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来，倒钤印章以济权宜者，多矣。其最彰灼在人耳目，耆旧类能津津言之者，则庚子拳乱时，陈璧以巡中城御史印倒钤五颗，以出示安民是也。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四自注云：“陈玉苍尚书时为巡中城御史，黄石孙丈谓之曰：‘君为巡城御史，岂可匿不出巡？’且为代拟告示，当会五城钤印，而难于接洽。石丈教以将中城印倒用之，但钤五颗，谁复深辨？于是命人出贴告示。又预遣人出视，伺洋兵不在，然后劝陈乘车带同皂役以出。由是西人渐知有巡城御史。”
征诸古史，则最先为段秀实倒用司农印以追贼将韩旻。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条云：“朱泚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袭奉天。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诈为姚令言符，令旻且还。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骆驿，得符而还。旻兵至，泚、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
次则李崧教李继岌倒用都统印，诈作天子玺，以告谕入蜀诸军。《新五代史》 卷五十七《杂传·李崧传》：“李继岌与郭崇韬伐蜀，以崧掌书记。已破蜀，刘皇后听谗者言，阴遣人之蜀，教继岌杀崇韬，人情不安。崧入见继岌曰：‘今远军五千里，不见咫尺之诏而杀大臣，动摇人情，是召乱也。’崧乃召书吏三四人，登楼去梯，夜以黄纸作诏书，倒用都统印。明旦告谕诸军，人心乃定。”
又次则郭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以激诸将。《新五代史》卷十一《周本纪》：“汉隐帝与李业等谋，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使者亦驰骑至，威匿诏书，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
据以上数事，可见倒用印，动辄奏效，不易败露，其故安在？诚以古者官印所刻文字，为虫书及摹印之体，新莽名之为“鸟虫书”及“缪篆体”，纡诎缭绕，至不易辨。至今日学士大夫之泥古者，得一旧印，尚往往不能定其何字，矧当日武夫悍卒及蚩蚩之氓乎？今且就宋代王旦、寇准倒用印事而检讨之。
《杨龟山语录》卷三云：“昔王文正公（按：谓王旦）在中书，寇莱公（按：谓寇准）在密院。中书偶倒用了印，莱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夫中书令及枢密院吏人，固老于案牍，而深悉印文者，绝不肯漫不经意，致干行遣之罚。乃寇准任内曾不数月之间，而两院吏人犯此误者，再焉。考准以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为枢密使，次年四月罢。此非由于印文难识、易致傎倒之所致欤！”
虽然，倒用印之事，实兴于道家厌胜之术，由葛洪之说可见。
《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
上清天枢院印（道教。图片来源：辽海印信图录）
南宋初叶，陈善著《扪虱新话》上之四引 《抱朴子》 此语，而推论之云：“予在镇江，尝见韩倅云：‘今所在州县狱中，或走失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书，贼必可得。不知古人还用此法，抑偶合邪？’”
此自倒用印之别开生面者，非所语于篆刻之学矣。至若元吴邱衍之倒用好嬉子印，则自属文人狡狯，故作游戏，原足深究矣。
桂馥《续三十五举》引《张绅书朱伯盛印谱后》云：“吾子行尝作小印，曰‘好嬉子’，盖吴中方言。一日，魏国夫人作马图，传至子行处，子行为题诗，后倒用此印。观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晓。’他日，文敏见之，骂曰：‘个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
太平盛时，文人滑稽如此，情怀可见。今不可得矣。
编者按：本文原名“谈倒用印与篆籀之关系”，载《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二辑，辅仁大学语文学会一九四一年九月出版。后刊于《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四十三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版，乃改作此名，且无“桂馥《续三十五举》引”至“今不可得矣”两段。实此两段在彼时当有所指，故本次整理时，照《讲演集》补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