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母亲托人把我从艺文小学转到了育英小学。从此，我走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我遭遇了些麻烦，也遇到了好几位良师益友——本文就是写写几位益友。那时他们和我建立了友谊，而且对我的帮助很大。以下我就说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些什么。
王大骏
到了四年级乙班不久，同班的大个子张聿聪就肆意欺负我，我则顽强地抵抗。目睹此状，班上别的大个子同学并不过问；同为小个子的王大骏和程明滋看到了，则流露出同情我的目光。一天，下第二节课的铃声响后，他们俩趁那大个子还没扑过来时就拉着我去操场上玩拽球。我会意，立马跟着他们去了操场。拽球玩的是废弃下来的旧网球，玩球的一方把球拽（或叫投）向篮球场上的篮板或篮圈或墙壁，球会因为打上去的位置差异和不同力度而往不同的方向弹出。玩球的另一方要判断球的下落点并跑过去接，接到后要立即还击。就这样一方拽球另一方接球，往复多次。如果哪一方没接着球就算是丢分了。大骏瘦么格精但身手极其灵巧，一个人战我和明滋两个人却常常取胜。从那天开始，我们仨便常常在课间休息时拽球，张聿聪看了只能干生气。
三十年代的育英学校西楼
一次我们的球飞出了校墙，大骏便带着我们去捡球——原来隔壁就是他的家。那次我见到了王伯父，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又很严肃的人。我给他鞠了个躬。大骏告诉我，他爸爸是培元小学的老师。
大骏比我大一岁。他懂得的事多，还热心地教我别的知识。例如，遇到街上有热闹，围观的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的，怎么钻进去？他教我：双掌合十在胸前，像火轮船劈水的船头那样插向人缝，紧接着两掌左右向外分拨，把人缝扩开了，就可以钻进去了。我做了试验，真灵。再如，他爱踢小足球，他给我讲怎么和对方“对脚丫儿”。程明滋则比较蔫儿，他的脾气温柔随和，像一个小姑娘，玩耍时他和我总是听从大骏的指挥。大骏和明滋是我在育小最早的玩伴，也就是我的发小。那时樊昌信也在乙班学习，但他的个儿比较高一些又比较文静，没和我们玩在一块儿。
育英学校操场
大骏高中毕业考后上了北大医学院，我在燕大时的学长李益农转学北医后与他同窗。他学成后去了山西，在太原人民医院做内科医生，后来成了山西省的名医。改开后他曾来京和我们（邵治良、李伟格和我）在地安门一家餐厅相聚，后来我和他又多次通话，直到他不再去医院上班。程明滋辅仁大学毕业后参军了，退休后则住在石家庄。他和孔时的胞弟孔让都是集邮家，曾让我帮他在北京国际邮局买过纪念封。可惜他身体较弱，已经逝世了。
许孔时
我因学习成绩较好，到育英不久就被学校调整到了甲班。而在全年级的同学中，孔时品学最优。他比我年长一岁半，脾气温和，善待包括我在内的幼弱的同学，我尊他为兄长。《说苑·杂言》云：“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我从小脾气暴躁，受孔时等人的影响后有了不小的改变。我和孔时是终生的朋友，曾写有专文回忆他，此处就不重复了。
周实
他是一个“天佬”（白化病患者），比我大两岁多，微胖，个子比我高一头，只是视力太弱。同班同学们都对他很照顾。他童心未泯，特别喜欢和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同学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临毕业时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望你抱定以往志，努力课业莫停留。”我把他的话记牢了。我们升到中学后他没有再和我同班。后来听说他因病休学一年，比我们晚一年毕业。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前门外西珠市口一家小饭铺吃饭，就见一伙人连说带笑地走了进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的脸特别白，我一看就认出来了，那正是周实。从他们的谈话可知，他们是厂子里的采购人员。我因1960年在哈工大遭到了打击，不愿意在那种情况下与熟人见面，就坐在角落里没有言语。
1990年代的一天，我在东单菜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张望着，似乎准备过马路。我走近一看，那老头不就是周实嘛。我立即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当时没想到一个陌生人会找他说话。我一道字号，他的反应挺快，就说：“啊？你是荣国浚呀！”我们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尽的话……他指着他的老伴儿说：“这是我的爱人老王。”那位女士身高稍低于他，黑瘦，看来年龄也不小了。大街究竟不是长谈的地方，周实给我留下了他家的住址和电话号，和我告别就回他们武圣西里的家去了。我和周实见面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向校友们特别是孔时报告了。孔时就跟我说：“你代表我们大家到他的家里去看一看吧。”我们俩商量好由我带给他200块钱，大概相当于当时科级人员一个半月的工资。
武圣西里有一北京汽车厂的职工家属宿舍区，周实一家住在一座三层楼的二层。进了他家，我见那儿有一间约20平米的居室，另有卫生间和厨房。家具则很少：一张不大的双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两把椅子。他和他夫人非常欢迎我来，他让我落座，就一个人坐在床沿儿。那天，周实跟我说了他的身世，他告诉了我他生身之父是谁，我知道那是一位有名的人。他说：“自打出生我就没回过爸爸的家，他请了保姆娘照看我。到了五岁，他把我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在香山慈幼院学了几年以后，我的保姆娘就把我接到北京城里，把我转入了育英小学。在六年级的时候咱们俩就同班了。我父亲的一大家人是住在南方的，那里有我的兄弟姐妹们。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家，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没有见过面。我得了病休学一年，是晚你们一年毕业的，然后我考入了辅仁大学经济系。但是1952年院系调整，把我调到了人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到了北京轴承厂。厂领导根据我的情况——我脑子不笨，比较能说，有一定的社会交际的能力；身体呢，跑跑颠颠还是可以的——就分配我到供销科，我就干了好多年供销科外勤。后来北京轴承厂要搬迁到外地去，我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就提前退休了，所以我现在是北京轴承厂留在北京的退休人员，住在‘北汽’的家属区。每个月我拿退休金，没病没灾，我们两口人生活也够了。老王呢，也是个苦命人，她自幼父母双亡，跟着亲戚长大。她身体瘦弱，视力在0.2以下，和我差不多。她只读到初中，没有工作，但是呢，她心眼好，性情温和，对我很好。两个人过日子也简单。”来之前，我早就把200块钱放在了塑料袋里了，钱上面是给他买的小食品。我没有明说送给他钱，因为我知道他自幼自尊心强，硬送可能会不接受。
辅仁大学旧址
那天我们谈的时间很长，不知不觉到了饭点儿。老王从厨房端来了咕嘟饭。所谓咕嘟饭就是把吃剩下来的米饭和炒菜煮在一起，她递给我一大碗。我家很少吃这种饭。我端起它先尝尝，到了嘴里觉得挺香挺香的。我心里就想，他们两口子生活也够清苦，可是他们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位嫂子虽然是身体不好，但是心眼儿好，会料理日子，能把剩菜饭做成了美食。可见人幸福不幸福并不一定取决于物质的丰实或缺乏，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富有或贫瘠。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我看他们是幸福的。
那天我告别周实回家后刚进门，电话就响了，正是他打来的。他说：“荣兄，你太客气了，你留下了钱。”我说：“这是孔时和我们两个人的意思。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了。送给你，小意思。”他说：“好吧。我收下了。”
后来我和孔时商量后又发动我们的老同学们给周实做了一次募捐。募捐到2300块钱后，我就请徐俊臣把这个钱送去了，崔士钧也去看望了周实，而我又去看过他一次。每次看他，他们老两口都很高兴。他俩还到我家回拜了。周实还应邀出席了两次我们一届校友的聚会，他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是记忆力还是不错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他和同学们的交谈很流畅。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王女士的电话，她告诉我说：“老周心脏病犯了，我把他送到了医院以后，没有救过来。他走了。”她就在电话的另一头哭了起来。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劝也劝不住。我把这个噩耗报告给了大家。过了几天，王女士带着一些东西来到了我家，跟我说：“老周去世前曾叮嘱我要把这几件东西送给荣国浚、徐俊臣和许孔时你们三位，留作纪念。”什么东西呢？我一看，是一对旧花瓶，一小套瓷器，还有一套漆器。后来我就把这套瓷器送到了孔时家，把漆器送到了徐俊臣那里。我看出花瓶上有裂纹儿，就把它留下了，现在它还摆在我家的条几上呢。
此后周实的遗孀王女士怎么样了？我们请李廷书到社区去打听，得知：组织上将王女士列入享受低保人员，她的生活能得到一定保证。
我通过和周实的交往学到些什么呢？周实的生活颇为艰难，他和夫人相濡以沫几十年，坚强地生活下来，从容不迫，安步当车，保持了君子的尊严。
周实的意志是坚强的，很不简单。我向他学了很多，我很怀念他。
【作者简介】
荣国浚，又名国俊，字智仁，1931年生于北平。1939年至1944年和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北平育英学校。1946年参加北平进步学生抗暴运动。1947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1948年2月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同年8月17日加入中共地下党。1948年夏考取燕京大学，初入社会系，后转化学系。1949年秋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曾被评为建校先进工作者和全优学生；1955年毕业于哈工大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被国家考试委员会授予电机工程师学位。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机械学院讲师、北京化纤工学院副教授和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曾获北京市高教局教学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赤诚》一书。
（远按：荣国浚先生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化学系，曾师从阎简弼先生，撰有《慷慨悲歌的阎简弼老师》一文，载“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公众号。他早年就读的育英学校是北京著名的学校，刘盼遂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曾就读于那里。前日荣先生发来此文，编者读后深为感动。蒙荣先生允可，特在本号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