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中美博弈之势更加剧烈，从地缘政治到经贸科技领域，中美轮番交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一项新规，真正打到美国痛处，释放不一样的信号。
2024年12月1日，中国将正式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这项规定旨在对某些“两用物项”进行严格管控，这些物品既可以用于民用，也可以被转化为军事用途。在这其中，镓、锗等稀有金属的控制，成为了最为关键的一项。这些金属广泛应用于美国军工领域，尤其是在高端武器的制造中。
F-35战斗机作为美国空军的主力，使用了中国制造的镓和锗等关键原材料。若这些物资的出口受到管制，F-35的生产将面临严重停滞。这不仅仅是美国空军的战略危机，其他高精尖武器装备的生产，也将受到巨大冲击。此举，无疑是中方甩出的“王牌”，精准打中了美国军工的七寸。
台退将栗正杰，也对这一政策表达了高度关注。他指出，随着中国对这些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美国军工产业将遭遇“断供”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其无法正常生产许多关键武器和战斗装备。
正如栗正杰所言，F-35的零部件中大量依赖中国提供的高性能材料，一旦中国采取限制措施，美国军工企业将无法如常运转。如今，中方通过实施这一出口管制条例，成功切断了美国军工产业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重新审视其生产与供应战略。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震荡”，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激烈。沙利文立即公开发声，表示“中国的科研预算逐年递增，这使得中美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领域的差距愈发明显，甚至对美国制造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沙利文将中国的科技崛起与美国的制造业困境直接挂钩，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他特别提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已经使美国感到了压力，这些技术不仅在军事上构成竞争，甚至可能影响到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沙利文的焦虑，暴露了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核心脆弱性：在技术与材料方面的过度依赖。
然而，沙利文的这种言论反映的并非仅仅是对中国政策的单纯回应，更是美国在面对这一局面时的无力感。他试图将中国的反制措施定性为“技术封锁”，并将其归因于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但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其实正是在回应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无理压制与封锁，是国际惯例下的一种反击行为。
在美国的指责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迅速作出了回应，明确表示“中方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外交部强调，出口管制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不仅是中国的权利，也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必要手段。中国无意在国际上搞技术封锁，而是希望通过此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贸易秩序。
中方的回应立场坚定而有理。外交部指出，美国一直以来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中国进行无理打压，而当中国采取类似措施进行反制时，却被指责为“卡脖子”。这一点，恰恰揭示了美国对全球化规则的偏见和双重标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开放姿态，毫无疑问会为全球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但美国却一再通过制裁与封锁手段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企图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