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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五里”息城考》一文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元朝息人在1282年建立了息州城，这个息州城“周五里，高一丈二尺，广八尺”，面积稍大于0.25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是由当时的人口数决定的，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初年，息县县令王用宾才将“周五里”扩大为“周九里十有八步”。信阳市委党校教授张清改在其《古息城池考》一文中考证明朝初年的县级城池大多在“周三四里”左右，如下图。所以明朝中后期的息城“周九里十有八步”已经赶上了州城，足以说明彼时息县的富足，正如《顺治·息县志》所言“所谓财府也”。正是在人口富足的基础上，县令王用宾才做出如此大手笔，将元朝的息城扩大了近四倍，那么，这个“周九里十有八步”的息城到底是不是王用宾所为呢？现在请跟随笔者躁动的鼠标来探寻其来龙去脉。![]()
《顺治·息县志》是现存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息县志》，其《城池》曰：“息县城即古息国城，据高阜，周九里十有八步。”指的是清初的息城，也就是明末息城，即其周长是“周九里十有八步”，这个是展城之后的面积，而展城之前的面积是“周五里”。下面，我们来理一理《顺治·息县志·城池》对息城的叙述。建造：
元至元十九年（1282），增筑。
明洪武六年（1373），知县陆显章重建。周五里，高一丈二尺，广八尺。
（洪武六年，重浚，深九尺，阔二丈五尺。内有莲、鱼。）修缮：
成化十四年（1478），主簿谢永龄修。
弘治五年（1492），知县康恭增置角楼四，警铺一十有七。
正德七年（1512），知县乔彪甃以砖石，视前为壮固。
嘉靖三十六年（1557），知县滕霁增修敌台一十有二。
（隆庆五年（1571），知县赵如昆复浚内外两濠，至今赖之。）
万历六年（1578），知县王用宾重加砖石。改题门：东曰迎旭；西曰阜成；南曰临淮；北曰拱极。[《嘉庆·息县志·城池图说》曰：“明万历间，知县王用宾展城四里零十有八步，增筑七尺，悉加砌砖石，而后内外两濠。息邑至今赖之者，则知县赵如昆也。”王用宾晚于赵如昆，前后矛盾]
万历十五年（1587），知县刘廷蕙重修。题其门：东曰光天日近；西曰宛城霞映；南曰濮嶂云蒸；北曰汝水波恬。
崇祯六年（1633），知县刘纯庆增高三尺，形势益壮。
国朝顺治七年（1650），分巡道陈公联璧、知县刘养明重修池，取土筑城，因为之。上面“建造”与“修缮”栏中，小括号内是杂糅进去的“修池”的部分。从1282至1373年，即从元初到明初，二度建修，面积都是“周五里”。从1478年息县主薄谢永龄修城以后，1492年知县康恭增置“角楼四，警铺（城墙上向外挑出的部分）一十有七”，1511年河北霸州贼刘六“陷息县”，时任息县县令乔彪率领息县军民会同右副都御史彭泽奋力剿贼，于第二年“甃以砖石”，即将土城变成了砖城，结果“视前为壮固”，也就是说，息县城土城变砖城是从1512年开始的。《嘉靖·息县志·乔彪传》曰：“因息县旧垣甃以砖石，增置楼铺，环凿隍池，至今赖焉。”县令乔彪的一系列操作，导致息县人“至今赖焉”，说明乔令所在的1512年的息县城，其规模已经是明末清初的“周九里十有八步”了。乔彪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因息县旧垣”变土墙土城为砖墙砖城，而且在外围又“环凿隍池”。所谓“环凿”，区别于“重浚”，重浚相当于清淤，而环凿是深挖，至于环凿的是一道还是二道护城河就不得而知了。1540年县令周栗开辟了息县的第五座城门——龙门。1557年知县滕霁为了进一步增加息城的防御功能，增修了敌台（为城墙向外凸出墙体部分，用以三面防敌，亦称墩台、墙台、马面）一十有二座。如下图。![]()
注：M:城门5座；J:角楼4座；D：敌台12座；P：警铺17座1571年知县赵如昆复浚内外两濠，息县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所以后世修志人无比感慨，赞其曰“至今赖之”！《息县志·赵如昆传》曰：“息地势平坦，开复内外城濠，遂成金汤之固。”开复者，恢复也，也就是说，赵令重新疏浚了以前已经存在的“内外城濠”，而这个内外城濠的长度是，内濠长：360+410+590+540=1900步，外濠长：380+430+610+560=1980步。明清时期的一里等于180步，所以1900÷180=10.5里，1980÷180=11里，接近作为内圈的城墙长度“九里十有八步”。从乔令的“至今赖焉”到赵令的“至今赖之”，充分说明二者所爱护的息县城的规模没有改变，都是“周九里十有八步”，也就是说，息县城至少在乔令的1512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已经是“周九里十有八步”了，即息县城展城一定发生在1512年以前，而不是1576年的后来者县令王用宾。1571年赵令疏浚内外两濠到1576年这6年间，息县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没有出现天灾人祸，所以功能完备固若金汤的息县城不会被损毁，当然也就不会被“展城”重建。《顺治·息县志·王用宾传》曰：“王用宾号西峰，兴县举人。万历丙子任。为政整肃，能详利病而兴除之。凡所区画，皆确有条理，使后世可遵守。修建官署、学宫，规模宏远。政成之后，吏习民安，士风丕变，非一端之善可称举也。修葺邑乘，迄今文献可考，所贻更远矣。”王用宾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九年（1681）任息令，全其传103字中88字在叙述其丰功伟绩，但是无一字言及“展城”，与其护城有关的仅仅是万历六年（1578）的“重加砖石，改题城门门楣”。所以王用宾与息县城“展城”无关。城以盛民，实为护民也，筑墙需要取土，基本上是先掘池以定范围，其一部分泥土用来烧制城砖，一部分用来版筑泥墙，就地取材，统筹安排，省工节时，所以筑城、展城一直是与掘池同时进行的。“展城”的不可能是王用宾，首先是其传中无“掘池”记录，其次是在无端的情况下，拆毁攻防兼备的城防设施是搞破坏，劳民伤财，与古人“一城之筑，一门之作，必谨书于策，以示劳民为重”的理念相悖，绝对会受到百姓的一致反对，拒绝展城，则王用宾最终不会青史留名，更不会享誉《息县志》。《顺治·息县志·纪述》中，其明朝部分是从正德六年（1511）开始的，总览有明一朝，在明季崇祯时期年月日甚详，说明资料充足，而正德六年（1511）以前无载，县衙内的资料极有可能已经被正德六年刘六损毁，息县历史上真正的第一部息县志（1492年版，息县教谕夏赉撰）被毁尽就是明证。所以，明朝时期的《纪述》只能从这一年开始，而前文乔令护城的论述里也似乎配合了这个猜想。所以，明初息县历史资料的缺少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损失，而这个损失已经无法弥补。说一句题外话，由于“展城”年代久远而失记，所以在“展城”城墙外移时，后西湖二塘之间的旧城墙南北两端双向取土拆毁，在正中间处留下了城墙残体，高高矗立，浪漫的时人为了纪念自己的人文始祖息夫人，便命名为“息夫人玩花台”，直到1492年夏赉撰写《古息十景》时美其名曰“玩花吊古”，这是《古息十景》中唯一一个为纪念一个历史人物而命名的景点，可见息夫人对息人的影响，以及息人对息夫人的尊重。详《<玩花吊古>忆夫人》。所以，“周五里”息县城展城为“周九里十有八步”，一定发生在1492年以前的明初的一段时间内，至于何人何时，已经无从查考，除非有相关资料被发觉。“展城”作为一个浩大工程而后人不知，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也许历代修志者们都曾为之大伤脑筋，1799年《嘉庆·息县志》的作者罔顾“万历五年（1577），知县王公用宾增修儒学，在县治西南，周围计地六千一百步，南至大街，北至塘北埂，西至城隍庙[城隍庙在今息县中医院处，既然在抵任第二年，1577年西扩儒学，说明‘周九里’城已经存在，《重修城隍庙记》也可证明，此不赘]，东至岳岩西墙”事实，将250年前嘉靖时人（《嘉靖·息县志》1553年问世）搞不清的“展城”问题，成功安在了对息县人民有着杰出贡献的县令王用宾头上，其移花接木之功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也许大概可能是对失名展城者与县令王用宾一种别样的纪念吧。请看下集《千古息令王用宾》。（作者简介：张伟，息县一中教师、政协文史撰稿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