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科 | 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的逻辑必然与实践路径

出版产业走向深度融合是响应宏观政策的必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曾多次就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标志着产业融合发展走向“深融”阶段。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深刻指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2]

举一纲而万目张，这些重要文件或会议精神，充分彰显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深度融合的时代必然，明确给出了出版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走向融合的方向性指导。既一脉相承，又重点突出；既一以贯之地强调“以内容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主流媒体”，又敏锐地抓住了不同发展阶段融合发展的关键；既从全局发展的高度明晰了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的辩证关系，明确了融合发展的目标，又针对过程性问题，尤其是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上的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当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强支撑。

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是出版业的职责，出版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与用户需求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深受其所在的产业市场环境的影响。

从用户需求看，近年来，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交互式数字教材、微慕课等创新技术的出现，已经显著改变了用户的阅读和学习方式。以数字阅读为例，尽管其内容本体与传统出版物保持一致，但在表现形式和商业模式上却展现出独特性。数字阅读的兴起就是新媒体技术推动知识服务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这一变化促使出版机构必须紧跟用户需求的步伐，积极整合创新技术，推动内容创作的革新和产品形态的多样化，以提供更加丰富、互动性强的知识服务体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

从市场环境看，技术进步在开辟产业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过去电商平台的兴起主要改变了内容的传播渠道，对内容创作的影响相对较小，如今知识服务平台的崛起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对传统出版机构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在这一新的市场环境中，出版机构亟须适应市场竞争的新态势，加速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出版的核心在于精选并整合优质内容，以实现其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的传播。自其诞生之日起，技术一直是出版业发展的驱动力，从纸张和印刷机的发明，到铅字排版、光电制版，再到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兴起，每一次新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提高出版的生产力和传播能力，改变出版业态，从而带动知识与信息的普及化、大众化。

当前，在信息化发展由数字化、网络化进入智能化新阶段的背景下，出版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深度结合是必由之路和应时应势之举。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能够优化出版物的制作与分发流程，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缩短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实现出版内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智能化技术的运用，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为出版机构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能力，实现基于读者兴趣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并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开辟新颖的内容创造途径，提高出版机构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网络化技术的运用，能够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时空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内容的共享，无论读者身在何处，都能享受到知识获取体验。出版机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新技术的运用和把控能力，构建深度融合的出版体系，将会成为推动出版产业发展壮大，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

内容创新是推动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深度融合的核心要素，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多态化、个性化和互动化三个方面。

多态化是指内容形态突破了传统文字和图片的限制，融合了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以适应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丰富了知识的呈现方式，并增强了内容的吸收率。

个性化是指通过深入分析用户数据，洞察用户的真实需求，实现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对接。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为用户量身定制内容，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这种个性化不仅体现在内容推荐上，还体现在用户界面和交互设计上，确保每位用户都能获得与其兴趣和需求相匹配的内容。

互动化是指利用新技术，如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促进内容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而且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了实时反馈和使用数据，有助于内容的持续优化和个性化定制。

模式创新是推动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保障，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平台化、服务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

平台化是指出版机构应超越单一内容提供者的角色，转型为一个开放和共享的平台。这一转变意味着出版机构将吸引包括创作者、读者和合作伙伴在内的多方参与，共同推动知识服务的创新。通过整合线上与线下资源，出版机构能够提供更为复合和互动的知识服务模式，从而拓宽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服务化是指在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出版机构需要实现思维和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这包括利用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来不断调整服务内容，确保服务既满足当前需求又预见未来趋势。服务化的转型不仅能够扩大知识服务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还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开放和互动的知识共享环境，激发用户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促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广泛传播。

生态化是指构建一个有机互动、共生共荣的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化是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这要求出版机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并从传统的封闭和线性生产方式转变为开放、循环、多元交互的生态系统。开放性是生态化的核心，它鼓励社会各界资源参与内容的生产与流通，引入创新元素。跨界合作则是实现生态化的手段，它打破行业壁垒，促进不同领域资源和优势的互补，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组织创新是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深度融合的内在驱动力，其核心特征体现在扁平化、灵活化和协同化三个方面。

扁平化是指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出版环境，组织结构需要从传统的多层级管理模式转变为扁平化管理。这种结构简化了决策流程，缩短了沟通链条，使得信息流通更加迅速，决策更加高效。扁平化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还增强了员工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激发了团队的创新能力。

灵活化是指组织需要具备快速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的能力。灵活化的组织结构鼓励进行小规模的试点创新项目，允许快速复制成功的模式，同时及时调整或中止不成功的尝试，以降低风险并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种动态调整能力是出版机构探索新融合发展模式的关键。

协同化是指在复杂的融合出版项目中，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协同化确保编辑、设计、营销和数字等部门能够共享资源、信息和技术，强化团队合作，促进项目推进。此外，协同化还包括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如技术供应商和跨行业合作者，这种内外协同有助于扩大出版机构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重点性原则是指在出版深度融合过程中要把握重点，形成尖刀效应，用重点人去处理重点的事，把握住关键。数字化实践绝大部分为探索性业务，面临的未知居多，成败会成为出版机构在该领域决策的关键。每一次实践均是一次全新的“突破战”，只有拿出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做出示范效应，才能为后续的发展开出新路。上下同欲者胜，把握重点性原则，需要在数字化实践活动中对于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项目或者优秀个人重点扶持，让其发挥自身优势，树立典型标杆，做到想干事的给舞台、能干事的给机会、干成事的给奖励。^[4]

出版机构融合出版相关业务的发展并不均衡，只有突出重点，将优秀的个人或者团队抽离出来，给予人员、资金、技术、财务等支持以快速提高其战斗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蜕变成有思路、有干劲、有判断力的尖刀连队，并通过尖刀连队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全员向融合发展深水区健康发展。

特殊性原则指的是出版机构在出版深度融合过程中要认识到矛盾特殊性，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其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矛盾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其特殊性表现在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且矛盾的双方各有其特点。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

各出版机构自身的基因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并固化，出版社与互联网公司差异较大，专业社与大众社优势迥异，甚至专业社与专业社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案例，而应该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理性分析哪些方法可用，哪些赛道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模式可以借鉴但不可全盘“拿来”；已经成功的案例，也要考虑其成功的核心要素到底自己是否也拥有。只有充分分析、明辨特殊性，才能找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特色赛道。

可控性原则是指在出版深度融合进程中要兼顾长期与短期的利益，把控风险，并逐步实现信息要素的可控以及核心数据的可控。对于每一个出版机构而言，推动数字化进程虽势在必行，但也需要兼顾当前实际业务的发展，在人力、资金不能激进投入的当下，要充分兼顾长短期效益以控制好发展节奏。在确保主业发展不失速的同时，先小范围试点，验证后再大范围推广，这样才能把控好风险。

另外还要做到信息要素的可控和核心数据的安全可控。出版机构的数字化之路行之较远，变化时刻都在发生，如果不能实现信息要素和核心数据的安全可控，那么就很难就变化快速响应。以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某出版社为例，其绝大部分信息管理系统均可以做到底层代码自主可控，当有新的需求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完成部署，同时在内容与用户的核心数据获取上也做好了长期的部署，通过搭建“人邮融智知识服务平台”为未来知识服务的全方位开展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