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朝阳酒仙桥北路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内的某个角落，静静地停放着一列火车。如果仅从外观来看，这列火车同普通的绿皮车差别不大。然而正是这列看似不起眼的火车，竟是有着“流动中南海”之美誉的毛主席专列，从五十年代第一次启程，到1975年4月最后一次从南方返回北京，毛主席累计乘坐专列达72次，在专列上生活和工作共2148天，总行程为344万公里。
之所以毛主席更愿意选择乘坐专列出行，主要原因在于专列可以随时随地停车，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开会，更可以接触基层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毛主席曾这样说过：“坐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可下车看看，找当地领导群众谈谈都行。”
于是在1957年，铁道部从民主德国（东德）进口了15节车厢和火车头，然后进行改装，将颜色漆成绿色，同时将车厢玻璃变成半开式，可用摇把升降，而车厢内部则按照中南海标准配备卧室，办公室，会客厅和会议室，毛主席专列就这样竣工。
但是除了毛主席本人外，他的夫人，子女和其他近亲属均未乘坐过专列。为此毛主席还专门强调：“专列是国家分配给我来乘坐的，我的任何家人及亲属都不能乘坐。”
1957年9月，毛主席乘坐专列来到武汉，当时正值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毛主席在下车后从汉阳桥头一直步行到武昌桥头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第二年毛主席再次乘坐专列抵达武汉，于洪山宾馆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发表了在专列上所写的雄文《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中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60年是国内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主席在专列上生活工作最长的一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更以身作则，不搞任何特殊化。当时毛主席在专列上一天的生活费只有4元钱，伙食以野菜为主。每当专列停靠车站的时候，毛主席会让工作人员去附近挖野菜，然后交给厨师做成菜团子，糕点之类的食品来充饥。
即使是1962年出现好转，毛主席依旧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6月专列在济南站停留时，毛主席在专列会客厅接见了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一行，而主席招待古巴贵宾的午餐，也仅仅是普通的四菜一汤，包含米饭，小鱼，青菜，辣椒等，唯一算得上奢侈的，不过是一小碗红烧肉，毕竟宴请外宾不能太寒酸，否则有失外交礼节。就这一小碗红烧肉，毛主席还专门从每月伙食费中单独扣除。
1965年5月，在时隔三十多年后，毛主席乘坐专列从长沙出发，沿着秋收起义的线路，重上井冈山。当回忆起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时，毛主席是这样说道：“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在离开井冈山前，毛主席还委派工作人员去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络，缴纳主席本人和专列工作人员停留一周的伙食费，总计17.5元，并严格按照规定要了发票和进行记账。
在毛主席的专列旅途中，1971年可谓是险象环生。但在主席当机立断的睿智指挥下，专列于9月11日中午12点半提前离开上海，一路呼啸北上，在南京站只停留15分钟，在蚌埠站只停留5分钟，直到途径济南站才停留50分钟。9月12日下午1点，毛主席专列抵达丰台站，由李德生，吴德，纪登奎和吴忠四人来接站。等到汪东兴彻底摸清楚北京市内的情况后，当晚黄昏时分，毛主席才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站，平安返回北京。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这列专列被长期封存，直至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建成后，专列才被迎入博物馆永久收藏，同毛泽东号机车一样，不仅是毛主席在铁路交通事业的见证，更是一代伟人在“流动中南海”上为国为民操劳后半生的宝贵历史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