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抉择与书写：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家群体研究（1937—1945）》一书（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以下简称《抉择与书写》），见其第一章《留守与南迁视野下的史家们》中有这样一段话：
亦有部分学人，为家庭生计之故，不得不接受伪大学之职,亦多属无奈之举。比如,作为禹贡学会成员的吴丰培，在主持者顾颉刚离开后，与赵贞信等人负责保管学会产业。然则,家庭之压力甚大，“上有七旬严亲,下有六个幼龄子女，九口之家,一人肩负”，难以成行，只得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兼课,然薪酬微薄,“实难维持食口众多之生计。不得已乃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等校讲课。”当时,迫于生计,而一度任教于伪北大的史家还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人。可以说,当时学人兼课于伪大学,多因生计所迫使然。（原书第28页。其中“而一度任教于伪北大的史家还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人”句，原书页下注释出自“《李洵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第128页”）
实际上，本书作者10多年前在《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1期》）中即有相同叙述，注释亦同。
按：《抉择与书写》一书作者史料掌握详实，行文较为得体。然百密一疏，在叙述北平沦陷时期的伪北大教员时，将刘盼遂先生也列入其中，则是令人遗憾的。本来白璧微瑕，不必指摘，何书无错？况吹毛求疵，也非我辈所喜为。但考虑到这涉及刘先生生前极为看重之节操问题，而误说已越十余载，就个人情感来说，不得不略谈一番了。
《抉择与书写》一书中所列“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容庚”四人，确曾于北平沦陷时在伪北大任教过，查伪北大《教职员录》等资料即可见其姓名，现代学人也多有记述。除冯承钧抗战前实已重病，胜利后不久即病逝外，其他三人在鼎革之后，皆在“自传”“自述”“笔记”等中坦承此事，此为学界所知。虽四人当年亦是生活所迫，但在后来环境下对个人而言，自是污点。此不必展开来谈。
而刘盼遂先生，据笔者所闻所见，实未有入伪大学任教之事。刘盼遂先生抗战后虽在沦陷区，但卢沟桥事变后至1939年夏在燕京大学任教，1939年夏至1940年10月在家失业，1940年11月至抗战胜利后则任教于辅仁大学，只短暂在中国大学兼课。又查其履历档案、平反决定、亲友回忆，并未见其与伪北大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今所见伪北大《教职员录》中也未有刘先生之名。而刘先生在抗战时期坚守节操、拒绝伪职之事，更为学界所称许。
如刘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同学蓝文征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写道：
北平沦陷后，刘盼遂君拒绝在伪大学任教，而佣书糊口。（原载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此据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0页）
又任继愈先生曾回忆道：
历史系一个教授,他留在北平,没有走。有人就劝他,劝的人也是学历史的,说:你看看这些历史,南渡以后,谁打回来过? 你就别在那儿苦守了。你就跟这个伪政权合作、去伪大学教教书,别过这苦日子了。
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干。这个人叫刘盼遂,是个历史学家、北师大的教授。他就卖点书、卖点东西来维持生活。苦熬了这么几年,没干伪政府的事,没做伪政府的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水死了,这人是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39页）
再1979年中共北师大委员会为刘盼遂先生所作的平反决定言：
刘先生历史清白,热爱祖国。日寇占据北京时期,学校停课,刘先生生活艰难。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举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编纂《续四库全书提要》,多次邀刘先生参加,刘先生严词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查1940年冬，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帮助下，辅仁大学国文系聘刘先生为讲师。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原日伪控制的大学改编为八个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原在伪大学上课的学生先补习再进行甄审考试，方能毕业。此举遭到沦陷区民众的强烈反对。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取消甄审考试，并改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使尚未毕业的学生完成最后学业。临时大学补习班及临时大学存在不到一年。当时，刘先生曾与辅仁大学国文系一些同事，如余嘉锡、孙人和、赵万里、孙楷第等曾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和后来的临时大学兼课，刘先生所在分班主任（负责人）为从后方赶来的郑天挺，上课地点在原北大一院。罗常培 1946 年 4 月 24 日致胡适的信谈及北平临时大学时曾说：
北大一院，毅生任班主任，教授有平伯、郑因百、容庚、孙楷第、徐祖正、李九逵、纪鹤轩、吴叶筠、刘盼遂、许世瑛等（除平伯、子书、盼遂外皆附逆，且不见经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03 页）
罗氏信中“除平伯、子书、盼遂外皆附逆”一语，亦是刘先生当年坚守民族气节的他证。
至于《抉择与书写》一书认为刘先生曾在伪北大任教证据的出处，是《李洵自述》。那么《李洵自述》原文是如何写的呢？这里不妨摘录其相关文字：
（李洵）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两所大学，一个是辅仁大学化学系，一个是当时日伪办的北京大学。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我开始决心上辅仁化学系，但是辅仁大学的学费、书费、试验费之高，使人望而生畏。自从七七事变后，父亲失业，家中经济拮据，靠出卖书物度日，实在无法出这项费用。于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去学不大情愿学的历史。……
进入大学之后，总算遇上不少名师。先后给我授业的老师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先生。（李洵:《李洵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 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28页）
刘盼遂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刘先生是文献学专家,当时给我们讲史料选读课。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辽金宋三史纂修考》,原由谢先生指导,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就改请刘先生指导了。他看稿子很仔细,不放过任何问题。我的这篇论文有十来万字,资料抄了二十万字。经过刘先生的指教,我几乎把有关的重要文献都看过了,坐了十个月的图书馆,总算把毕业论文完成了。原稿上保存了很多刘先生的眉批,都是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 他当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至今不忘,那就是写文章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这句话,我每次写文章时都会自然地想到它。（李洵:《李洵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 六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129、130 页）
《李洵自述》中对其读大学的具体时间，未作明确说明，也没有说刘先生在大学期间给他上过课，而只说刘先生是继谢国桢先生之后，做他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据赵毅、罗冬阳《李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业绩》（《明史研究》第5辑，1997年）一文以及东北师大学人所发相关文章，李洵先生是“1946年毕业于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这个毕业时间是李先生弟子门生所查证，当不会有差池。
《李洵自述》又言他的毕业论文“原由谢先生指导,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就改请刘先生指导了”。这其实是一个线索，即谢国桢先生离开北京的时间对于考察李先生的毕业时间亦有参考意义。查《谢国桢自述》一文：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仍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6 年春,我的父亲在河南安阳病危,时军调处业已成立，承周扬同志盛意介绍，得以通过解放区到安阳去省亲。（《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综上可知，李洵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就读于伪北大，并在1945年由谢国桢先生指导毕业论文。当年8月抗战胜利，11月教育部成立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之后又改为北平临时大学，原伪北大学生遂转入临时大学。故李洵先生最终毕业学校名为北平临时大学。1946年春谢国桢先生因故离开，李先生的毕业论文改由在临时大学兼课的刘盼遂先生指导。所以说，《李洵自述》所叙述的大学时期，不但包括先期的伪北大，也包括后来的北平临时大学，而他在自述里所说的大学老师当然也包括刘盼遂先生——1946年在北平临时大学任过教而从没有在抗战时伪北大任过教的刘盼遂先生。
如是，所有证据表明，刘盼遂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坚守民族大义，并没有担任过伪职，更没有担任伪北大教职。《抉择与书写》涉及刘盼遂先生的表述不太妥当。如该书作者认同本文所述，尚请改正为好。
（感谢伏近录入、荊生校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