用一个钟表油丝放在慢门下面，把问题解决了，性能也稳定了，而后来的上海4型又发展成海鸥4A、4B，是中国最有名和生产量最大、外销最多的相机。
接下来就到了文革了，政治挂帅。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到上海照相机厂身上，江青喜欢摄影，她要造中国最牛的相机赶超世界，于是任务自然落到了上海，中央派新华社摄影器材组一位姓杜的组长，带着两台相机来落实任务，一台是哈苏500C相机，另一台是徕卡M4相机，分别落在了上海照相机厂和上海照相机二厂。
这就是后来的东风和红旗20相机。
孙晶璋所在的一厂负责研发东风，但是技术研究所力量不行，就把他从技术科调到了研究所，主攻相机的快门技术。
但是这种镜间快门技术难度极高，原来哈苏相机的只能做到1/500秒，但江青要求“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要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结果政治上要求，我们要把快门做到1/1000秒。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到今天，哈苏也没有把快门做到1/1000秒，何况五十多年前，只能硬着头皮上马了。
当年最主要困难的不仅是工艺，还有材料，做弹簧的椭圆形钢丝国内找不到，最后委托上海钢铁厂特制，虽然做出来了，但是质量不达标，弹力不够，无法达到要求。
最主要的就是1/1000秒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思来想去，也没有头绪，最后和一位负责装配的老师傅商议，牺牲了光圈，使用F2.8时，只能达到1/500秒，把光圈缩小至F5.6时，达到了1/1000秒的要求。
这一无奈的想法，达到了政治要求，上下都欢欣鼓舞，但孙晶璋痛心的说“我们国家的基础技术，确实还达不到1/1000秒的水准啊”。
1979年上海照相机总厂由上海市区搬迁到了松江，国家拨3亿在松江盖起了新的厂房。此刻改革开放开始了，知识分子得到重用，原来叫技术人员，这时去掉“人”字，叫“技术员”了，厂里的大学毕业生，也都成了工程师。
转眼到了1982年，这时国家欣欣向荣，无论是照相机厂还是他个人都到了最好的时期。
马正康提供图片
上海有关部门组织照相机行业5人赴日考察，孙晶璋作为技术人员参与，这也是中国照相机行业第一次出国考察，在考察的日本企业中，虽然日方接待热情，也解答一些问题，但是有关技术东西不让多看，更不能拍照，他努力多看多问，还是了解了很多东西，偷偷记了下来。
他每天回到酒店，凭着记忆，把看到的和听到的全部记录和整理出来，回国后，他拿出一个完整的考察报告，这让领导刮目相看，不仅他的报告作为这次考察的技术报告，还在多种场合做报告解说，反响非常好。
这次出国考察后，他得到了奖励，是一套小房子，虽然是六楼，但是还是很开心，他结婚后一直住在妻子家里，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工作与生活都很开心。他也因此升任上照总厂的副总工程师，后来到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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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他年满六十岁，退休了，每月领696元退休金。
而美国柯达公司马上找上来，要他到上海分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并说这是柯达公司总部人力资源推荐的人才。
那时柯达公司上海分公司也开始生产简易自动相机，刚好新上一种相机，生产成本是5美金，而中国市场销售价300多元，第一批4000架准备销往俄罗斯，结果出现了技术问题。
原来是卷片的塑料件出现问题，而当时的工程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哪里懂得相机原理，他仔细研究发现是塑料件有弹性，不标准，都变形了，他马上找来电烙铁和热风机，一番操作，恢复正常，然后让工人都按这个标准整改，结果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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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到柯达就给他们解决了技术难题，第二天开会，他被表扬，并获得一台柯达一次成像相机奖励。然而到了月底开支，他因为没有提供银行卡，公司用信封装了一摞钱给他。
他数了一下，是8000元（税后），这一刻，他说“百感交集，酸甜苦辣涌上来啊。”
他在柯达公司做了四年，最后攒下40万元，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全款房，一直住到现在。
马总看时间已经超过了，提醒我结束采访，而孙老依然意犹未尽，他今天很高兴，87的老人逻辑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如新，太难得了。
但我们不得不结束了，离开时马总要他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孙晶璋老人说自己心态好，很乐观的。
他最后说：说每个人都有归宿的，怕什么呢？
这次采访用时一小时十五分钟，但我已经是满满的收获了。
李辉（郭铁师）:
8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和喜欢相机；
90年代初期接触苏联相机，开始研究古旧相机，开始收藏国产相机。
2000年9月16日开办“sy916相机世界”网站，宣传相机文化，特别是普及国产古旧相机知识，宣传国产相机收藏，同时经营古旧相机、望远镜和钟表等。
2012年秋天开始放弃经营活动，全身心都出去游玩，一直到现在......
2017年后陆陆续续写了一百多篇有关相机收藏家故事、相机收藏活动、拜访各地收藏家以及相机展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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