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发表在《中文导报》的《学术问题》，略作修改，权作往事之六。
在办公室随手翻看最近一期的“日经软件”杂志，居然看到一个“算法专辑”，非常稀有的感觉，好象在流行歌曲横行的年代里听到一首优雅的古典曲子那样。杂志的编辑在导言中说，尽管计算机的系统环境和程序语言的发展突飞猛进，可是基本算法还是没有变。确实如此，我理解编者的一片苦心。 记得刚进大学时，班主任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记住，在大学里学的内容可能一辈子派不上用场，可是学到的思考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是终身受用的。现在越来越觉得有道理。我回忆大学的课程，有两门是最有兴趣的，那就是“计算机算法”和“图论”，那是比较有趣的课程，并且两本教材也是名家的经典。大学毕业以后，我书桌上一直放着计算机科学的权威克努斯(Donald Ervin Knuth)的经典著作《程序设计的技巧》第三卷“排序和检索”。无聊的时候烦恼的时候读一段算法，顿时会忘乎所以。当然，我只是作为一种兴趣而已，从来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
我今天要说的是读大学时有个本家，专攻算法简直是废寝忘食走火入魔。忽一日，他激动地对我说找到一种新的排序算法。当然，这个算法到底是否有效我是吃不准的。其实，不仅我看不懂，教授们也有疑问。现在看起来问题也许出在陈同学的表达能力，几个搞算法的教授背后互相议论着是不是可以写上肯定的评语。那时候在学报上发论文都要有教授推荐的，还要论资排辈。如果往国外发论文要学校有关部门的红印，证实没有涉及国家机密。陈同学把论文寄给了国外的一家计算机杂志，主编是鼎鼎大名的格里斯(David Gries)，写过几部经典的算法巨著，我们的算法课程参考教材就有他的大作。
陈同学很快地收到了格里斯的回信，回信对陈同学算法的评价很高，但是建议陈同学简化论文，尽量用简洁的词句来表述。我想，陈同学那时的英文水平要表述这样复杂的算法可能确实有点难度。为了尽早发表他的成果，他马上竭尽全力改了一稿邮寄到美国。格里斯又很快地回复给他一个几乎重新写过的文本，让他作最后的确认。陈同学十分感叹地对我说，到底是美国权威，行文简练地把如此复杂的算法表达得清清楚楚。陈同学当然表示同意，然后，依照国内惯例，把格氏的大名列在他的署名之前。 过了几个月，陈同学收到了刊载他的论文的杂志，署名就是他一个人。即使在论文结尾的鸣谢中，也没有出现格氏的名字。陈同学感慨万千，而此时他的论文中文版还在排队等候发表。这件事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以至于过了二十来年，我还能清晰地记得整个经过，而且我可以保证没有大的差错。从此，陈同学崇洋媚外一心一意早日成为“美人”，后来，果然以此论文为敲门砖赴美留学了。再后来，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出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我想，这个算法也相当程度优化了陈同学的命运走向。如果当时遇到的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权威的话，他的论文很可能被扔进废纸篓的。 我说过我是一只百搭，和任何类型的朋友都能保持融洽的接触。陈同学赴美近20年，一直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我向来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的，他依旧会寄一些最新的论文给我指正。现在当然更加方便，有电子邮件，还有他自己苦心经营的贴满论文的网页。只是陈同学稍有书呆子气，至今还孤身奋战乐此不疲的，那真是成也算法败也算法了。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在和朋友的闲聊中，我不止一次引用过陈同学的例子，看看真正的权威是怎样行事为人的，也有朋友鼓励我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弄虚做假越来越流行，除了徒有虚名以外，经常还会看到一些院士教授抄袭论文的笑话，崇洋媚外学到的是皮毛而不是本质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们始终和先进国家保持距离的原因。缺少大家风范和绅士风度，即使偶而搞出一些成绩的，也很容易地露出小人得志的暴发户气息。当然，这已经超出学术问题了，根本不是常规的算法所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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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足：陈同学是我高中同桌，高考那年五月他回老家去了，原来他户口不在上海的，要去当地参加高考。八月份他回上海，说是考上了复旦计算机科学系，哈哈约好的还没这么巧啊，他又成了我大学一个班级的同学。他是埋头苦干的学霸，大学三年时间里把四年的学分全部挣了。后来他赴美留学后，一直跟我保持联系，航空信一封来一封去，从1986年到1997年，我收藏着他的美国来信有好几十封。记得有一次他托我帮美国朋友买点水彩颜料，还给我寄来一张美元支票，呵呵这是最早的代购啊。我结婚的时候他寄来一大版美国邮票算是贺礼。后来有了电子邮件反而联系少了，再后来有了微信联系就更少了，好像他说过拙于汉字输入。最近一次微信联系还是疫情之前，他说带着老婆孩子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上海......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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