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笃文先生不但是卓越的诗人,更有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和小学功底,如他的治学领域还涉及敦煌学、训诂学等领域,发表过《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羲之二帖古临本》(《文物》1980年第3期)、《暖笙杂考》(《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等论文,也是典型的“考据派”。故周谷城先生曾评价周先生说:“笃文工诗词,善诗论,考据精确,允为人才。”周先生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天分之外,当与他早年师从名师、刻苦攻读有关。
周先生是张伯驹和夏承焘先生的弟子,但师从这两位词学大家是在35岁之后。在这之前,他在北师大有6年的汉语言文学本科和古汉语研究生班学习经历。他1956年从朝鲜战场归国,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师大前身为1949年前的国立北平师范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后,原辅仁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系并入北师大,由原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任校长。合并后的北师大文科实力强劲,如中文系便拥有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穆木天、刘盼遂、谭丕模、彭慧、陆宗达、萧璋、李长之、王古鲁、俞敏、王汝弼、启功、叶苍岑、梁品如、葛信益、陈秋帆等名师,人称“十八罗汉”。
在周先生入学的1956年9月,高教部进行全国高校教授评级。据后来高教部下发的《一二级教授工资排队名单》等相关资料,当年北师大中文系被评为一、二、三级教授共有10位,其中一级教授有3人,分别是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全校一级教授共6人);二级教授有3人,分别是谭丕模、穆木天、刘盼遂;三级教授有4人,分别是萧璋、彭慧、陆宗达、李长之。未在三级以内的教授还有王汝弼、王古鲁等民国时期便著名的学者,而启功先生当时还是讲师。所以有学者认为(比如童庆炳先生生前就说过),当时北师大中文系师资、学术实力之雄厚,可与北大比肩。
周先生这一级(1956级)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共168人,据2002年编制的《北师大中文系校友名录》,该级毕业生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就有78人,占4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师大中文系当年良好的学术与创作训练,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周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北师大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其中他与北师大教授、国学名家刘盼遂先生的师生情谊和交往旧事,是一段珍贵的学术史料。
周先生在《师门琐忆》中曾记道:
盼遂先生是清华研究院极负盛名的学者,人称“两脚书橱”的文献学大家。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刘盼遂先生在北师大主要讲授三门课:一是中国文学(历代文学作品选),二是训诂学,三是工具书使用。关于这三门课的授课情况,已故学者李长之、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童庆炳以及健在的李修生等先生都有专文回忆。但较为遗憾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及其他因素,刘盼遂先生较为完整的授课内容,多数都没能记录下来或佚失了。而目前所知唯一保存了刘先生五十年代授课笔记的学者,就是周笃文先生。
1958年上半年,经北师大中文系主任谭丕模安排,中文系教授开始为本科生集体讲授一门名为“工具书使用”的课程。分授这门课程的有古典文学教研室和古汉语教研室的刘盼遂、萧璋、葛信益和陆宗达四位教授。刘盼遂先生主要讲授其中的第二部分《四库全书》、第五部分类书(包括《永乐大典》等)、第六部分《文献通考》、第七部分《日知录》和 第八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相关成书问题是刘盼遂先生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本人是藏书家,曾藏有《永乐大典》原本零种,并在1937年全面抗战前探访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师大多次做过《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讲座,《光明日报》有三次专题报道(详《刘盼遂年谱》)。
周先生的课堂笔记主要记录的是刘先生介绍《四库全书》基本情况,经笔者整理为《四库全书概说》。该笔记首先从如何阅读《四库全书》说起,要求学生先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为《提要》是目录学的入门书,这是老一辈学者强调的治文献学、目录学的门径。接着从语源学入手,讲授“经史子集”的本义及衍生义,具体介绍各部及其属类的重要书籍并作简要辨伪。这种讲授方式,不是刘先生独有,是章黄学派重视训诂、“以小学入手”“无征不信”的特点。随后延展到近代《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介绍其编纂过程及使用方式。从这篇笔记里,我们可以窥见传统国学家授课的基本方式。
刘盼遂先生在北师大任教的课上课下,也偶尔说点民国旧事,周先生在文章和回忆里也经常提及,现在看来都是有趣的掌故。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刘先生曾给周先生一级学生讲他在30年代河南大学任教时的情景,当时刘先生受聘为文史系教授。河南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清代的河南贡院,很有科举和衙门遗风。刘先生入职当天,是“坐着轿子,由四个轿夫抬到河南大学校门口的。到了门口,轿夫说‘老爷请下轿’,方入校门”。 此可见当时河南风土人情。
刘先生在抗战期间留居沦陷区北平,在辅仁大学授课。某夏天气苦热,刘先生自费买西瓜给学生吃。第二年夏天气又苦热,但当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北平生活困难,大学教授也常拖欠工资,刘先生想再掏钱买西瓜给学生吃,但一摸口袋,一个铜板也没有,于是看着讲台下用铅笔写字的学生,模仿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口占一首以自嘲,诗曰:“去年今日此楼中,铅笔西瓜相映红。铅笔只今依旧在,西瓜何处打抽丰。”台下学生哄堂大笑。(此事刘先生在北师大给周先生一级讲过,而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和叶嘉莹先生同班要好的刘在昭女士在课堂笔记中也有记录。另有一说是刘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之事)
周先生在大学时便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59年毕业时,他曾请刘盼遂先生开一个进行古典文学研究的书单。周先生回忆道:
1959 年,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请教了刘盼遂先生。问进行古典文学研究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书籍。 刘老师给开了一个书单。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几十种古书,约 1000 卷,其中有《百子全书》《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 《说文解字》《书目答问》和《昭明文选》等。(俞春华:《工具书: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访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文史教研室主任周笃文》,载《新闻记者的奥秘》,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年,第 123 页)
遗憾的是,这个珍贵的书单后来没能保存下来。
受刘先生等北师大老教授的影响,周先生青年时也是书痴。他曾回忆,“在六七十年代,每月工资只有62元,赡养父母之外,只剩下27元,每月都要抽10元钱用于买书”。广闻多学、精深钻研,为周先生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基础。
周先生是张伯驹先生的入室弟子,他与张伯驹先生的交往学人多知。而他得识张伯驹先生也颇具传奇色彩,这其中刘盼遂先生是一个引导者。周先生在《师门琐忆》中回忆道:
我最早获知伯驹先生的高行逸事,源于业师刘盼遂教授。……1963年,我在北师大古汉语研究班学习,盼遂先生告知,故宫城楼正在举办曹雪芹去世二百周年纪念展。他说,展品虽多,但只有一件叫脂砚的展品和曹雪芹有直接关系,并说这是当今大名士、大词人和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捐献的。盼遂先生说起张先生顿起敬佩之情。他说,张先生诗词极好,为人慷慨,千金一掷,有豪士之目。故宫展出的这方脂砚得自某军阀的姨太太,是这次展品中最吸引人的珍品之一。盼遂先生的话令我对这位名公子极为景仰,产生了抠衣求教之心。
刘盼遂先生之所以能了解张伯驹的事迹,是因为二人在民国时就有交往。这在荣宏君先生编著的《张伯驹年谱》以及笔者与刘小堽编著的《刘盼遂年谱》中都有考察,这里仅简单叙述。刘盼遂先生是河南息县人,与张伯驹(河南项城人)是老乡。民国时期,居住在北平的河南人成立有“旅平河南同乡会”。1931年6月豫南发生洪灾,旅平河南赈灾会成员张伯驹、刘盼遂等曾一同发函并登报,请求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暨赈务会以救助。1948年北平学术界成立“孔子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筹备会”,张伯驹、刘盼遂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其中张伯驹任筹备会干事,刘盼遂与李长之负责起草筹备缘起及征文启事。因为是河南老乡,又曾共同做事,所以刘盼遂对张伯驹的学识有较深了解。与一般人认识不同,刘盼遂当年对张伯驹的评价便是名士、词人和收藏家。
笔者15年前开始从事刘盼遂先生著述的整理工作,当时就知道周先生是刘盼遂先生的弟子,并阅读了周先生关于刘盼遂先生的回忆性文章,但苦于无人介绍,未能较早与周先生谋面。直到2017年12月12日,经荣宏君先生介绍,才在北京拜见周先生。当天,周先生慨然应允担任《刘盼遂著述集》一书的主编,并讲授了他所知道的刘先生的事迹。周先生为《刘盼遂著述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大心血,这里举两三件事。
其三,周先生把自己珍藏的刘盼遂先生课堂讲授笔记等资料,无偿地提供给《刘盼遂著述集》项目组。如《四库全书》的授课笔记能与《著述集》中收录的其他文献如《四库全书讲座》《永乐大典漫谈》等对应,弥足珍贵。
笔者与周先生相识时间较短,但周先生的学术为人,一直为笔者敬服。今适值先生九秩寿庆,中华诗词学会在贵阳举办贺寿并诗词学术研讨会,林涛先生、高山大兄承办费力尤多。笔者对诗词是外行,能够参加,是笔者之荣幸。又睹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很是高兴,谨祝周先生健康!快乐!这里也表达对刘义女士的敬佩之情,她保护周先生,保护了中华古典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