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背城 千古兴亡多少事
——历史钩沉（十三）
同年秋，朝鲜半岛南部韩族裔传的新罗国遭到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进攻，坚请唐朝出兵援救。
644年，唐太宗派出专使里玄奖前往平壤，晓谕泉盖苏文停止作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然而，泉盖苏文却说：“从前隋朝进攻我们，新罗乘机挑衅，夺我五百里土地，现在新罗如不归还，我们不会停止进攻。”（《旧唐书·东夷·高丽传》）里玄奖劝说到：“怎能以过去的事情作为动武的理由呢？辽东过去是中国的郡县，中国尚且没有以此作为理由从高句丽手中收回。现在高句丽又何必以求取故地作为借口呢？”（《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中》：“既往之事，焉可追论，今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句丽岂得必求故地？)”泉盖苏文没有听从里玄奖的劝告，但对里玄奖所说辽东本是高甸丽侵占的中国之地，无法反驳，哑口无言。然而，泉盖苏文无视唐朝的警告和劝说，冥顽不化，继续我行我素，迫使唐太宗做出发兵剿讨的决断。于是，唐太宗以泉盖苏文弑君虐民，违抗诏命，决计兴师问罪。据《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中》：“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并以“拯救斯民于水火”进行军事动员。
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两州兵马并契丹族、吴族、株鞠族等少数民族军队对高句丽进行首次战略性试探的攻击行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中》）。这时，高句丽放出传言，说他们的最高军事长官莫离支泉盖苏文将亲自来新域迎战。但当张俭率军至新城，新城守军闭门不出，唐军也没有见到泉盖苏文的影子。
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身佩弓矢，御驾亲征，高句丽举国震骇，纷纷关闭城门，严阵坚守。唐军分道进攻，同时攻击新城、建安城（海城）、卑沙城（金州）。唐太宗则率主力进围辽东城（辽阳）。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副总司令）江夏王李道宗为全军前锋，率数千唐军首先在新城投入战斗，唐军的下级军官折冲都尉曹三良仅率10多个骑兵冲击高尔山城南门，直压城下，往来横行，企图引蛇出洞，城中守军数万无敢出者。新城守军采取现代足球收缩于球门密集防守的作战方式，使唐军几乎无可奈何。李道宗转而南下进攻，拔掉盖牟城。李道宗离开新城后，泉盖苏文的命令也来到了。于是新城守军会同国内城援军共4万骑兵出新城驰援辽东城（已证前述百年战争中新城太守海谷在293年、296年两度让燕军从辽阳攻入集安王都而坐视不救的重大失职）。新城守军大举出动，是刚刚打下盖牟城的李道宗没有料到的。面对即将发生的遭遇战，李道宗主张立即阻击拦截，不能让新城援军从背后危及唐太宗进攻辽东城的战斗。而李道宗的个别部下主张：新城援敌人多势众，敌众我寡，兵力相差悬殊，不如掘壕堆垒，以待援军。李道宗说，敌军依恃人多，必有轻我之心，并且远道而来，我军发起突然攻击，敌人必败。况且我们是前锋部队，为全军扫除障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能把敌人留给皇上呢？（《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郡尉马文举起而响应，慷慨陈词，曰：“不遇前敌，何以显壮士。”于是李道宗的4000骑兵策马冲击新城4万步骑援军，所向披靡。然而，新城援军终究人数占优势，乱了一阵之后，反扑过来。李道宗收拢残军登山据守，新城援军四面围攻。不久，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总司令）李勃的援军赶到，新城援军阵角大乱，新城援军被斩杀千余，退回新城。
（本文摘自佟达《高尔山》一书）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
辽（2022）000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