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 相信但凡经历过国内九年义务教育的读者朋友，一定会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里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耳熟能详。而作者叶圣陶先生提到的万盛米行也是真实存在的，位于苏州甪直古镇，创立于民国初年，由甪直沈姓和范姓两位大户人家经营，不仅是当时苏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米行，更是周围数十个乡镇主要的粮食集散中心，堪称见证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
然而叶圣陶先生之所以创作《多收了三五斗》，绝非像脑残国粉和公知一样替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洗地，吹嘘所谓1927至1937民国黄金十年“成就”，而是真实再现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两股势力合流后的伪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对内打内战和强取豪夺，对外执行卖国和妥协路线，广大民众民不聊生和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境遇。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能仔细阅读《多收了三五斗》原文，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彻头彻尾的谎言就能不攻自破。
国民党失败的农村政策和“复兴农村”计划的夭折
“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崩裂了三四个……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这是《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几位种田乡亲之间的对话，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下会出现如此荒唐一幕，背后离不开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失败农村政策。
如果仅从表面文章来看，国民党政府可谓是作秀十足，例如由行政院牵头专门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出台了诸如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生产，减免农产品税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政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宁汉合流后国民党政府最大的支柱为江浙财阀，地主阶级和英美大资本，而农村复兴委员会不少纸面上的政策恰恰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加之山西有阎锡山，山东有韩复渠，四川西康有刘湘刘文辉，两广有李济深白崇禧，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做到真正统一中国，因此最后农村复兴委员会只能在南京上海市郊和苏南部分地区搞几个样板工程草草了事。
其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是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屠刀还伸向了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后各地国民党党部，尤其是基层乡村国民党党部也被反动派杀了个干干净净，仅江浙一带国民党党员就锐减了几十万人。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国民党政府考试院不得不重新选拔地方乡绅，举办所谓的三民主义培训班和各县公务人员考试，寄希望于乡绅能成为基层的中枢力量。
然而绝大多数乡绅都是地主阶级，完全是吃人不吐骨头。虽说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农民上缴的地租不应超过四成，但在国统区就是废纸一张，下面就以甪直附近的乌镇为例，在1932年至1933年，收租在200至500石，以及500石以上的大中地主只占全镇人口的不到百分之四，但他们却垄断了全镇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至于地租，不论灾年还是好年，地租都接近收成的百分之八十，直接结果就是本应是粮仓的苏南地区，无论是乌镇，甪直，常熟还是江阴，多次发生米荒。另外从1931年到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普通死亡率为千分之47.4，平均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309.3，远远超过了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
当然在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天灾因素也不能忽略。比如从1928年到1930年，西北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1931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湖北省为重灾区，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但是这个时候又爆出了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即水利设施缺乏监管，导致旱灾不能及时引水抗旱，洪灾不能及时开闸泄洪，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致命一击。
民国工业不能自主：国民党工业反哺农业化为泡影
洋米，洋面，洋火，洋油，洋烟乃至洋喇叭，洋瓷面盆……如果细品《多收了三五斗》，不难发现文中所有提到的日常生活用品，无一例外都带一个洋字，这是因为民国的工业完全不能自主，甚至某些方面在国民党治下连晚清和北洋政府都不如。
其实在1927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期间，曾通过一项提案，即集中建设中央钢铁厂等一系列工业项目，为此蒋介石还特意点名让宋子文统筹。结果到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快结束的时候，以中央钢铁厂为例，连地基都没建成。
自主建设中央钢铁厂化为泡影，国民党连吃老本都吃不好，以汉阳铁厂为例，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年平均钢产量为5万吨，等到国民党接管后，铁厂反而停止了炼钢，长达十多年都没有恢复炼钢。
最讽刺的是，在那所谓的黄金十年，唯二建成的钢厂及重工业企业均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无关，其中西北实业公司是由阎锡山投资建成，重庆炼钢厂则由刘湘借款建成。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所谓上海滩三十年代，当时只有纺织业工厂开工率为百分之七十五，所以在那所谓的黄金十年，与纺织业有关的，像是染坊，布坊是为数不多赚到钱且相对繁荣的，而重工业工厂开工率不到百分之十，全靠从西方进口，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何况去反哺农业呢？
民国工业不能自主，还带来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工人极端贫困。同样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就连效益最好的铁路工人，都有超过半数每月亏短，且入不敷出，挤在窝棚住是当年最常见的工人住宅。
金额系统严重依赖西方：民国所谓黄金十年通货膨胀连连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袁大头）不行吗？”
“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么，换中国银行的吧。”
“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仔细分析《多收了三五斗》文中的这段对话，就能发现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值钱的袁大头和中国银行钞票在民间都成为奢侈品，只剩下不断贬值的中央银行钞票。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系统完全被西方，尤其是英美大资本所把持，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买办利益的政府，丝毫不顾民众疾苦，四十年代末金圆券末日疯狂，早在三十年代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就已提前预演。
1932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新政，通过了购银法案，即大量采购白银提高银价，而国民党政府是最早配合美国政府的，从1934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就向美国出口了价值两亿元的白银，直接导致本国币制出现混乱局面。
而国民党政府的应对措施则是于1935年11月宣布废除银本位，取而代之的是发行法币。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又过于庞大，一方面要装备德式军械，另一方面则是打内战围剿红军，最后只能通过中央银行滥发法币，大量印刷法币钞票，最大面额竟达到60亿元，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60亿元法币连一袋面粉都买不了。
发动内战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治下一片哀鸿遍野
在重读《多收了三五斗》一文时，笔者还发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看到上海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花子了。”
而这段对话提到的，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是在1932年1月28日午夜，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对闸北一带发动袭击，随后负责镇守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歼灭日军近万人。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在租界的压力下选择停战议和，同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宣布上海苏州河沿岸地区为所谓非军事区，撤出中国军队，将中国主权拱手相让。
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借机强取豪夺，由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入侵，上海周边工厂正常生产秩序也被破坏，其中就包括荣氏兄弟的申新公司。他们寻求国民党政府的帮助，希望从中国银行获得贷款度过难关，不料却遭到兼任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觊觎。宋子文竟然打算以增加投资，发行公司债和以债券还旧债的方式巧立名目，然后借机吞并申新公司，赶走荣氏兄弟。尽管最后宋子文没有得逞，但是申新公司面临极大生产困难，被迫减产和裁员。
此外在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期间，还爆发了中原大战，这场新军阀混战虽然历时只有7个月，但双方共动用兵力110万人，军费总开支5亿元，战火蔓延到全国二十余个省份，造成30万人死伤，财产损失6.5亿元，尤其是中原省份，在中原大战结束十年后都没有恢复过来。
不过在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有两类人日子过的最舒坦，其中第一类人是公知祖师爷胡适，月收入在600元以上，这还没算他的稿费和黄金，住宅等不动产收入，第二类人则是上海话讲的拆白党，即在证券市场中空手套白狼的投机客，他们穿着精致的西装，在和平饭店有长包房，正如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结尾中写道的那样：“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细思极恐，这不正是《繁花》里爷叔的正当年嘛，当然过了若干年以后，爷叔又有了得意门生宝总，正可谓是拆白党书写新传奇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