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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14-2015
CITE
陈维娟，戴运财.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出版参与机构的角色演变[J].科技与出版，2024（7）：79-84.
摘 要
文学外译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1951年至今，政府部门、国家事业单位和出版社三类组织机构在中国文学的外译出版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不同时期代表性译介项目的翻译动机、译介内容、译介主体、文本翻译及流通环节等方面着手，考察中国文学外译出版历程中的三类组织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探寻新时代背景下其如何借助文学外译出版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关键词
中国文学；外译出版；参与机构；角色
“翻译出版是由发起者、原作者、译者、出版者和译语读者等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1] 文学翻译与出版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是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自1951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到2019年“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项目实施，中国文学的外译出版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特征。外译出版项目的实施催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学者从不同角度描述外译模式与传播效果，反思译介出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为开展理论探讨提供实证理据。本文选取 19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外译出版项目展开历时研究，通过对比阐释三个阶段中不同项目的实施路径，分析三类组织机构包括国家新闻出版署①等政府部门，中国外文局②和国家汉办③等国家事业单位，以及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旨在为新时代背景下三类组织机构如何借助文学外译出版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出版项目因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分析《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项目”等个案，考察不同组织机构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不断调整，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工作历经了从起步到成熟的发展轨迹，相关组织机构承担的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
1.1 单方发力
1.2 借船出海
1.3 互惠共赢
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出版第一阶段的代表，《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由中国外文局负责译介、出版和发行。21世纪前，中国对外翻译活动主要由国家机构和政治资本主导，其译介动机是借文学传播服务政治宣传。出于此目的，从作品选材到译本流通环节都由国家对外宣传机构管理层严密组织和把关。在文本翻译阶段，译者注重对原作的忠实而不考虑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牺牲译文流畅性而着重强调语言转换的准确。在译本流通环节，大多数译本只在少量中国本土书店出售，尚无其他销售渠道来拓宽译本在海外的发行传播。由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并未得到重视，译本即使进入目标语文化中，其阅读范围也仅局限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国文学与文化并未对更多海外普通读者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国家对外宣传机构主导的外译出版项目失利的根本原因与翻译项目中出版机构的职能属性以及项目运作机制有关。
第二阶段以“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项目为代表。在前一项目中，中国外文局与国外大学出版社采取合作模式，借助外力扩大中国文学外译作品的海外影响力。后一项目则由高校合作发起，并获得国家汉办的赞助支持，由美方创办半年刊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成为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然而，受国际形势与舆论环境的影响，孔子学院的发展面临诸多限制与阻碍，美国孔子学院的数量从2018 年的106所锐减至2023年初的9所。尤其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多家孔子学院被迫关停。此外，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不能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而应面向全球范围，突破对单一平台的依赖，寻求更加多元化的推广渠道。要有效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必须要有胸怀天下的视野和对大国小国文学一视同仁的气度。[12]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倡议下，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其他亚洲国家相关部门签署国别备忘录，共同促进文学经典著作互译的项目。该项目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亚洲文学的关注，代表中国文学外译出版的第三阶段。尽管依托孔子学院等海外机构成立的海外分社、海外合作出版中心等出版机构助推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化进程，但参与该计划的出版机构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联络不畅、翻译短缺、落地困难是制约项目实施的主要障碍。[13] 此外，国内出版社多缺乏国外出版传播经验，发行效果难免受到影响。在译者方面，由于译作多由我国本土非母语译者完成，对签约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了解不够充分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之一。
回顾中国文学外译出版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国家事业单位所发挥的职能由第一阶段中的全程 “主导”转变为第二阶段中的搭建“桥梁”；政府部门成为第三阶段对外译介项目中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出版社的主动性逐渐增强，国内外合作出版与海外分社的运行拓宽了译作的海外推广范围。面对互联网时代媒体技术不断更新带来的挑战，政府部门、国家事业单位和出版社应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角色定位，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文学外译出版事业的发展。
3.1 政府部门：支持+引领
3.2 国家事业单位：平台+桥梁
3.3 出版社：宣传+保障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国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我国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外译出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政府部门、国家事业单位和出版社在中国文学外译出版过程中都曾承担不同角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继续发挥各自职能，为中国文学的外译出版指明方向、开辟道路、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效果。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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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新闻出版署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全国新闻出版事业与著作权管理工作。
②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成立于1949 年10月，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网络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
③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现更名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其职能是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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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光荣，余承法. 翻译出版学视域下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思考[J]. 科技与出版，2023（6）：136-143.
[2] 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外译：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0—2000）为个案[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26.
[3] 吴赟，蒋梦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翻译规划与国家形象构建[J]. 中国外语，2018（6）：16-22.
[4] 吴自选. 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86-90，128.
[5] 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88.
[6] 耿强，梁真惠. 国家机构翻译规范研究：译介学视角[J]. 外国语文，2012（4）：103-108.
[7] BAI L P.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from sole patronage to joint patronage[J]. Perspectives，2020（35）：689-701.
[8]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EB/OL]. [2024-01-16]. https://www.tandfonline.com/journals/uclt20.
[9] BAI L P. Joint patronag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English：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project[J]. Babel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Tradu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2020（4-5）：765-779.
[10]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9-05-15）[2024-04-07]. https://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
[11]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宣传部. 中新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方专家委员会会议举办[EB/OL]. （2021-06-25）[2024-04-07]. https://news.blcu.edu.cn/info/1011/21209.htm.
[12] 姚建彬. 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反思与建议[J]. 外国语文，2020（4）：1-10.
[13] 范军，刘钊.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战略意义与实施路径[J]. 中国出版，2022（20）：28-32.
[14] 刘晓远. 党政文献的多语种翻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外文出版社为例[J]. 科技与出版，2019（8）： 136-139.
陈维娟1）2） 戴运财1）
1）浙江传媒学院英国研究中心
2）浙大城市学院杭州语言服务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