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有祖父生前的友朋或弟子，原来老清华的、燕大的、河大的、辅仁的、北师大的，到我家来探望。祖父的这些友朋和弟子，很多已是当代的著名学者。我记得来的次数最多的是史树青先生，他是我祖父在辅仁时的学生，满头银发，拄着手杖前来；有北师大的聂石樵和邓魁英先生，她们夫妇那时也有五十多岁，而今都已近耄耋之年；有一些老先生我是不认识的，后来知道都是国内著名的教授；还有一个海军的军官，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姓。他们与我父亲颇熟，一来便谈起我祖父的往事，对此我极为感兴趣。
1996年祖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北师大搞了一次纪念活动。祖父生前的一些友朋和学生到场，其中有些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师大专门邀请我父亲参加，但是他并没有去。还有一次，记不清是辅仁大学校友会还是北师大的校庆，很多校友是从海外专程赶来。会后，几个港台和美国的校友希望以我祖父学生的身份和我父亲会面，聚谈一下。这本是人之常情，见见老师的后人，叙叙当年的师恩，并没有其他因素，但父亲只接受了他们的名片，没有和他们聚谈。父亲有父亲的想法，我不能干预他。我知道，父亲不愿意参加这种纪念会，不是他不愿意同陌生人交谈，而是不愿意和他们提及旧事。这一点我做儿子的很是理解。
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只有在心情颇为舒畅的时候，才会和家人一起回忆我祖父，回忆他们与我祖父母一起生活时的快乐时光，回忆“居之安”，回忆那时的家是多么宽敞，回忆祖父的藏书是多么丰富，以至满满地装了十多间屋子，回忆祖父的友朋和学生——尤其是几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学者当时前来访谈的情状……我也才断断续续知道我祖父原来是个名教授，是个大学者。偶尔父母还会提到“清华国学院状元”这个名头，我那时很年轻，听到祖父是“状元”，自然觉得很骄傲。因为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尚年幼，不太懂事；待我渐渐长大，想知道更多关于祖父的一些事时，父亲和母亲却很不愿意对我说，这让我很困惑。有时候我姑姑来，我便好奇地去问她，结果她也不愿意回答我，这更让我沮丧。
父母、姑姑都不愿意跟我说祖父的事，我只好另觅他途。每逢祖父生前的友朋、学生或河南老家的人来，和父母谈起我祖父时，我便静静地旁听，有时甚至是偷听，但绝不插话。时间久了，我把这些听到的片段汇总起来，便对祖父有了间接的了解。中年以后，我极力地搜求祖父的相关资料，读他的著作，看学者回忆他的文章，又和祖父的友朋和学生进行接触。这些记述难免有矛盾之处，我便多方查证，实在弄不清，便在父亲高兴的时候去询问他——父亲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倒是乐意与我谈我祖父了。
最近几年，偶尔有我们老家河南淮滨县的人来，与我说起“刘盼遂故里”之类的话。如果说而今祖父的老家能有人以我祖父为荣，详究起来，不大可能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状元”“二级教授”的内涵在内，这两个名头似乎让一些学人艳羡，使乡人津津乐道。但对祖父和我的家人来说，却是不然。所谓“清华国学研究院状元”，不过是当年清华学校师生旧的科举习气未泯所就，或者说它是受那习气影响而引发的一个可供闲暇娱乐的谈资。这个谈资因为1926年研究院第二期研究生的录取排名而被丰富起来，且被赋予了地域化的色彩，那句“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因两届第一名祖父和谢国桢都是河南人，第二名吴其昌和刘节都是浙江人）在当年的清华学校一时流传——这当然是个巧合。事实上，祖父在这四人中年纪最长，比谢国桢、刘节二位先生大五岁，比吴其昌大八岁，但祖父在入清华前的学习经历，却远不如上述三先生顺畅（见下文详述）。祖父生前也从未以这个名头自得，如果有人向他提起这个名头，他往往是一笑了之。所谓“二级教授”，也不过是1956年后高教部搞教授分级时给祖父评定的一个职称。这个职称的意义，可能算作对祖父学术能力的一个肯定。而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由这个职称带来的相对高工资也许更让人羡慕。但其实这份高工资的大部分都被祖父换作了各种古籍善本，所以我家人并没有跟他这个二级教授沾光，平日仍是粗茶淡饭、布衣葛巾。
由此及彼，今日看过去，祖父的其他事迹，也可能会被一些烟雾笼盖而使人迷离。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对祖父上一代和祖父这一代学者的研究，也越发兴盛起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我也喜欢国学，便也萌生了深入研习祖父学术的想法。但惭愧的是，我没有继承自曾祖以来经史治家的传统，专业的研究完全谈不上。退而求其次，我想先从记述祖父的生平入手，或许能给部分文史爱好者提供一个参考。这是我搜集祖父遗事、撰写祖父年谱的一个初衷。
祖父有三子一女，我的父亲刘立三和姑姑刘立嬿一直生活在他身边，他另外两个儿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我的父亲是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解放后曾在国务院任职，他对我祖父的生平和学界交往情况很了解。他在世的时候，便有人劝说他写一写祖父的往事，但他身体状况不好，又不愿意同外人说过去的事，因而终究未曾动笔。
作为祖父唯一的后人，如果我不把我所知道的和听到的讲述出来，那么祖父的一些事恐怕就将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我所掌握的祖父的往事记述下来，有责任搜集整理下祖父的遗文遗诗，有责任查找一些记述祖父生平的文献资料。近些年来我也的的确确这样去做了，虽然还是有不少疏漏，但总算草草汇集起来。至于将其拿出来出版，本来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总觉得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更没有写过书，怕书出来后贻笑大方，也怕没人看。但出版社的友朋再三劝说我，他们认为我只要真实地去写，就是一段珍贵的记述，就有史料价值，于是我允诺尽力而为。
祖父的名字，在文史学界可能已经渐渐淡化；祖父的模样，在我的心里，却由模糊而变得清晰。2016年是祖父诞辰120周年，也是祖父逝世50周年。50多年前，他为我起了小堽这个名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离他是如此的近，却无奈地与他分离；50年后，我渐渐熟悉他，即便与他在不同的世界，却常思之念之。也许这是血缘关系引发的本能吧。
刘小堽
2016年8月于北京
——————————————————
编者按：本号不定期刊出刘小堽先生所撰《我的祖父刘盼遂》部分章节，该书稿不准备出版，相关资料已见《刘盼遂年谱》（河南文艺出版社年内将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