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俊 | 学术期刊与学派共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阵地建设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作为科学研究体制化和学术组织专业化的产物，学术期刊因科学技术发展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17世纪中叶，欧洲历史上涌现出一批英国皇家学会这类学术组织，他们研究哲学与科学技术，并开展频繁的学术讨论交流，为集中展示最新学术成果，学术组织定期将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结集出版，这成为学术期刊早期样态。^[1] 工业化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大爆发，大量科学知识涌现汇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为了便于深入、系统、细致开展研究，以“学科”为核心的学科分化成为一大趋势，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基于学术交流需要的学术期刊也随之产生。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期刊由学科建制化逐渐走向分化，学术界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成为学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

作为学术生态的重要环节，学术期刊有意或无意间推动了学派的形成。学术期刊为高校、研究机构提供了学术成果发表平台，这种平台作用有助于凝聚有共同研究旨趣乃至共同价值观的学者，从而逐渐形成学派。一方面，学术期刊以时效性、定期性等优势，成为绝大多数学术成果发表的首选平台，而学术论文发表及其理论、观点的传播是学派建设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以栏目设置、稿件编发等方式发挥对学术研究的能动作用，常态化设置一些重要议题，集中发表一类论文，甚至可以发表一些“争鸣”“商讨”类的文章，为学派建设提供持续性的平台支撑。

学术期刊对知识生产及学派建设的作用由来已久。16世纪起，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都取得了众多突破，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方法论之别，知识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扮演着学术传播交流的平台角色，作为思想、理论和知识的记录载体而存在。而随着学术期刊的发展，学者办刊、学者审稿等逐渐普及，学术期刊对知识体系的建构作用日益凸显，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学术创新与知识生产发挥着潜在作用。在学术论文生产过程中，从选题到审稿再到编辑的各个加工制作环节，作为行动者的学术期刊编辑“参与了学术场域的形塑过程”，“参与了知识的建构与再生产”^[2]，尽管这种生产不是学者的原创性思想产出，但在议题设置、思想引导、学术规范等方面，学术期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参与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中，期刊除了提供平台之外，也作为学派建设的行动者，直接参与到学派建设之中。首先，有些学术期刊本身就是某个学派的阵地，是学派带头人创立或主导的，从而能够更加系统地阐释该学派旨趣。其次，学术期刊主编的个人取向会影响学术发展方向。一些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自身也是学者，长期与学术界打交道，参与到学术论文写作、发表和学术交流活动中。例如，一些学术会议会邀请学术期刊主编、编辑参与到点评环节，或专门设置主编论坛，以此加深学术期刊与学界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会把自身对学术的期待、规范、议题等与学术界进行交流，从而引导学术界聚焦某些议题，汇聚一批有共同旨趣的学者，形成隐形的学术共同体，为学派建设架桥铺路。最后，多数学术期刊会邀请知名学者担任顾问、编委、专栏主持人，以此聚集一批优秀学者，参与到学派建设中。

中国的学术期刊随西学东渐而来，因科学发展而强。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知识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早期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科技期刊以求报国。五四时期，受民主、科学思潮影响，现代科技期刊陡然增多，且不仅关注科学技术，还开始关注思想传播。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任鸿隽创立的《科学》杂志，“不仅将国外科学技术系统地、及时地介绍给国民，还将西方科技期刊办刊模式介绍给中国的学会社团”。^[3] 回顾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史可以发现，由于清末民初的科学研究弱、学科建制缓慢，期刊主要以新闻、文学和时尚类为主，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成熟的学术期刊体系。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学术期刊的快速发展，其对知识体系建构的作用日益凸显。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摆脱西方理论束缚，建立属于中国的学派。宏观来看，这种学派是区别于西方理论的“中国学派”；中观层面体现为不同学科领域区别于西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即某个学科的中国学派，如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学派；微观层面体现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主张的学术派别。这三个层面的学派包含内容不同，但核心要义是类似的，即要求学术研究要强调自主性。这方面，学术期刊有很大的可为空间。首先，学术期刊通过稿件筛选把关，少发移植西方理论的文章，多发本土化的研究成果，鼓励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从而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形成区别于西方理论的中国学派。其次，学术期刊在组稿、约稿、选稿、审稿、用稿等环节可以对学术议题和观点进行把关，通过前沿话题的专题策划可以引领某一理论主张或学术话题的开展，聚集一批从事某个理论的学者。最后，学术期刊自身也可能成为学派的标识或阵地。当学术期刊长期聚焦某个话题，形成较为稳定的作者群，推崇某个学术范式时，其自身也就具备了学派的属性。

学派对知识体系建设的作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历史上的各类学派都曾对学术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近代学术活动的职业化发展，学派再度兴盛，各大科学门类几乎都产生了有深远影响的学派，而“由于19世纪以来大学在科学研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导致同期诞生的众多学派和大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5] 历史上看，一个学科如果能出现持续性学派乃至多个学派，对学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研究院所（中心）和学术期刊对这种学派的持续性来说是重要的支撑力量。这些平台能够为学派提供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更有利于团结学派成员，学派成员也会更有归属感，学术研究也会更有系统性，从而延长学派生命和学术生命。

作为一个学派，核心人物主导的学术传承、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志趣是非常重要的。在众多学派中，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生命周期短，其关键在于学派的理论生命力。这是因为，“理论是一个学派存在的生命线，也是一个学派保持其独特性的根本所在，学派的兴衰是其理论生命力的直接体现”。^[5] 因此，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要想推动学科发展，提高学术影响力，增强学术认可度，能否创造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理论，对学术研究、学术传统、学术自信直至学派形成都至关重要。而这些有赖于核心人物的引领与凝聚，即以核心人物为中心，可以形成由弟子、团队等构成的学术团队，奠定知识体系建设的人才队伍。

对于学派而言，要真正能够保持生命力且能够持续生产自主性知识，需要“有意识地构建基于学术认同的内聚性学术团队，努力实现学术核心人物引领下的学术团队代际间的有序传承”。这是因为，学派是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预设、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的学术共同体，代际关系能够确保学者不会成为原子化的学术个体户。无论是学派核心人物还是学术团队及其传承人，作为“向科学进军的梯子队、人才群”^[6]，学派需要成员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研究方向。正因如此，“学派本身几乎囊括了学科发展所需的核心要素：个性化的特色学术方向、稳定而内聚的师资队伍、持续且高效的科学研究、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以及可靠的平台保障等”。^[6] 这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与平台保障。

就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来说，中国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基础，为学派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在理论资源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储备，海纳百川的文明互鉴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在实践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历程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传承和一百多年的红色文化基因，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理论和知识资源。这也为创造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乃至各个学科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明，我们具备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学派”的能力基础。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日益彰显。一方面，国家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系列政策、资金保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哲学社会科学有了特色鲜明的学术追求。同时，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主性意识越来越强烈，自觉性越来越高，主动扎根中国本土、聚焦中国实践、提出中国理论，形成了一大批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面向学科重大前沿的理论成果。学派特别是中国学派的形成，有助于提高学术界的自主意识，自觉在研究中聚焦中国议题，参与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

学派建设对自主性思想理论的强调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可谓不谋而合。正因如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把学派意识引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不断夯实各个学科的学术基石。首先，要重视打造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团队，培养理论深厚、原创性强、影响力大的“大师级”学者，鼓励其形成具有特色化的学术理论，为学派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学派建设的力量来源。其次，要鼓励学术带头人推出原创性且富有特色的学术理论，为学派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最后，要把学科建设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着眼点，因为 “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创造的过程，是知识体系的建构、维护和更新的过程”^[7]，没有高质量的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无法建成。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能否形成中国学派，关键在于能否聚焦社会现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社会变革、技术革新与国际变局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为理论生产、学科成长和学派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是学派建设，都要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学术前沿，探寻学术生长点。同时，也要将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使得理论进入现实中，接受实践检验。这种既能解决重大问题又能经受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可能走出狭隘的“圈子化”学术，成为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理论、学者和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学派建设可以让学术界就某个议题形成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研究团队，打造系列本土理论成果，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灵魂是“自主”。这种自主是价值观、理论取向的自主，也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理论成果的自主。这需要学术期刊和学术界提高自主意识，自觉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术期刊与学派的共振，对提高学术自主性有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史上，学派早已有之，这些学派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出的理论至今仍被视为经典。如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派，其理论、方法和代表性人物在新闻传播学界已作为学科基础存在。而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学派建设起源于新闻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探索。早在民国时期，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就开始尝试中国化实践，对美式新闻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倡导回到中国现实、扎根中国本土，“其间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9] 自传播学进入中国后，新闻传播学界就开始探索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而中国学派的提出与探索，体现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期待。在传播学领域，1986年第二次中国传播学会议提出建构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引发了一场较为广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争论，这种反思性争论延续了40年之后更是带来了一次集中反思。然而，本土化的讨论热度超过了本土化研究实践，自主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仍未取得明显突破。有研究对1998—2017年的新闻传播学论述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在含有理论的论文中，绝大多数只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用或应用”。^[10] 

显然，这种研究进路想生产出自主性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有难度的。其中，“华夏传播研究”成为其中较有特点的一支队伍。所谓 “华夏传播研究”，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其目标就是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11] 有学者对用“中华学派”作出解释，认为这一概念提出可以表达出“中国的传播学派”意涵，“是对中国悠久文明的继承与创新的结晶”，其使命在于 “整理中国传统的传播理念、传播理论、传播制度”。^[12] 时至今日，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 “华夏传播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不仅明确提出建构学派，也组织起一批队伍并打造出期刊、论坛等学术平台，是一个学派建设的有效尝试。《华夏传播研究》集刊不仅成为“传播学中华学派” 聚集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华夏传播”这一自主性知识得到体系化的研究，最终在期刊与学派的共振下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尽管如此，“华夏传播研究”覆盖的学者范围仍然有限，更多传播学者还是以西方传播理论探讨为主，要真正建构“中国学派”，“自觉自信地立足中国大地，正心诚意地致力于中国化的学术目标”^[13] 至关重要，需要传播学界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实践、制度等因素。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受学术界研究取向、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的影响，也与学术期刊的学术取向、学术规范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成果展示平台和学术观点交流平台，也可以通过编辑方针、约稿导向、论文取舍等方式对学术研究取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研究成果评判、研究资源配置，“对学科、学术、学者的价值取向、研究取向、发展取向起着关键性作用”，是 “学术研究取向的重要引导者”。^[14]

无论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是学派建设，学术期刊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首先，学术期刊通过编辑方针、选题倾向、评价标准等要积极适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目标，把支撑与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使命，多聚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在理论取向和学术规范上，既要强调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也要重视理论的原创性和方法的多样化，避免唯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至上的做法。如果学术期刊和学界无法摆脱“西方理论才是权威”“西方理论才是科学”的观念桎梏，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就很难实现，“拾人牙慧”的研究思路也很难形成学派。其次，学术期刊要重视学术争论、观点交锋。当前，由于学术争论氛围不足，甚至学术争论可能引发学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学术界争论、争鸣性的文章少，这种学术生态不利于学派培育。最后，学术期刊在人才培养上要注重梯队建设，不盲目以“大咖”为选稿标准。受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影响，很多学术期刊喜欢成熟性、知名度大的学者文章，而对青年学者文章则门槛较严，这种做法不利于思想活跃、学术热情高涨的青年学者成长，也会制约原创性研究成果的推出。

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一直积极响应学界主张，并自觉发挥理论知识的引领作用，“在有意识推进新闻传播学术概念化进程的同时，也屡屡通过专题或专栏来加强既有知识内容间的关联，在学术人才的培育进程中”，“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不可或缺的人才成长平台”。^[15] 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学术期刊需要增强学术引领能力，通过栏目设置方向予以适当鼓励。要善于利用“栏目设置”引导学派建设。一方面，栏目设置尽量减少“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研究”“新媒体研究”等这种宏观议题，多增设基于中国历史文化、本土实践的栏目，使得各个学术领域的观点更加聚集。另一方面，要有学术敏感性，就国家重大议题、重要基础理论设置专栏、专题，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为了更好互动共振，学术期刊的专栏、专题，可以邀请学者主持，从而弥补编辑视角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