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瑜 等 | 学术期刊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定位、功能与优化路径——以新闻传播学期刊为例

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被引前10的研究大多以元宇宙为主题，2023年则以ChatGPT为主。重大技术变革无疑会引发对技术及其影响的广泛讨论，但在当下有关技术变革的讨论中，通常是有了“新”，忘了“旧”，出现一项新技术学者即蜂拥而上，一个又一个的热点被追逐，正如朱春阳教授所言，“我们的讨论也有可能永远浮在时代与技术最表面的地方……对于新技术的研究可能只是幻化为一堆堆的新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套套的新话术，而无暇回应新技术背后蕴含的人类困惑了。”[12]

毫无疑问，技术革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尤其在中国本土数字化实践中，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上的创新，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并对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技术革新往往伴随着重大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的产生，并引发学科范式的变革。例如，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培育了大量新型数字劳动者，推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挑战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如产业组织理论、微观资源配置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等。针对新兴技术的理论创新需要将数字时代背景与学科现有理论相结合 [13]。理论的推进不仅需要探索技术本身蕴含何种特质，更需要重新审视这些特质在本土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综合性影响，与既往社会环境之间有何差异，并结合学科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然而，对热点话题的过度追逐往往使大量研究注重表面现象，缺乏对问题的深入讨论，研究增量仅仅体现在同质性知识的产出，而忽视了对本土现实问题的探讨和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思考，在大量相关文章发表的催化下，学界关注重点被引向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表面现象，而非基于对本土社会深入了解的自主理论创新。

所谓“代际范式”是指将不同学科或学科分支、研究路径重新组合为某种研究立场 ^[14]。学科交叉研究的初衷是打破学科壁垒，通过不同学科在思维与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特性，共同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并推动学科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但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发布的部分跨学科研究成果，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两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或理论进行组合应用，或通过复杂词汇堆砌以达到表面上的理论创新，缺乏对其本质的深入理解，仍然受限于原有学科的范式框架，无法对理论范式创新做出贡献。

社会科学需要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科学性”仍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它要求研究基于科学的逻辑与科学的方法，以“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15]。在跨学科研究中，一些研究倾向于借鉴不同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复杂模型、设计精密实验等方式来验证假设。但过于强调研究的“科学化”与“实证化”，反而会使研究者忽略数据背后的人文关怀，忽视对社会现象中“人”的观察与理解 ^[16]。在这种情况下，学科交叉研究也很难触及社会现象之下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展现的此类“知识”生产行为似乎落入有别于技术所带来的另一种“自动化”知识生产的怪圈，学科交叉融合流于表面的拼凑，其研究内容可能零散无序，为了表面的理论创新进行一次次组合，其成果既无法真正具备本土适用性，也使知识产出碎片化，难以形成连贯的理论脉络与系统的知识体系，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并无益处。

尽管在现有新闻传播学SSCI期刊中，偶尔可见到有关中国议题的特刊/专题研究，亦有少数中国学者担任期刊主编或编委会成员，但89% 的SSCI期刊隶属于美国和英国出版商。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全球各地区对世界知识体系贡献不平等程度较之自然科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更加严重 ^[17]。在心理学国际期刊中，作者与编委会成员多来自期刊机构所属国家，期刊显示出一定的国家偏见 ^[18]。因此，建设国际化学术期刊，并提升期刊国际化程度，对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增加本土研究的国际可见度至关重要。

现有的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化期刊创办时间较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多采用与国外出版商合作的方式，在合作过程中的自主性有限。此外，国内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在总体上有待提升。目前通过海外理论译介、与海外知名学者对谈或约稿等方式增强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已成为常态。但鲜有中文期刊采用双语或多种语言出版，期刊网站也缺少多语言服务，国际化出版平台应用有限，且缺乏有效的国际推广渠道，难以触及非中文母语的国际学者，使得作者国际化与读者国际化的程度均受到较大限制。总体而言，暂未充分发挥连接不同国家、地区学术研究的桥梁作用，也就难以为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提供有效的展示载体，本土理论知识未能充分参与到全球视野下的学术对话与批评互动中，在这一状况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展与国际学术影响力均会受到限制。

尽管热点议题的相关研究反映了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往往涉及对学科核心问题和基本原理的探索，是对学科核心概念形成共识的重要途径。目前，一些学科仍然面临着学科核心概念缺失或含混不清的问题 ^[19]。甚至在各个基础教科书中都可能对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心理学科内部对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没有明确定义，对支撑其学科发展的诸多核心概念也缺乏共识，包括心智（mind）、意识（consciousness）、认知（cognition）等，不同理论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均有较大争议 ^[20]。核心概念的混乱使得学科的理论发展与学科共识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可能导致学者在进行后续研究时研究方向发生偏离，理论选取与实际研究问题脱节，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也缺乏共同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对理论创新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支撑和方法论基础。只有深入研究并厘清基础理论，对理论的内涵有所把握，建立起牢固的学术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和理解在地经验，了解本土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二者相结合才能更精准地把握本土情境下的现实问题，由此凝练出更具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的创新理论。因此，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发掘在地经验、实现自主理论创新的关键步骤。

学术期刊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在基本概念澄清、研究范式革新、促进学科基础合法性的确立等方面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21]。具体而言，学术期刊可以发挥其引领功能，例如在投稿指南中明确期刊的理论导向与定位、策划针对基础理论的专栏或特刊等，鼓励研究者基于严谨的学术规范探讨学科内的基础理论问题，这些研究不仅包括对长久以来具有学术争议性的理论或概念进行讨论，也涵盖对学科内相对重视程度较低、需要长期耕耘，同时具有学理创新空间的领域，提升理论精细化程度 ^[19]；还可针对青年学者设置基础理论专题研讨会或工作坊，培养其识别具有学术价值的基础理论问题的能力；或是邀请领域内知名学者撰写综述文章，概述某一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引导研究者重视对基础理论的探索。

从新闻传播学科整体看，不同学术期刊在定位上的专业化分工可以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综合发展，除了在学科分支上，如政治传播、健康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有所侧重，还可以针对学科的子领域或特定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明确期刊特色，包括性别议题、年龄议题、区域议题等。学术期刊的差异化定位也可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优化资源配置，如期刊可组建更集中于特定领域的专业化编辑团队，以更好地了解领域内研究动态，提高期刊的审稿效率和质量，把握期刊发展方向。

热点研究议题常见于期刊专栏中，在某一新技术刚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更是如此。长期持续的专栏或特刊较为少见，一些专栏与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相关联，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一两期就消失不见。此外，在国内的社会科学期刊中较少有特刊出现。这些短暂的专栏可能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但随着研究热点的消退也会逐渐淡出学者的视野，留下的研究成果难以被有效地传承和发展。

相比之下，连续性的专题策划可以为相关议题提供更多的篇幅和时间，给予研究领域内部分学者开展耗时较长的高质量学术研究的机会，并吸引更多研究者参与讨论，逐步积累与该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使研究者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系统性的思考，形成对议题持续、深入的讨论。中国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下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独特的变革，呈现出一系列既具特殊性、也可能存在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特征，包括国家多元治理实践、代际社会流动、数据治理与数字法治、平台劳动等多个方面。在现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一些研究关注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经验，并尝试对此进行分析、阐述，但仍然缺少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化解释，已有解释也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15]。通过连续性专题策划形成持续性的研究积累不仅有助于理论发展与理论脉络连接，同时也因期刊的差异化定位而整体勾连出一个更多元化、更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

加强国际化期刊建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方面，需提升中国本土机构创办的国际化期刊的质量，包括在政策、资金、技术与人力方面提供支持，激发各学术机构创办国际化期刊的积极性。例如，政策上制定鼓励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提供税收优惠等；资金上设立专项基金，保障期刊初创阶段的运营维护；技术上着力于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提升期刊在数字出版各环节的工作效能；人力上加强编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注重编辑专业职能分工，建立“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出版队伍”^[22]。

另一方面，国内学术机构应更多尝试独立创办国际化期刊，提升国际出版自主性。目前大多数由中国学术机构创办的国际化期刊均与国外机构合作出版，独立自主创办的国际化期刊数量较少。尽管前者能为国际化期刊出版提供诸多便利，但自主创办国际化期刊是建设学术期刊独立自主出版体系的第一步，也将为国际学术期刊的集群化发展建立基石。此外，自主出版国际化期刊能避免期刊编辑受制于国外出版商在商业或学术等方面的偏好，从而更好地掌握编辑方针、出版政策等方面的主导权，更好地为自主知识体系进入国际学术场域服务，提升其在国际学术网络中的话语权，以逐步改变长期以来由西方话语主导的全球学术话语格局。

最后，需要认识到国际化期刊不应仅仅围绕中国议题或仅刊登本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不同地域文化、社会情境中的研究对象各具特征，但仍在一个整体的科学性研究框架下，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使研究结果能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化学术期刊应当具备广泛的国际视野，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提供交流平台，将中国自主知识放置在跨国比较与全球讨论视野中的同时，促进全球不同地区知识体系的互动和交流，扩充国际学术知识体系的边界，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期刊的价值和意义，为全球学术平等对话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