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悠天 | 主题出版的“中国-中亚”模式及启示——基于文明对话视角

在中国的全球战略格局中，没有一个多边区域能够像中国与中亚五国那样以主题出版交流开展文明对话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些资源禀赋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因素，即时代红利、地缘红利和政策红利，这是主题出版“中国中亚”模式得以形成最为坚固的基石。

1.1.1 时代红利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外交关系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板块之一，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典范的意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 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三个重大国际战略擘画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200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四国在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开启中国与中亚国家多边睦邻外交的步伐；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期间提出建设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内的“一带一路”，中亚正是“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策源地；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系统提出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将中国与中亚关系带入新征程。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经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双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全覆盖，这是中国与中亚五国以主题出版交流开启文明对话难能躬逢的时代机遇。

1.1.2 地缘红利

中亚是个文化和历史概念 ^[6]，如果从文明传播角度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 ^[7]，那就是“认识中亚，是构筑中国外部世界哲学的重要一环”。^[8] 这片黑格尔笔下“实体的、不变的、金属的、高起的区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但是也许宜于把冲动送到其他各地”^[9] 的区域，这片汤因比眼中的“交通中心广场”^[10]，“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11]，具有“亚洲脉搏”“世界脏腑”的特殊地理价值 ^[12]，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多民族迁徙的走廊和多文明交流的驿站，各大文明盘根错节使其成为 “多中心的共同边缘”即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基于此，中亚逐渐形成内容极为庞硕复杂的历史架构和文明建构，一部中亚史就是东西方文明在数千年间相向而行，不断绵延、试探、冲突与交融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中西文明在这里或反目决斗或握手拥抱。“丝绸之路”正是这种漫长历史区间延伸、碰触、融合的地理、商业与文化大动脉。作为中国文明巅峰的汉唐文明，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原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文明基于“丝绸之路”而融合的产物。可以说，全球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像中亚五国那样，与中国有着如此绵久、深阔、复杂而又生动的历史与文明交集。新时代以来，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中国的大国外交、元首外交和周边外交等各个外交战略布局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意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三个重大国际战略规划环绕聚焦的重点区域，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渐次升级，次第被定义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这是中国与中亚五国以主题出版交流促进文明对话的无与伦比的地缘禀赋。

1.1.3 政策红利

对于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支撑效应最大的顶层设计政策红利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思，这些战略倡议所包含的许多具体制度设计，如《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第35项明确的“中方邀请中亚五国参与实施‘文化丝路’计划”、第41项明确的“积极推动互设文化中心”和第51项明确的“加强中国中亚大众传媒交流合作”等具体方案，更为开展主题出版合作和构建出版共同体提供了制度性框架。

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对于中国与中亚五国主题出版交流产生直接扶持效应的无疑是国家和地方不同层级的出版工程项目平台，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边疆地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资助出版、印刷、发行等相关企业开展对外版权贸易，其中在中国与中亚出版交流领域扶持倾斜力度最大的当属“丝路书香工程”，

成为对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最为友好的国家级出版资助平台，自实施以来（2015—2023 年）累计以中亚五国语言立项181项，分别为哈萨克语105项，吉尔吉斯语62项，乌兹别克语14项。^①

文明对话应当是多元主体间多层次互动的层链生态，中国与中亚五国主题出版交流生态体现出了政府与民间、国内出版机构与跨国出版公司互动共振的协同矩阵效应，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主题出版“中国-中亚”模式的鲜明特点。

1.2.1 国内出版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多年来，中国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中亚出版布局，参与中国与中亚文明对话，其中具有主力军效应的主要为下述三类出版机构：①外事系统出版机构。如国家外文局所属的新星出版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属的五洲国际传播出版社等，把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国际传播工作首位，同时，以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出版发行为契机和平台，配合重要多双边外交活动、重要时间节点，举办论坛、会展，不断拓宽文明对话的深度与广度。②民族系统出版机构。主要为国家民委所属的民族出版社，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中与中亚出版交流合作进入了常态化和新境界，如与哈法兰特出版社、安阿乐斯出版社、奥尔昆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领域发挥了领跑效应。③高等学校出版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其中，布局较为深远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在原 “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架构基础上发起成立并主导“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2023 年，又在合作体框架下搭建中国-中亚出版合作体子项目，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萨克斯坦分社，积极扛起面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学术讲政治的角色，特别是与哈萨克斯坦欧亚—阿斯塔纳出版社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哈文、乌文版，聚焦解码 “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词，面向中亚国家立体化全景式描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裕场景，其中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数字经济》等重磅主题图书，成为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的“人大社现象”。

1.2.2 跨国出版公司

目前，参与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的民营跨国出版机构整体力量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主要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和丝绸之路出版社两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尚斯国际出版集团。该出版集团于2010年4月成立于莫斯科，业务横跨中俄哈吉四国，特别是控股吉尔吉斯斯坦东方文学和艺术出版社，跻身吉出版界第一梯队，目前已发展成为中亚和东欧地区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发行企业，出版物翻译语种涉及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等7个欧亚语种，且均实现完全母语化和本土化运营。在集团已出版发行的1 200余种图书中，最具品牌辨识度的都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介新时代中国道路的主题出版物，较具影响力的如哈文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吉文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等，成为在中亚五国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好声音的民间中坚力量。

主题出版内容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13] 主题出版交流本质上是全方位、全要素文明对话的落地与拓疆，中国与中亚国家双方具有历史和现实交融、时间与空间折叠意义的全方位、全要素文明共识，这些广泛、坚实的共识、共性与共情，正是催生并持续夯实主题出版 “中国-中亚”模式的素材基石，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以高品质主题出版交流推动深层次文明对话的活力源泉。本文统计分析“丝路书香”工程 2015—2023年以中亚五国语言立项的主题出版物，根据素材内容将其析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主题出版、中国道路主题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出版和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四大板块。

1.3.1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主题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海外出版发行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文明对话的前沿阵地。在“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出版平台的积极助推下，习近平总书记多种著作走进中亚五国并持续热销，特别是2017年5月、6月、8月和2019年6月，被视为 “观察中国之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乌兹别克文版、哈萨克文版、吉尔吉斯文版和塔吉克文版相继在中亚五国落地出版发行，并获得中亚国家各界好评，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撰写乌文版前言盛赞该书“体现大国领导人深湛的政治思维”^[14]，并在访华时将该著作乌文版作为国礼赠送给习近平总书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在会见到访的习近平总书记时强调 “这部著作对我们借鉴中国宝贵经验、推动吉尔吉斯斯坦自身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 塔吉克总统拉赫蒙致信首发式指出，该书出版发行将“帮助广大塔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理念和当代中国发展道路”。^[16] 正是 “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的新面貌、新姿态，加深了中亚国家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17] 中亚各国领导人在阐释对华外交政策时多次使用“历史最好”“优先方向”“重要价值”等词汇，充分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认同与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在中亚国家出版发行的同时，中亚国家领导人著作也在我国竞相翻译出版。如2017年、2019年和2020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文集《哈萨克斯坦人民领袖的思想和智慧》、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拉赫蒙的著作《历史倒影中的塔吉克民族》、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新著《土库曼斯坦——丝绸之路的中枢》中文版相继在中国出版发行。

1.3.2 中国道路主题出版

西方主导的以一元化为旨趣的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引发强烈的本土化触发或者地方性反弹，即“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显出来”。^[18] 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符合且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最为炫目的能见度，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西方道路之外的全新方案选择，因此，中国出版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自然也正在扮演着提供 “中国方案”的角色，^[19] 换言之，新时代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使命已逐步开始从“阐释中国”转型演化为“中国阐释”。^[20]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持续纵深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倡议在中亚地区吸引力、感召力日渐增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出版机构在面向中亚地区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方面展开卓有成效的努力。2015— 2023年，“丝路书香”工程立项中涌现出大量关于中国道路主题的版权输出项目，其中主题分类主要涉及：①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如《巨变：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记忆》《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②减贫与共同富裕，如《中国反贫困：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贫困的终结》；③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中国，如《政党与民主新论》《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法治中国建设》；④“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新视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

1.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出版

从历史维度而言，中国与中亚五国出版业交流的基石就是双方在长达两千多年间以丝绸之路为大动脉产生的历史交集中所形成的绵远而又浑厚的共同文化记忆，这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文明对话的磐石，所以，以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丝路文化为基石推进文明对话，乃是中国与中亚出版交流的最大公约数。新时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献典籍包括先秦诸子典籍、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艺术、中国古代医学等作品竞相被译为中亚五国语言出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中提到的“绚丽诗篇在两国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成为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文明对话的共同聚焦。早在2001年李白诞辰1 300周年之际，时任总统阿卡耶夫吉尔在纪念大会上深情礼赞李白 “就在我们中间，是中国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荣誉”，《李白》诗集首次自俄文被译为吉文，此后又出版中、俄、吉3种文字对照的《李白》诗集。而今李白作品已成为中吉两国文明的共享价值空间，也成为两国出版业的共同名片与双方文明对话场域的佳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走进中亚五国的同时，中亚五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品也被积极引入中国出版市场。中亚在亚洲乃甚至世界文艺史上具有文学腹地的盛誉，其特色在于歌曲、诗歌、史诗和故事等口头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化市场具有一定的共鸣。如2016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发表的题为《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的署名文章中就指出：纳沃伊、兀鲁伯、花拉子米等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和思想在中国流传。又如，2020年，正值被誉为哈萨克诗圣和哈萨克草原上的“北极星”的阿拜诞辰175周年，其著作集中文版即由哈萨克斯坦国家翻译中心支持、中国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者艾克拜尔·米吉提因此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授予二级友谊勋章。

如果说“走出”“引进”仅仅是单向物理反应的话，那么“融合”则具有双向化学反应的意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明加法，而是具有文明乘法的意义，即通过对话互鉴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实人类文明库，这是文明对话的最高境界。中国与中亚五国双方出版业在这一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与探索，形成颇具特色的中国-中亚“跨文化”“融文化”出版现象。如自2016年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官方智库展开合作，共同编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友好关系史丛书”，其中与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共同编撰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友好关系发展史》和《中国—塔吉克斯坦友好关系发展史》已出版发行。这两部著作在国家间关系史领域突破了单边编撰的传统范式，创造了双边合作编撰的新范例，在中外文明对话领域具有相当的先锋意义。又如，五洲传播出版社邀请外交笔会联合编辑出版“我们和你们”丛书，均由资深外交官担任主编，分别邀请有关国家外交官、学者、记者、企业高管共同撰稿，以中文和关联国文字出版，其中，《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故事》《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故事》和《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故事》均于2019年出版发行。这套由来自中国和中亚外交圈、商业圈和文化圈特别是青年人共同参与创作的对话式作品，激活触发了双方公共认知的重合空间，成为中国-中亚文明对话的“后现代”典范。

1.3.4 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

中亚地区在古代很长时间都是游牧民族徙居杂居区域，历史上诸多形形色色的“中亚”概念中最浪漫表述就是“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方，也就是中亚终止的地方”^[21]，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也别具风格的以草原文化、沙漠文化、马文化、骆驼文化为核心元素的游牧文明 ^[22]，作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生态文明的典范，也是人与自然最为接近、最为亲缘的文明样态 ^[23]，与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人民在情感、文化上同气连枝，同频共振，故而游牧文明和草原叙事应当成为中国与中亚文明对话和主题出版交流的共识资源禀赋。又如，基于长期深刻的历史文化互动历史所形成的跨境族群语言文化现象，即中亚五国的主要民族在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都可以找到同源甚至同名民族：同名如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中国名为乌兹别克）族，同源如土库曼民族，中国称为撒拉族，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中国称为柯尔克孜；还有中国的回族后裔，在中亚被称为东干族。这些跨境族群，都是历史上长期频繁的迁徙、融合的产物，他们在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习俗等领域拥有大量的共识成分、共情元素，构成了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的核心素材。随着中国与中亚五国文明对话的日趋活跃，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已经站稳脚跟且拥有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成果相对突出的当属国家民委直属的民族出版社和新疆地区出版机构。民族出版社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与中亚出版的交流合作跑出了加速度，如与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共同策划了中哈两国经典作家作品互译项目“白羽丛书”，与哈萨克斯坦民族翻译中心联合出版了《哈萨克优秀小说精选集》《哈萨克优秀诗歌精选集》，特别是在“丝路书香”工程启动之后，借助该平台陆续推出了系列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读物，如《哈汉词典》《哈萨克民俗学》《哈萨克舞蹈基础》《西域少数民族诗选》等，激活了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引擎。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出版机构则充分利用了近水楼台的地缘资源优势，担当起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的主力军，特别是抢抓契机利用“丝路书香” 等出版平台推出系列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图书。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哈萨克文学集成》（哈文），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玛纳斯》（吉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的《中国柯尔克孜帕米尔约隆》（吉文），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的《中华文脉——麦西热甫》（哈文）、《新疆哈萨克族工艺美术》（哈文）等，为中国与中亚五国跨境族群语言文化主题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理念维度来看，主题出版“中国-中亚” 模式所呈现的核心价值是在文明对话成为中国大国外交重头戏和公共外交主旋律的时代浪潮中，要对“走出去”展开更为高远和开阔的观察与解读，要以跨文明对话姿态勇毅担负起文化融合外交的荣光使命，担当起文明交流信使和文明对话主体的角色，增进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理解、包容、尊重、信任与合作，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实现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的价值目标。中国主题出版 “走出去”参与文明对话，无疑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外交属性和功能，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战略环节，出版业则要时刻保持敏锐洞察力，要积极抢抓战略机遇，在以文明对话为主轴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公共外交大局中找准定位，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出版业的智慧与力量。

从逻辑维度来看，中国的文明对话公共外交，并不是排斥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单独叙事或者对抗西方文明的反叙事，而是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催生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元叙事 ^[24]，亦即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第1条强调：“其基础是兼容并包，以及通过对话了解、发现和检验各种臆断、展现共同意义和核心价值以及综合多种观点的集体愿望。”^[25] 文明对话乃是不同文明背景的主体从各自战略利益和规范偏好出发，遵循沟通逻辑，相互调适理性预期、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创造交融共享的生活世界，不断生成共有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认同 ^[26]，是在包括倾听、沟通、理解、交互基础上的最广泛公约数的生成过程，即共同意义、价值的发现。

文明公约数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共有的、共通的理念或文化元素，它们能够跨越国界和文化隔阂，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在主题出版 “走出去”实践中，找到并强调那些能够引起全球共鸣的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才能被国际读者接受和理解。而提炼这些共通点，并非简单地寻找表面上的相似性，而是在深入理解每一种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挖掘提炼它们所共有的、共通的价值观念或情感体验，使其成为连接不同读者群体的桥梁。通过精心策划选题、创新叙事方式、融合双方认可的文化元素等手段，将共通点巧妙地融入作品中，唤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在与中亚五国的主题出版交流实践过程中，中国出版业应始终注重恪守这一对话逻辑，在坦率直面中亚地区因其民族语言文化多元性和地缘政治矢量交错性而造成的复杂性问题的同时，应更精准聚焦作为共同拥有悠久历史和厚重文明的主体而在双方之间所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文化、知识重合空间，尽最大可能挖掘、提炼、升华双方最大的出版公约数，通过更为广泛而深刻的主题出版交流唤醒双方集体记忆，激活双方共同想象，收窄双方文化距离感，对双方文明对话产生赋能价值，这一点特别具有全域的示范意义。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都在现代化转型中悉心珍视各自的传统文明，同时又积极争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发展自身的现代文明，这是双方开展出版互动和文明对话的共同“刚需”。总之，中国主题出版应当在文明对话中通过平等坦诚对话探寻共同的记忆交集与情感交汇，深入发掘双方文化可能存在的意义共享空间，实现彼此文化的逢遇、关联、交换与认同，充分挖掘提炼双方文明的最广最深最丰公约数，构成双方主题出版交流和文明对话需要钩沉的宝贵素材，有效助力中国主题出版价值链的纵深发展，这乃是中国主题出版在全球“走出去”畅行无阻的“交通规则”。

中国与中亚主题出版交流充分激活政府与民间、国内出版机构与跨国出版企业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打造文明对话的立体矩阵效应。矩阵是一种结构化、有序性的内容生产和分发体系，而星链是一个更开放、互联、动态的出版生态系统。中国主题出版走向世界，需进一步丰富对话交流机制，延伸对话空间，实现从“矩阵”向“星链”生态跃升，这不仅是出版模式转变或结构优化，更是文明对话的延伸、深化与拓展。

推动星链出版生态的演进，要在世界各地的关键地区建立由编辑部、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等为节点的全球关系网络，并依托纵横交织的节点网络，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特性，制作既有全球吸引力又能反映中国特色的主题出版物，将全球视角和地方特色相结合，将本土文化置于全球文化对话之中，实现中国本土故事的全球叙事。星链结构赋予出版生态系统对全球市场变化的敏感洞察力，各节点间通过良性互动与协作，针对不同区域的人群需求、市场表现和发展潜力等情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适应把握各地市场脉动，提高本地化服务能力。而技术融合在星链结构的出版生态演进中起着核心作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促成定制化内容推荐和智能分发的实现，推动主题出版从传统图书到电子书、有声读物，乃至多媒体产品的多样化发展，拓宽出版的表现形式，使内容更精准贴合受众偏好。星链的出版生态能够不断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元素，拓宽文化交流边界，促进文化多样性共存，成为文明对话的有力推手，加深人类对多元文化共存意义的认识，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全球文化生态。

从价值维度来看，主题出版“中国-中亚” 模式提供的启示就是通过“走出”“引进”与 “融合”的全方位有机动态结合，立体呈现出 “你来我去，我来你去”的“美人之美”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美美与共”的生动气象。费孝通先生在阐释“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观时指出：文明对话就是“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27] 他认为，“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姿态体现对话者的“文化宽容境界”。^[28] 这种文化宽容的实质是对异质文明温性包容基础上所展示的文明自觉与自信，这从来都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张力。中国主题出版“走出去”参与文明对话，必须要秉持主体间交往的共生共存关系，充分尊重各自的文明主体性、独立性和丰富性，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主体间性原则，要善于通过“感性材料”与“软性材料”、宏大叙事与细节修辞的科学组织，以富有理性、知性的方式实现文明话语的叙事化流布、市民化弥散 ^[29]，以“各美其美”达成“美美与共”，以“五色交辉、八音合奏”的主题出版交流助力文明对话落地生根且开疆拓土，这也是中国主题出版在全球顺利布局弥足珍贵的经验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