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3日，北京万安公墓为了将李大钊棺木迁葬至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决定对原有墓穴进行发掘，从中出土了带有五星和镰刀斧头徽识的墓碑，上书“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13个红漆大字。原来这是五十年前安葬李大钊灵柩的见证，是北平地下党组织为烈士准备的墓碑，但鉴于当时的大环境险恶，不便公开矗立，于是将其埋进墓穴，参照六朝墓志的办法视为陪葬。如今除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外，北京市还有数处与烈士有关的文物古迹，共同见证了李大钊同志为真理和信仰而牺牲的三十八年短暂革命人生。
根据北京东城区委党史办的记载，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西方列强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下，竟然命令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派人强行闯进苏联使馆，将李大钊等3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逮捕。其实早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遭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集体迁进苏联使馆，而李大钊则居住在使馆内的原俄国兵营，继续领导北京一带的革命运动，不顾个人安危，并谢绝了可以安全撤出北京的计划和方案。
为了营救李大钊，北京大学等在京二十五所大学校长联合新闻界与法律界进行集体抗议，北京铁路工人甚至准备劫狱。这当中最为感人的是杨度，他为了救李大钊同志，不惜卖了自己在北京的宅院悦庐和袁世凯赐给的旷代逸才匾额，堪称毁家纾难，四处疏通关系和行贿法官，还卖了夫人值钱的首饰和青岛洋楼，用来救济李大钊的夫人和子女。
尽管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李大钊还是留下了亲笔自述定稿，回顾了自己的革命旅程。在自述的最后，李大钊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1957年，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将这篇定稿捐献给组织，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并留下遗言“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当时在这座绞刑架下就义的还有国民党左派路友于和张挹兰，其中张挹兰作为中国近代女性主义先驱，也留下了遗言：“作为一个女子，我能追随李大钊先生，为了我们的事业而献身，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950年为了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馆方负责人之一的王冶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发现了这座绞刑架，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绞刑架上仍然留有斑斑血迹。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就义绞刑架成为编号为0001号的文物，时隔至今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镇馆之宝。
那么李大钊死后后事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从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的刊物《党史博采》可知，李大钊棺木为一口红色漆木棺，在宣南长椿寺停灵长达六年。直到1933年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面发起公葬，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选定墓穴。在这个过程当中，胡适，傅斯年，鲁迅，钱玄同，马寅初，李四光乃至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均为李大钊墓的修建及出殡捐了钱。当年4月24日，李大钊棺木在三十二名杠夫肩抬下一路抬至万安公墓，沿途经过宣武门，西单和西四等处时均有人搭设灵棚和送花圈，还有年轻学生不顾军警阻扰高唱国际歌，为烈士践行。
至于李大钊的墓碑，那块北平地下党提供的墓碑是利用花圈为掩护通过马车运往万安公墓，只能当成陪葬品深埋地下。最终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出面，题写了“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两块墓碑。1934年胡适去香山旅游途中经过了万安公墓，并前往李大钊墓凭吊，在与蒋梦麟协商后，请刘半农重新题写墓碑，并补上有关李大钊的简单生卒年份及介绍。
另据北京文物志的记载，今天的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四合院为李大钊在家乡乐亭外与家人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故居，其中李大钊次子李光华和幼女李钟华在此出生，而长子李葆华与长女李星华也在此接受了熏陶，从而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此外在这里居住期间，李大钊还参与了建党工作，领导北方革命，并准备国民党一大讲演资料，促成国共合作，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至于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也是李大钊早年参与革命活动的见证。其中在1920年8月，由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与天津觉悟社在此举办茶话会，而这也是李大钊结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开始。从1921年7月至1923年，李大钊还在慈悲庵秘密设置中共北方区委办事机构，与高君宇等人奋战在第一线。为了纪念李大钊同志，陶然亭专门在慈悲庵修建了李大钊纪念室，缅怀先辈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迹。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文章，明确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奋斗，就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