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西安事变旧址:张学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文摘   2024-07-02 00:20   北京  

前言

作为千年古都,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诞生了汉唐盛世,拥有兵马俑法门寺乾陵等一系列世界文化遗产,更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浓墨重彩的一页。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将军,于华清池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是为西安事变。如今在西安市范围内,还保留着诸如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公馆和五间厅等大量同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遗迹,并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对于改变中国近代史进程,促使中国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西安事变,也是所谓国粉,精日,公知和1450水军肆意抹黑攻击的对象。其实这帮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论他们如何狂吠,也洗白不了蒋介石才是不抵抗政策祸首的真相,更改变不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

张学良确实一枪未放,但根源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时光回到1931年,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田中奏折暴露后,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也是与日俱增,当年夏天日本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东北即将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十余天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演说,再度老调重谈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以及围剿红军的谬论。

到了1931年9月初,张学良原计划从北平返回沈阳,但因接到密报称日本特务可能会策动暗杀,制造新的皇姑屯事件,这才停止赴沈阳。9月11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了张学良,明确指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考虑到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得抵抗。”

而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很快他就致电东北军军部和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反抗,至酿事端。”

九一八当晚,东北军将士可谓是同仇敌忾,他们多次要求请战,须知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东北军则有近二十万人,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和舰艇,张学良本人也一连发十几次电报给蒋介石,但得到的回复只有“对日须采取绝对不抵抗。”

尽管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军官兵决定放手一搏,例如驻守长春南大营的东北军炮兵团与日军激战九个多小时,歼敌100多人,东北军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率领12个总队的警察不惜肉搏击伤日军坦克,但终究还是寡不敌众,1932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全境,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

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内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主力也随之撤往关内,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此后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和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完全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此时的东北军作为非嫡系部队,不仅薪水和伙食待遇要远低于中央军,而且还要背着不抵抗的骂名,替蒋介石当内战炮灰,将士们的愤怒情绪可谓是到了极点。

1933年1月,面对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榆关挑衅,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第九旅在何柱国的率领下决定武装反抗,洗刷掉不抵抗的骂名,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榆关抗战。然而何柱国没有等到来自中央军的任何支援,只能孤军奋战,最终结局以榆关失守而告终。

随着榆关沦陷,日军的魔爪开始伸向华北,华北告急。然而蒋介石政府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答案便是继续不抵抗,甚至出卖领土给日本人。1935年7月,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将驻扎在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党政机构全部撤出,与此同时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又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签署秦土协定,宣布察哈尔为所谓的非武装区,撤出所有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各个机构。

如此卖国行径,只有公知祖师爷,低调俱乐部骨干胡适叫好:“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但华北爱国学生却一致表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呐喊

在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九一八事变仅过去两天,上海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以民族革命斗争方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结束长征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在劳山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中,红军通过自卫的方式,共歼灭来犯的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近万人,某些国粉和公知认为所谓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完全就是笑话,因为从遵义会议开始,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早就转危为安,就算没有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照样会成功,只是可能时间会往后推迟。

此外从1936年初开始,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前往陕西洛川,同东北军代表王以哲甚至张学良本人多次进行秘密会谈,之后发表了《红军为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4月,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直接秘密会谈,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包括红军和东北军停战,一致抗日,以及互派代表保持联络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学良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战主张,但整个西安事变为张学良联合杨虎城独立策划的,从最新披露史料来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还是苏联,事先都并不知情,而且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还曾错误地分析事变的性质和指责张杨二位将军,因此公知妄图用所谓外部势力干涉来抹黑西安事变可以休矣。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张杨联手兵谏蒋介石

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妄图围剿红军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甚至亲自兼任西北剿总司令,平时则由已经被任命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代行总司令一职。至此张学良全家迁往西安,住进了位于今天建国路69号的公馆。

正像前文提到的那样,自从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以后,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就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议题,他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为此不惜多次劝谏蒋介石,但均遭到拒绝和严厉训斥。蒋介石甚至威胁,如果不执行他的打内战命令,东北军将被调防至更远的福建沿海地区。

本来不放一枪就丢掉东北,张学良就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尽管他是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这是国仇,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死于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此乃家恨,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再加上部属要被迁往更遥远的福建,东北军解体危在旦夕,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张学良都需要作出一个交代。

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界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不料军警却向人群开枪,导致民众前往临潼华清池,直接向当时为了督战而住在西安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自然是不理会民众的陈情,而是要张学良来处理,面对流亡的东北学生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爱国口号,张学良终于动情了,希望学生们给他一周时间,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两天以后,张学良正式在他的公馆内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布置了兵谏扣蒋的任务,然后前往位于今天西安市青年路的杨虎城公馆止园别墅,同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联署办公,12月12日当天,张杨两人就在这里坐镇,策划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由王玉攒率领的东北军卫队一营和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攻进了华清池头道门和二道门,当进攻前往蒋介石下榻的五间厅第三道门时,双方爆发了枪战,至今五间厅还保留着当年的枪孔和被子弹射击过的痕迹。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军人出身,听到外面不对劲,连假牙都来不及戴,黑斗篷也来不及穿,凌晨五点不到就直接往外面跑,翻墙时候重重摔了一跤都强忍住疼痛,一直跑到骊山半山腰一个石头洞里躲起来,最后成功捉蒋还是靠他掉在路上的鞋子,这才顺藤摸瓜找到藏身处。因此有人戏称,蒋介石不仅是解放军运输大队长,还是华清池山地越野马拉松冠军,后来国民党为了吹捧他,在他当时的藏身处下修了一个亭子,叫所谓正气亭,两旁有众多要员题字石刻,如今则改名为兵谏亭,是华清池旅游一大地标打卡点。

与此同时,由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扣留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官员,其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在冲突中死亡。

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此举不仅惊动了全国,更震撼了世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仅拯救了中华民族,更是对国民党的救赎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另一方面则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上海的宋美龄是派遣澳大利亚友人端纳为代表,持亲笔信飞往西安去面见张学良,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派出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人为代表,抵达西安并下榻张学良公馆,同各方接触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24日,经过长达数日的密切接触,各方代表达成初步共识,包括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行政院,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和所有在押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以及承认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时隔十多年后再度见面,当蒋说出“恩来,你是我的人,应该听我的”时,周恩来是这样回答:“若蒋先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答大感意外,于是当面表态“今后绝不剿共”,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十分感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出的努力。

一年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则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与其他抗日军队一起,开赴前线,共赴国难。

而蒋介石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但是在1936年12月26日,当张学良登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护送蒋介石回府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就结束了。

半个世纪以后,当张学良接受唐德刚专访时,他是这样表示:“ 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这样做。”

“谁人不知张少帅,千古功臣一代骄。”

全文完


温哥华的小麦克
往返中加两地的90后华文媒体人,躬耕北美,心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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