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原学人即刘盼遂先生，文字音韵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1896年10月30日）生于河南息县刘套楼村，1966年8月30日遇难于北京西单自己的寓所。
刘盼遂先生遇难36年后的2002年，他的弟子聂石樵先生搜辑整理的《刘盼遂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又过了17年即2019年，朱小健、王京州等先生整理的《百鹤楼校笺批注古籍十七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再接着是2022年，朱小健、周笃文等先生主编的《刘盼遂著述集》5卷本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齐；然后是肖亚男、杨健等先生整理的《百鹤楼旧藏古籍善本题跋批校辑录（第一辑）》由辽海出版社出版……2024年，马千里、刘小堽先生合著的《刘盼遂年谱》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付梓印行。在刘盼遂那一代文史学家中，能像他这样身后被后学如此珍惜并全力搜辑整理刊行遗稿的，恐怕也是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先生身前虽遭不测，身后也还算幸运了。
《刘盼遂年谱》书影
回看刘盼遂先生的一生，他也不是嘴里含着金汤匙出世的；他做学问、他的职业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其间也受过挫折；他的生活，也有过生计艰难的时候。但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引起愤愤不平或愤世嫉俗，他安然地面对着一个凡人在世上可能会有的各种遭际，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刘盼遂先生的学问也不是一开始就入佳境，他的著述也不是自始自终就十全十美，但他知道对自己做反省，知道自己有限制。他对于同人著述多能看其长处；对学生始终怀抱善意，金针度人。
先看看刘盼遂先生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从1925年9月初正式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到1966年遇难，他71年的人生中超过半数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这个中原人，在北京有过波折，也在北京成就了学业。清华学校研究院第一期录取名单按成绩排名，刘盼遂先生位列第一。他在研究院的论文指导老师是王国维，毕业论文是《说文汉语疏》和《百鹤楼丛稿》。清华研究院学制一年，1926年6月他毕业了，成绩为甲五。但他与其他15人不想太早离开学校，所以他们申请继续留校研究一年并被获准，而他的导师依旧是王国维，研究题目是古文字学。当年10月，黄侃应吴承仕之邀到北师大国文系任教，刘盼遂先生常往北师大旁听黄侃的课，跟黄侃治《文心雕龙》。到了1927年7月，他再次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再被获准，导师为陈寅恪。1928年6月学期结束，当年秋天，刘盼遂先生离开清华，在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讲授《说文》《尔雅》《文选》等课。据其后来在北师大任教时的学生周笃文回忆，刘盼遂先生曾提及初到河南任教时情景：学校所聘教授，是“坐着轿子，由两人抬到河南大学校门口。到了门口，轿夫说‘老爷请下轿’，方入校门”。这段掌故似可一窥当时河南风俗。
河南大学六号楼，刘盼遂先生曾在此上课
刘盼遂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了一年，第二年秋天即提出辞呈，冬天返回北平，接下来直到遇难的大部分岁月，他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刘盼遂先生青年和中年在北京的职业生涯有过波折。他1931年秋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专任讲师。在1933年8月1日-1934年7月31日这个聘期，河南大学来书欲聘他为教授，而清华文学院院长蒋廷黻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则筹谋新一期聘任，亦拟不再续聘他。刘盼遂先生在清华求学时期的导师陈寅恪，听说清华不拟续聘其弟子后，颇发感慨，说研究院当年卒业“以刘为最”——朱自清1934年3月22日的日记记录了“陈公”的这个感慨。清华大学国文系学生闻听这事后，于5月18日全体开会，一致通过挽留刘盼遂的决议，并在第二天派代表见朱自清，5月21日出版的《清华副刊》第41卷第9期刊登《中国文学系全选同学挽留刘盼遂先生》（文中有云：“中国文学系专任讲师刘盼遂先生，品性高尚，学识丰富，来校教学数年，所任各门功课，均极能使同学感觉兴趣而努力，故极为同学所爱戴。惟不知何故，近忽拟于下学期离校，该系同学闻之，莫不震骇……”）。同一天，国文系学生代表为挽留刘盼遂先生，再次见文学院院长蒋廷黻。这件事的结局，是1934年秋天，刘盼遂先生离开清华到开封，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史系教授，这年他39岁。他在河南大学讲《说文》研究、《汉书》研究、“三礼”研究等课。他在清华的这段波折，从陈寅恪、刘文典的态度以及学生的一致挽留来看，应该无关教学和学问，而另有他故。
一年后，经顾颉刚、冯友兰推荐，刘盼遂先生重回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副教授，先后讲名著选读兼作文、训诂学、汉魏六朝文、杜甫、李商隐、声韵学等课。1939年兼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训诂学。但在燕京大学，刘盼遂先生又遇波折。1939年夏，他和燕大校方产生矛盾（具体究何，待考），校方欲撤换他，容庚、郭绍虞等同事和校方交涉未果。8月，刘盼遂先生离开燕大，这一年，他44岁。行前国文系教员在容庚家为他饯行。8月17日容庚又访问他，并为他运行李到新居西单大门巷三号。这一次离开燕大，虽然具体何因未详，但可知也是无关教学和学术。
1940年11月底，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聘刘盼遂先生为文学院国文学系讲师，月薪140元另加津贴70元。他在辅仁开过的课有《汉书》研究、《后汉书》研究、经学通论、古礼制研究、《文心雕龙》点读等，这一教就是近6年。1946年8月，西迁的北师大复校北平，刘盼遂先生应校长袁敦礼之邀，受聘国文系教授，月薪460元。自此，刘盼遂先生才获得了类似终身教授这样的职位，直到1966年8月遇难，他一直任教于北师大中文系。
由上述两段经历可知，刘盼遂先生的教书生涯，也不是一直都平平顺顺波澜不惊，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再看看刘盼遂先生的生活和居住情况。
以被燕京大学解聘为例，据《刘盼遂年谱》，1940年从春至秋，刘盼遂先生“失业中，只在家读书。数月家无进项，生活困苦，一度靠典当维持生活。日伪控制的大学曾三次以先生旧日友朋为说客，劝其前往任教，日人控制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亦邀其前往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许以丰厚薪水，先生均断然拒绝”。中年失业，失去维持生计的财务来源，靠典当度日，可知他也有过生活困顿的时候。他不止没有出生含着金汤匙，凡人不一定会遇着的中年失业，也让他碰上了。
刘盼遂先生1929年秋天开始了在北平的教书生涯，此后近二十年他都是赁屋而居，只是到了1947年即到北师大任教的第二年，才买下了西单保安寺23号院，有了自己的居所，不再辗转租房。这一年，他52岁了，以当时的平均年龄计算，52岁也就可以说是“晚年”了。他到了晚年才生活安定下来。所购进的这个四合院，原为清末民初江西丰城会馆，后来会馆改迁，这个宅子就卖给了私人。大门门楣上题“居之安”，宅内两进院子、十四间房。刘盼遂先生及家人从此居住于此，直到1966年8月他遇难。
居之安前身丰城会馆示意图
刘盼遂先生的职业和生活屡陷困顿而没有意气消沉或愤世嫉俗，应该是他对自己的学问和人生是抱有信心的，也有面对生活可能会有的各种可能的心理准备。吴宗济是刘盼遂先生在清华国文系教过的学生，吴先生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关于成大事业、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说法，就是刘盼遂先生介绍给他们的。这条材料或者也可以说明，刘盼遂先生自己对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是有心理准备的。
刘盼遂先生上世纪30年代即已完成《论衡集解》，1957年古籍出版社出版前，他略作补充，对王充《论衡·自纪》篇末绝命之辞尤深致意焉，从王充垂死命笔之状到段玉裁注许慎《说文》的发微之语，感慨“贤者自矜惜其作品，真性命以之哉”，“盼遂冲年，肄业太原，读《说文》至此，未尝不反袂沾袍。迄今，老泪又为仲任陨矣”。真是感慨系之。
刘盼遂先生的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明他一生以学术自任，故虽经艰难困苦而从无气馁。这真是给今人以励志的绝好故事了。他在北师大的弟子辛志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写《回忆刘盼遂》一文，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59年，辛志贤指导北师大中文系陶渊明研究小组资料组的12位同学编选《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这部书“五四”前部分由北师大编选，“五四”后部分由北大编选，后来中华书局将两份稿子合并，分上下册出版。辛志贤他们“聘请刘老做顾问”。当时为了参考，辛志贤借阅先生批注的《影宋本陶渊明集》，看到其中先生的眉批很多又很好，希望将它整理加工或是写成文章发表，“但刘老表示不同意，并说：‘一个人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不要有太强的发表欲。掌握大量的材料再写文章，文章才有分量；这材料还太少，不值得写文章。’”
我们看了这一段记载，或许会以为刘盼遂先生吝于著述，但从《刘盼遂年谱》给出的材料来看，恐怕也不是始终如此，至少年轻时代不是这样的。1925年年底，刘盼遂先生还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就写了《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刊于《清华学报》1925年第2卷第2期。清华读书三年，他在《清华学报》《学衡》《实学》《清华周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就有近二十篇。他入清华的当年10月24日就和同学吴其昌等面见研究院主任吴宓，请允准办杂志。10月27日吴宓和研究院师生举办茶话会，拟不办杂志，酌办丛刊。但刘盼遂先生和吴其昌、汪吟龙等学生没有认同，后来他们就自行创办《实学》杂志，自己撰稿，自己编辑，自己找地方印制，自己发行。《实学》杂志上每期都有刘盼遂先生的文章。这两条材料至少可以说明，青年时代的刘盼遂先生勤于写作，发表欲也是蛮强的。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少年意气风发，老年则可能谨慎落笔。后者固不必否定前者，“悔其少作”；前者也未必就不会逐渐进到后者的境界。
刘盼遂先生的性格，据肖凤2013年发表的《活字典刘盼遂》：“他从来不读当前的报纸，竟然不知道有《人民日报》，被迫开会时，他就沉默，沉浸在故纸堆里，不关心‘时事’，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逃过了1957年的一劫。”肖凤是北师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1957年正是她大学二年级至三年级时。这段记述恐怕不一定准确。但或许可说明那时刘盼遂先生主要是在做古书堆里的学问，对外界事物不一定给太多的分心和关注。
但《刘盼遂年谱》里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青年时代和晚年不太一样的刘盼遂。他自幼好古文奇字，20岁前曾作《声谱》《称谓古今通考》《尔雅诂训定说》，可知是对传统学问深有兴趣的。1921年，他26岁，考入山西大学预科一部（文科）。山西大学学制，预科二年成绩合格者可转为本科。按照其学业，预科毕业后直升本科，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1923年夏，他被学校以“违反校规”为名取消升入本科资格，原因是他发起并参加的学校国学研究社的刊物发表了打倒军阀的评论。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亦称他是学校“新共和学会的活跃分子”。在清华念书期间的1926年3月18日，刘盼遂先生和研究院同学多人参加北京学生、市民“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这两条材料大概也可以说明青年刘盼遂和老年刘盼遂，性格亦有不相同的地方，前后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胡适认为青年思想左倾是应当的，“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钱锺书也说过：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还狂，那是没头脑。这大概都说的是人生前后阶段的性格性情的变化。刘盼遂先生大概也没有能够逃过这个“人生定律”。
从《刘盼遂年谱》给出的材料来看，刘盼遂先生前后不变一以贯之的应该是：治学的专一，待人的诚恳。下文也举几个例子。
刘盼遂先生的清华同学吴其昌1927年夏天撰写《刘盼遂小传》，里面称他是“余之所敬畏而兄事者也”。又说他治学“俨然乾嘉时诸经师，不宜在道咸以后者”，“……虽专精小学，然渊博有非常人可及者……”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条记录姜亮夫对他说的话：“当时清华研究生真能领受静安金文甲骨学问者，惟刘盼遂、吴其昌诸人。盼遂今年已六十岁，治学甚笃实……”1955年，姜亮夫和夏承焘同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时比刘盼遂先生晚一级。这两条材料讲的是盼遂先生做学问。刘盼遂先生对同人、对学生必诚恳，上举吴其昌文里已见一斑。
再举几条材料，均见于《刘盼遂年谱》。1962年刘世儒撰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曾向刘盼遂先生请教过一个问题，先生对曹述敬说：“从刘世儒所问的这问题，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造诣很深。”刘世儒是刘盼遂先生在北师大中文系教过的学生。1964年3月杭州大学发函北京师范大学，以刘盼遂先生对三礼素有研究，请他评阅沈文倬论文两篇，作为评定沈文倬职别的参考。刘盼遂先生给《对扬补释》的评语是：“搜辑资料相当完备，下断语亦甚正确。惟为篇幅所限，未能尽量举证，然仍不失为一篇好考据文字。”对《丧葬制度》的评语是：“纠陈氏之失，确中窾要，用实物与典籍结合，故能言之有物，一洗侔色揣声之习，是有功《仪礼》之作。”上述几条材料，可以看出刘盼遂先生学问大且能言人所长，这也体现了待人诚恳的品质。
《对沈文倬同志考古论文两篇意见》
（原载《钱江晚报》2024年11月29日“晚潮”。个别文字有改动。感谢周维强先生授权本号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