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笔者在编辑《刘盼遂著述集》期间，曾得友人相助，得见1950年代刘先生写给“辛□”（恕暂以方框代之，原由见下文）的一张短札照片，札中内容如下：
辛□同志：
前时由您社送来余氏《世说》校本，感谢感谢。弟略事翻阅，觉糅杂殊甚，猝难着手，且校课冗碌，亦无暇兼顾，请即派人取回，俾无耽误校订，实为至荷。此候
时绥!
弟刘盼遂启 二、廿七、
札中的“余氏《世说》校本”，让人自然联系到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按聂石樵、邓魁英二位先生在《怀念刘盼遂先生》一文中曾有相关回忆：
又一次是中华书局把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的文稿送到刘先生家,说是周祖谟先生请刘先生给看看。这大概是余嘉锡先生在辅仁大学开设《世说新语》 课时的讲义。我们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余先生已经病休了,未赶上听余先生这门课。刘先生让我们拿回一部分看看。感到余先生考证史事非常翔实、严密。刘先生称许说:“好像一部《皇清经解》。”
两相佐证，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有关出版单位曾把余嘉锡先生的遗稿《世说新语笺疏》送到刘盼遂先生处，请其整理，但刘先生认为“糅杂殊甚”，自己的工作又很忙，无法从事此工作，于是请出版单位派人取回。不过，当时刘先生对此书稿本颇为赞赏，并以其为古书整理范例，让自己的两位助教学习。
本书名为《笺疏》，是外舅余嘉锡（季豫）先生所著。……这部书的原稿既然分写在三部书中，要条分缕析，整理成书是极为困难的。首先要综合各本，迻录成编，然后依照原书每条正文和注文的先后序列笺疏，使与原文相对应。幸得友人相助，始录成清稿二十六册。于五十年代中曾远寄沪滨，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请徐震谔先生覆检所抄有无错误，以便定稿付印。然稽留三载，未能检校，但别纸加己案若干条于笺疏之后，而与原来邀请覆查之旨不符。因索回与妻余淑宜和长子士琦就清稿检核，并加标点。……本书自开始整理迄今，中间一再拖延，屡承海内外学者垂问，现在总算有了定稿，可以跟读者见面了。
由此可知，《世说新语笺疏》原稿之繁杂，整理过程之周折，颇为罕见，以致从开始整理到成书，历经二十余年。这也就能理解，当初出版单位将该稿交给余先生的老朋友刘盼遂先生时（余先生与刘先生做过多年同事，还是书友），他也无从下手——刘先生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漫说他工作繁忙，即便他有心，也无精力整理如此巨著。
再说笔者见到此短札照片（见下左图）后，颇为欣喜，马上录文。又攒集了刘盼遂先生研究《世说》的其他材料，准备做一个关于刘先生《世说》相关著作出版的短文——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但性本孟浪，加上也不认得几个字，以致从录文开始便有错误。如这张短札的上款“辛□”，笔者粗略一看，认作“辛曰”或“辛白”，但不敢肯定；又翻了很多资料，也未见出版界有名为“辛曰”或“辛白”之人，更添狐疑。幸不久经友人易骅先生赐告，才知道那上款是“辛田”，仔细一看，那“曰”下确是有一竖的。
刘先生致辛田信札（五年前图与三年前图对比）
易先生又根据科学出版社流出的辛田材料告知：辛田，原名刘意林，1912年3月生，私立光华大学历史系肄业，曾在科学出版社第七编辑室任职。曾负责余嘉锡先生著作《四库提要辨正》的编辑，和余嘉锡之子余逊有大量往来书信，讨论编辑细节。如此，笔者方茅塞顿开，赶紧在《刘盼遂著述集》的清样上改正。
过了一段时间，笔者偶然读到宋路霞所著的《细说刘秉璋家族》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对辛田生平有了进一步了解。据宋书，辛田（刘意林）是晚清重臣刘秉璋之弟刘秉钧之孙，诗人刘体藩之子，藏书家刘体智之从侄。——笔者当年买了刘体智很多书，却从没想过他与辛田还有这层关系。据《细说刘秉璋家族》第十一章《走上革命道路的“独行侠”刘意林》，刘意林早年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组织社会联合会，认识了他二哥刘凤生的同学邹韬奋，在光华附中读书时与诗人田间同班，后奔赴延安，曾任《新华日报》发行员。1949年后在姚依林等老战友帮助下到北京，先后到中央贸易学校、文学所、北京图书馆工作，1954年8月，科学出版社成立，辛田调任该社任编辑。“反右时”，他被扣上“右派”帽子，被迫到新疆军垦一所中学教书。1976年去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
另据科学出版社流出的辛田资料：1957年10月，辛田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6月，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处分（1961年左右有《改变对辛田同志错误处分的意见》，但“右派”帽子没摘）。
刘盼遂先生致辛田短札的落款未署年份，只署了月日——2月27日。如果以辛田的经历分析，请刘盼遂先生看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稿的应是科学出版社，时间大致在1954年8月-1957年10月之间，考虑到余先生是1956年2月11日去世的，那么刘先生看该稿的时间范围似乎可以进一步压缩至1956年2月-1957年10月，那具体时间可能是1956年或1957年的2月27日。但还有一问题：聂、邓二位先生记得是中华书局拿稿子给刘先生看，而辛田是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没有在中华书局任职过）。据相关出版社史，20世纪50年代末，因经营范围调整，科学出版社部分古籍出版业务转到了中华书局，如刘盼遂先生的《世说新语校注》和《颜氏家训校注》的约稿关系，就是在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转到了中华书局（有1958年中华书局发文为凭）。笔者怀疑是不是聂、邓二位先生记忆有误，当年请刘先生看余稿的是科学出版社而不是中华书局，总不至于科学出版社请刘先生看一次，中华书局又请他看一次吧！以上推断证据不足，仅为个人臆想。
辛田的青年照与晚年照（图片来源：《细说刘秉璋家族》）
前段时间，见到另一张刘盼遂先生致辛田短札的照片（比五年前看到的那张照片清楚好多，原来两年前曾被拍卖），于是又想起上面的事，并简单记录下来。段玉裁有“校书如扫落叶”一说，真至理名言。笔者当了这么多年编辑，无有什么成就，恐怕至今最大的收获，是自己整理的几张“勘误表”。所谓勘书之误也易，勘己之误也难。
（感谢胡大勇、易骅、曹恿三先生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