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好东西》，然后今天看了《风流一代》。立即，一些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和《风流一代》里克制但硬核的女权表达相比，《好东西》里的女权太讽刺了。
《好东西》的表达，感觉落点并不是女性权益，反而充分体现了漂泊在上海的屌丝们贫瘠的生活。换句话说王铁梅和小叶的关系的核心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是不是在上海。只要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人物换成任何别人一样是成立的。邵艺术家完全谈不上功力，人物刻画虚浮，逻辑混乱，表达的方式近乎于“喊口号”，而其中喜剧部分，相当刻意，就是直接到你跟前咯吱你逼着你笑。笑完什么都留不下来。看完《好东西》我唯独想提醒社会关注外地来沪务工人员的心理卫生情况。
我觉得邵艺术家其实是不关心女权的，她更关心如何保护上海的“现代生活方式”。什么是上海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些沪漂们，在上海没有家，没有亲人，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当做情感寄托的全部，见过几次面就可以把对方当亲人，交浅言深。今天真性情，明天就割席，说起来就是对方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没搞明白自己的存在本质，先学会了一套存在的形式，现在哪个年轻人不以酗酒作为时髦？喝的又都是廉价的糟逼垃圾玩意儿。热衷在马路牙子上表演松弛，人格的全部就是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些照片。
唉，这一点儿也不酷。即使套上一件女权的外衣，邵艺术家的ideology光谱相当twisted.
赵师傅我爬电线杆之前，负箕于北大西洋孤岛上一所建校于大明万历二十年的小破学院时，我曾有过一个女朋友，是我们学校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她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安全法——‘Farm to table’食品安全立法的方法论。这个研究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在欧洲的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献可以参考。但因为她搞这个研究，所以她经常借着“田野调查”的名义要吃很多高级食材。很不幸，这里面没有“白食”，我为田野调查提供了全部经费。
那时候欧洲各地的fine dining我是见得多了，欧洲哪个国家我没去过？法国有个卢布松，那比其他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扔。
你稍微有一点人生的经验，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假设把人群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是上流女性；第二象限是上流男性；第三象限是普通男性；第四象限是普通女性。那我们看，自古以来fine dining有只服务于第二第三象限的男性吗？不，相反，fine dining的目标服务群体是第一第二象限，并且第一象限的女性在fining dining的语境下甚至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餐厅会分别为男女宾客各自准备的menu，而在餐前餐后的service中也会同时考虑到男女宾客不同的需求。
所谓的女权的彰显和表达，是否只不过是阶级权利差异的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式呢？
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那就是航班头等舱。如果说今时今日，全世界都在趋向消除明显的阶级差异的大背景下，航空运输业是阶级特权最后的堡垒。甚至航司会可以拉大阶级之间的鸿沟。还是同上一个例子一样，我们稍作观察就一望而知头等舱里坐满了第一第二象限的男男女女，头等舱乘客的性别差异非常不明显。与之对应的后舱的性别差异也不明显。也就是说，第三第四象限的男女们平等地挤在了后舱那几十公分里。
泰坦尼克沉没之时头等舱男士们向妇孺们谦让出救生艇的座位，难道这时候你能说这不女权吗？
女权的所有理论在现实的阶级差异面前整段垮掉。
权利的形成需要有主体还要有客体。你买了一个马桶，马桶的所有权归于你，于是你享有使用它的权利，而马桶作为权利的客体必须随时供你使用。那我请问，女权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什么呢？也有个别大聪明会说，女权是相对男权而存在的，那我请问男权的主体和客体是什么呢？
哈哈哈，读者们，千万不要落入我雄辩的圈套里。这个圈套最毒的地方，就是把生活中的整体变成了对立的两边。生活从来都不是真理越辩越明，生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贾科长的《风流一代》堪称女权的旗帜。赵涛在片中完美诠释了独立女性的形象，因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就不做剧透了。你们自己悟吧，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太长了，我来个总结，女性权利的每一次扩张，皆非来自男权的退让，而是来自生产力的进步。火药的发明，让女性扣动扳机和男人一样可以杀死猎物；内燃机的发明，让女性踩下油门和男人一样可以驱动几百匹马力前进；计算机的发明让女性敲击键盘和男性一样可以进行复杂运算。如果你主张女性权利的扩张，那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投身到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之中，直到小型可控核聚变的实现，那才是真正的女权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