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李抱忱先生的这本书，是在十五年前。当时笔者准备编一部《铁岭郑因百先生年谱》（后只成了个简编），李抱忱是郑因百的同窗（从育英中学到燕京大学共十年）和好友，还是歌词创作搭档（《念故乡》《常常在静夜里》等多首），所以自然要读这本书，尽可能地挖掘些相关材料。不过当时是在图书馆中借到的，且只能在馆内阅读，也就囫囵吞枣。
七八年前终于买到一部，做了笔记。可是记性不好，前几年搬家不知落到了何处。最近对照郑因百的资料时遍寻不得，无奈又买一本。略为满意的是这次买到的是李抱忱的签赠本，上款是“寿南院长、仲忱学姊指正”，落款是“小弟抱忱敬赠。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按上款人名查之，当是戚寿南、陶仲忱夫妇。据《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戚寿南(1893—1974)为现代著名医学家，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赴美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协和医院、中大医学院任职。抗战时中大医学院、齐鲁、华西三校联合建立“三大学联合医院”，公推他为院长。抗战胜利后以首席代表、团长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卫生会议”，后留居美国。其夫人陶仲忱女士为医师。李抱忱是燕京大学1926年迁至海淀的第一届学生，他称陶女士为“学姊”，那么陶女士亦为燕大出身？或是燕大前身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毕业？待笔者改日翻出《燕大校友录》后对照下。
这个签赠本能漂洋过海，并在50多年后落在笔者的书案上，或许是一种缘分。所以笔者得写点儿什么，以示纪念。
本书最吸引笔者的，不是李抱忱的求学和创作经历，也不是他在中国早期合唱领域的极高成就，更不是他引以为傲的“网球冠军荣耀”——当然这些足令人惊奇和赞叹，甚至也不是笔者需要的他与郑骞的片段叙述，而是抗战后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与赴美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学者的往来。
这段经历，李抱忱在书中单独做了一节，名为《学人“冠盖往来”》，虽不到5页，却颇耐读。这个节名就有趣味，学人与冠盖，从概念上体现为两个不同的群体，然而自古它们的边界就很模糊，即便进入现代高等教育时代，往往也“由此入彼”或“由彼入此”。而这节所涉的人物，无一例外，是当时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大佬。他们在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各种原因赴美，并多数与李抱忱有旧交——主要是在抗战时同在后方的文化战线工作。赴美之后，按李氏的说法，因他们夫妇好客且其夫人善于烹调，“舍下无形中变成了新港招待中国学人的礼宾司”。
在这节里，李氏重点回忆了老舍、董作宾、罗常培、傅斯年四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人（也包括李抱忱在内）在美访学或任教的时段，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在时代大潮面前，顶尖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个人人生的重大抉择。从今人的视域看，他们所做的决定，不但预设了个人的命运，而且对未来中国文学创作和某些专业学科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老舍与李抱忱是北京老乡，都说京片子，早在1934年李抱忱组织北平育英中学合唱团南下宣传抗日时，二人便有交往。当时育英合唱团来到济南齐鲁大学表演，身为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老舍亲自招待合唱团，“中午又请作者（李抱忱）吃趵突泉有名的鲫鱼”（本书《北平教音乐六年的回忆》一章，第55页）。抗战期间两人同在后方从事文化抗战工作，不过一人是用手中的笔，一人是用手中的指挥棒。老舍作词的很多歌曲，如《抗战民歌》《军歌》等，都曾由李抱忱任团长兼指挥的联合歌咏团演唱。二人也曾同在多个文艺部门任职（详《老舍年谱），故颇为熟悉。老舍赴美的三年多时间里，主要住在纽约，不过在周末时，也常到新港，成为李家的“常客”。李抱忱谈到，老舍在纽约时，正在写《四世同堂》（关于此事，国内研究老舍的专家有专门叙述，此不必赘述）。老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回到国内的，出发前他与李氏有过交流，劝其回国。李氏表示中央音乐学院（天津）曾劝他回国任教，但被自己谢绝，并反劝老舍留在美国、专心写作，“但是没有成功，他终于回大陆了”。李氏这部书出版（1967）的前一年，老舍投湖自尽（李氏误记为“跳楼）。作为老舍的友人，李氏在书中用六个字来表达自己的伤感——“真是可痛之至”。
老舍与李抱忱一家合影
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音乐家李凌先生抗战时在国统区团结了一批爱国音乐家，他曾经回忆道：
像李抱忱这样的著名教授，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观点，根本不会主动去和他们交朋友，因为他们虽然也爱国，但在政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正是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后，我们才开始试着和他们接触了，并且尽可能在抗日这个基点上发展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推进抗日歌咏运动方面，的确起了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李凌：《音乐流花新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615页）
而按照李抱忱自己的说法，他其实对政治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选择去台湾，而多次想回祖国大陆。不过，最终他把两条路都放弃了，选择留在美国且改了行——成了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业是教授汉语。
傅斯年、董作宾、罗常培三人，曾是中研院史语所的奠基者，在各自专业领域，无疑都是顶尖学者。从美国归国后，三人或成中研院首批院士，或成为中科院的学部委员。
罗常培在美国待得最久（1944-1948），他与李抱忱1931年便相识。李抱忱在文中重点对罗氏进行描述的，是罗氏与孔德成（时都在耶鲁大学任教）两位单身汉打麻将的八卦。李抱忱在文学、音乐、体育等方面有过人的天赋，但是对于麻将这项国粹，自认只是“初一程度”。所以罗、孔在他家中打麻将时，他只有让自己的夫人和远东语文学院的两位同事翁钱骏太太（后来的夏震太太）和王方宇作陪。李氏称这三位为“麻将博士”。
罗常培（中）、老舍（右）与李抱忱
董作宾给李抱忱的印象是爱开玩笑，如他喜欢李抱忱“山木斋”这个斋号，并说“抱忱，你好狂啊！山底下是佳，木底下是子。你是说山木之下有一对才子佳人哪！”唬得李抱忱赶紧说“绝对没有山木之下的意思”。其实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彦堂本也是洒脱且善于思辨之人。笔者曾见他赠刘盼遂先生《等韵一得》一书，题曰：“方从市场购得此册，盼老见而爱之，即以相赠。”董与刘是河南老乡，董还年长一岁，对刘甚至连“兄”也不称，直接呼为“老”，其诙谐如此。
至于李抱忱笔下的傅孟真，因只是待客记录，无甚可作谈资。在此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