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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最近两天疯传的“134号文”带来的好消息，简单来说，监管层将允许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进行大规模地债务置换和重组，以时间换空间，这意味着当下城投的大面积违约、爆雷风险将大幅缓解，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也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先说一下网传的“134号文”的主要内容：（因文件涉密，具体内容欢迎在我们本周六下午的专题交流会上详细探讨）
1. “35号文”延期至2027年6月。
2. 双非债务：重点省份的非持牌金融机构的债务，非重点省份的非标和非持牌金融机构的债务，可以进行债务置换和重组，但不包括民间借贷、企业拆借和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筹集的资金（定融）。
3. 城投债：不允许新增1年以内的境外债，境外债可以用境内债来做借新还旧。
4. 城投退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对该主体要做至少1年的风险监测，可以理解为过渡期。
如上述内容属实，城投平台以及已退出融资平台功能的地方国企在标债和非标方面的违约风险都将大大降低，因此这次监管层的松口对很多机构来说属于天大的利好，至少我们后续在对城投的信托、私募、保理、融资租赁等资金投放业务方面会变得更有信心。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监管层最终对城投融资的放松尺度是大是小，机构端对城投融资的新增仍充满担忧，尤其是对以下两个问题感到格外地焦虑：
一是受地方财政紧张以及地方化债、金融严监管等的影响，政府、城投目前可落地以及可上马的基建、地产（包括招拍挂出让土地、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项目越来越少，即便存量债务可以按“134号文”进行置换和重组，国企、城投也很难再通过新项目上杠杆，由此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无项目可做，包括央国企、城投平台、房企、金融机构在内可能还有一波更大规模的裁员降薪。
二是即便下半年政策层面允许地方国企、城投平台更大规模地上马基建、地产、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项目（以拉动GDP增长），因经济和房地产下行趋势尚未能扭转，因此绝大多数项目都会面临“算不过账”的问题，典型的比如项目投入太高、周期太长、收益有限，而这肯定会对我们这些金融、投资机构的投资意愿造成很大的抑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注意到，自今年以来，一些区县的财政情况异常紧张，基建等公共项目基本都暂停暂缓，为了保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发放，很多区县的公共事业发展已基本停滞。对于地方财政的出路问题，除了新一轮“税改”向地方让利，目前更多地只能寄希望于上级的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自身产业的逐步发展。总的来说，上述区县政府还是得努力想办法开源节流，让当地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并让公共事业尽快恢复正常发展。
当然，从地方化债的核心思路来看，不管是“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还是“城投”往“产投”方向转型，目前的关键都是“产业”。
关于三中全会7月18日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市场方面认为未来的经济动能源自于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创意、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八大产业，其中前面5个是支柱产业，后面3个是先导产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目前依旧无法摆脱对房地产以及“土地财政”的依赖，因此“救地产”依旧势在必行。准确地说，中国依靠信贷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黯然离场，目前新动能尚未起到支柱作用，由此导致中国经济支柱进入了“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
以上问题如何解决，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先生7月20日在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可以给出答案。
吴教授的部分演讲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从目前看是来自于人民的信心，来自于预期。
到银行存钱，银行会问你钱从哪里来的？要取钱，会问你取钱想干嘛？这当然严重地侵害了人民的隐私权，任何的政策规则都在法律的框架下允许，不可以超越法律的。
一个完善的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国家，首先从法治开始。
一个国家有了完善的法治，有了基本的社会秩序，有了低成本的税负，同时还有一个能够激励人们前行的制度，这个社会一定会繁荣发展。
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头来自于完善的法治，来自于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平台，这两个非常重要。我始终不认为是来自于频繁的政策调整。
我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经济很大的成分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周期，这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政策的频繁调整难以奏效的深刻的原因。你不能不说我们最近一段时期，包括发改委在内多么努力，天天加班，出台政策、刺激消费、刺激房地产，你会发现怎么刺激就那样了，你以为首付降到15%人们就纷纷买房？不是那么回事，它有一个预期。有了预期以后，杠杆才起作用。当没有预期，当预期很弱，杠杆的效力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千万别把政策看得那么大，尊重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尊重市场的作用，就是在相信人们的理性的力量，一定要相信人们是理性的，有了这个人们会做出科学的决策，对未来、对风险、他会做出很好的判断。所以，制度和法律就是市场的力量，就是理性的力量。
政策的作用，我不能说它不起作用，它当然起作用，在现代社会因为从大周期来看，它会有一些失衡，所以才会有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一些宏观指引，这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要迷信它，以为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们回到法治和市场的轨道上，中国经济会焕发新的生机。
对中国来说外部需求特别重要，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靠自己就可以消费，完成这些过剩供给能力的平衡，完成不了，中国还是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占非常作用的国家。所以，它需要外部需求成为非常重要的消化强大供给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我特别强调要重视外部的作用。虽然内部需求很重要，但是绝不意味着可以替代外部需求，替代外部需求不仅仅是一个需求总量的扩展，更重要的提供了新的标准。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领域没有形成国际性的标准，很多领域还是要根据国际性标准来运行，所以，扩大开放很重要的是要按照标准进行。同时，只有不断的融入国际社会才可以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有时候我也很担忧，很多人觉得中国可以了，外部不重要，这是没有看到开放对未来的中国有多么重要，开放是最伟大的改革，最深刻的改革，中国社会只有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我们才可以有效的、顺利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我理解的法治、制度和开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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