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苏家湾不远，有两个村庄。居住的都是尹氏族人。两村的村名，很能引发人的想象。一个村叫大儿家。一个村叫小儿家。一看这村名，立马就会猜想这两个村子，可能原本就是两户人家，一家住着大儿子，一家着小儿子。而在他们的父辈健在的时候，各自另立门户了。这兄弟两家，人丁兴旺，后来就发展成两个村庄。这终究只是猜测，是不是如此，就不一定了。既然是两兄弟，建房为什么不建在一处？算了，不想了。
记忆中，小时候我曾去过一次大儿家。是母亲带着我去的。母亲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叫尹少成的老先生。母亲叫我喊老先生表舅爹爹。尹少成的“成”，是我估猜的。“成”的同音或近似音太多，究竟是哪一个？不敢肯定。印象中，老先生挺胖，挺和气，说一口侉话。（后来我知道那是天津话）他家住的房子，青砖小瓦，收拾得干干净净。非常安静。仿佛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他似乎也来过我家，印象中还谈及河北省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小时候听了很害怕。有关他的往事，大多都是听母亲说的，也有的是来自道听途说。
我之所以要喊他表舅爹爹，是因为我的奶奶也姓尹，和他平辈。当时当地苏郎尹三姓都是大姓，各族聚居的村庄，参差交错，彼此相邻，抬头不见低头见，联姻颇多。这种联姻一般都不排班论辈。我家和他家，也就是这类族亲而已。仅仅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祖上，都曾经在天津“当差”，体验过“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的亲近感，所以才有排班论辈的深交。这里交代一句：那时候“做官”通常被叫作“当差”或“做差事”。“当差”按老家人解释，就是当“跑腿的”，就是给人家当仆人。这解释颇有意思。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7年，我在龙华寺的龙华小学上六年级。曾经见到过一本杂志，开本特别的大，相当于一张大报纸的四分之一。纸张也特别厚实光亮，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后来才知道那不是一般的杂志，而是一本叫作《今日法国》的画报，内容多为照片，文字极少，由法国驻华使馆印行，主要是介绍法国现状的。同班同学中有大儿家小儿家的走读生。我估猜这画报就出自尹少成家，而后又经过他们传到学校。因为我知道，当时苏家湾边方四转只有尹少成有个弟弟曾经在中国的驻法使馆“当差”。那可能是民国初年，也就是军阀轮番当政的时候。
尹少成的父亲和我的一位叔祖父，可能都出身于李鸿章创立的淮军。后来都在天津“做事”。尹少成的父亲官当得可能比较大，就定居在了天津。当时的天津很繁荣，很开放，名气不在上海之下。许多退下来的达官贵人，常常都选择天津定居。尹少成是在天津出生的？还是在老家家出生之后被接去天津的？没听说过。可以肯定的一点的是自小是在天津长大的，他和他儿子那一口天津侉话就是证明。因为他弟弟在驻法使馆做事，其他的弟妹，也都相继去了法国。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和农村生活相比，天津那样大城市的诱惑力可想而知。尹少成没有和弟妹们去法国，也没有留在天津，而是回归故里，原因可能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缘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是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的。官当得再大，钱赚得再多，最终还是要回老家。即便客死他乡，遗体也还要归葬故里。恋土难移啊！那时候只要是在外地挣钱，不管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挣了钱总要寄钱回老家给留守的老父兄，让他们买田置地，兴建居所。我去过皖南的一些古民居。房屋都很气派。我以为这些人家大概都是地主老财吧？后来一打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大多都是在外地做生意，赚了钱回来兴建的。生意人精明，他们乐意建造豪宅，大多不喜欢买田置地。在这一点上，做官的就显得有点迟钝了。这种古老的家族意识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迟缓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留守的的老一辈相继谢世，总得有人回老家支撑门户吧？该谁回老家呢？这个问题在他们家是怎么讨论的？没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结果，尹少成带着儿子回到老家。他是老大，继承家业，代表全家归根，除了他还能是谁呢？这可能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老规矩。
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尹汉杰。这个“杰”，也是我估猜的。因为按老家读音，这个“杰”似乎是读“夹”。“尹汉夹”，啥意思？说不通嘛！
尹汉杰回老家时岁数已经不小，已成过家，可能已经有了个女儿。那么他的夫人是哪里人？是老家人还是天津人？还有，她的母亲呢？是哪里人？当时还在世吗？这些都没人提起过。只是有一次，母亲和别人说闲话时漏了一句“汉杰私下说他老婆是老母熊”，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特深。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老母熊”是天津流行的土话，含有骂人的意思。汉杰父子肯定都读过书，但读的什么学校？有怎样的学历？后来“做事”了吗？做过什么事？就没有听人说起。回到老家的父子俩都不招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低调。在地方上既不“做事”，也不问事。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只是尹汉杰有个奇特的行为在当地颇为流传。
这两个“儿家”离龙华寺不远。龙华寺有一眼泉，叫日照泉。位置在龙华寺西侧的山坡上。据说尹汉杰每天都是从这里挑水供家人饮用的。就这事儿我曾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说，那是因为古时候有“夫子不饮盗泉之水”的说法，他认为他们村的水井，曾经被强盗饮用过，因而拒绝喝那口井里的水。他就仿照孔夫子跑到半山腰去挑水了。母亲笑着评论道：“他啊，就是个大书呆子！”我在龙华小学读书时，从来没见过，有人爬上山半腰去挑水。传说可能不实，但空穴来风也不太可能吧？或许总有点什么影子被夸张了也是可能的。还传说他的英语很好。那时候农村没有人说英语，也没人知道他在天津上过什么学校，怎么知道他英语很好呢？传说就是传说，是无需考虑根据的。上世纪50年代，农村教育曾经有过一次大发展。昔日的龙华小学改为黄山中学，他就被聘去当了英语教师。我的同学，巢湖师专物理系教授苏远扬就曾经跟他学过英语，说他的英语教得非常好，很受学生欢迎。由此可知，这个传言原本是事实。尹汉杰曾经来过我家。是为了女儿的婚事来咨询母亲。映象中他是细高个儿。那是夏天，他穿一袭长衫。用现在话说，显得挺潇洒。他坐在八仙桌的一侧，侧着身体和母亲说话。右小臂搁在桌子上，手头放着一个用手帕包扎的小包包。不知道那包包里包的是什么东西？在里面一跳一跳的。我很好奇，但不好意思问。直到临走时，母亲才问他。他说是一只大蚱蜢！送走了他，母亲回转头笑着直摇头。阳光，村庄，田野，一个身着长衫的大先生，在田埂上追捉蚱蜢……很多年过去了，想象那画面，我也觉得很搞笑啊！
他的父亲，尹少成老先生，一直没有什么消息，直到1950年，才听说他在界墩集摆了个“相面”摊子，做起了相面先生。据说他对古文化源头之作的《易经》颇有研究，相面很准。界墩集有个某某(名字忘了)请他相面，他一句话就点出了对方的心思。使那人当场泪流满面。原来那人正想自寻短见。经过他一番开导。那人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很多年以后，我和远扬聊天时，谈及此事，远扬说那时候他正在黄山中学读书，界墩集确是有个摆相面摊子的，一看那相貌就有点不一般，很富态的样子，但不知道那就是尹老师（汉杰）的老父亲。那是土改前夕，佃户们已经闻风而动，不再交租。坐吃山空总不是事儿，怎么办？看相或许是为了谋取点收入吧？
尹汉杰来我家向我母亲咨询的女儿婚事后来当然是成功了。我的发小，长期在家乡从事乡村小学教育的苏敏文就成了尹汉杰的女婿。
尹汉杰的女儿叫庆荣。庆荣很漂亮。但她这种美，既不是小家碧玉的那种，也不是大家闺秀的那种，而是一种舒展，大方，阳光，自信，健康，自然的美。不知道敏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见到过，大概也就是一次吧？然而却一见钟情。尽管敏文也曾在合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过，见识过现代人传情达爱的种种方式，比如写情书呀，约会呀，看戏看电影呀等等，但这些在农村都没施展的余地。没办法，他只好把这心思告诉他妈。她妈就请托人上门提亲。尹汉杰就是在这时候来我家的。他们结婚后，我曾经和她开玩笑说：“你在家时，我喊你表姐，现在到了我们苏家，你该怎么喊我呢？”她笑着说，“那没有办法。嫁鸡随鸡’吧！”我和敏文，从来是称名道姓，她当然也如此。嫁狗随狗嘛!
许多年过去了。和我们那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经历了空前艰辛的岁月，他们也终究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胜利吧！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在当时的农村应该说是幸福而美满的。
……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俩都已经去了天国，在那里和先他们而去的儿子相逢团聚了……
很多很多年前，大儿家一颗种子，被时代的风卷起，飘落到了天津，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大树落下两片叶子，随风飘回到大儿家。我说的是。尹少成和他的儿子汉杰。这是两片归根的落叶。那些飘落到巴黎的叶子呢？他们或许早已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注）了吧？
（注）本世纪初，我曾去马来西亚为那里的华语教师授过课，在那里认识了一种热带植物就叫落地生根。锯齿形的叶片边缘，生长着整齐而美丽的不定芽，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翠鸟。这种不定芽轻轻一碰就会脱落。一落地就生根。所以名叫落地生根。因为其生命力极强，也被叫做“不死鸟”。特此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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