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良 | 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

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1970 年代，福建泉州河市公社發現兩座長方形券頂磚砌墓（編號：M1、M2），一號墓保存良好，含甬道全長 6.12 公尺，墓頂楔形磚有反體陽文「咸享貳年」，「咸享」應即「咸亨」，可知是高宗咸亨二年（671）墓葬。二號墓結構和規模略同一號墓，唯墓頂已塌，棺床前端發現有「咸享」紀年殘磚。兩墓出土施罩黃綠釉、質地堅硬的陶瓷計 39 件（一號墓 18 件，二號墓 21 件），其中包括被報告書視為明器的尺寸較小的碗、盂、瓶、硯、燈台、灶、虎子（圖 1）和五杯盤。1

咸亨二年（671）墓出土

首先應該留意的是，不同地區所見同類製品的時代差。以六朝越窯青瓷常見的青瓷虎子而言，江蘇地區流行於吳至西晉期，東晉墓出土頻率趨少（圖 2），至南朝幾已消失。2

圖 2 青瓷虎子　腹徑 18.6 公分　

江蘇省鎮江東晉墓（M23）出土

反觀福建瓷窯所燒製的青瓷虎子既見於同省晉墓，3 迄南朝墓仍可見到，但器身明顯趨小，身長往往不及 10 公分。泉州公社唐代咸亨年墓出土福建窯青瓷虎子表明江蘇南朝墓業已消失的器類，仍存在於福建南朝以迄唐代墓葬，且造型也保留著同省東晉期青瓷器式，若結合同省莆田縣北下鄭村唐上元三年（676）墓出土身長 8.5 公分，高僅 7.5 公分的青瓷實心帶把虎子，4 可以再次實證其為象徵性的明器。

圖 3 青瓷盤口壺　福建省泉州河市公社

4 青瓷盤口壺　唐代　高 26.5 公分　

日本奈良法隆寺傳世（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

法隆寺藏青瓷盤口壺是明治十一年（1878）寺方進獻帝室的寶物之一（現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其收貯用之紅漆木外箱有「……都將來青瓷丁子壺」墨書貼紙。由於天平十九年（747）編《法隆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有「丁子香八十四兩」記載，日方學界據此咸信該青瓷盤口壺即入貯丁子香的容器，也因此被做為全球視野中年代最為久遠的傳世陶瓷而廣為人知，也是日本國指定重要文化財，雖然外箱的墨書貼紙是晚迄江戶時代（1603-1868）所為。

總之，日本學界對於這件從未入土的珍貴青瓷壺的年代和產地有過許多討論，重點之一則又和論者個人如何對應、掌握福建唐墓青瓷盤口壺一事息息相關。

圖 5 青瓷盤口壺　高 27 公分　

考慮到福建省莆田上元三年（676）墓出土青瓷盤口壺的器式（圖 6），13 既和泉州咸亨二年（671）墓壺相近（圖 3），也和法隆寺壺（圖 4）有共通之處，因此個人以為法隆寺壺與其說是唐代浙江越窯器，其實更要接近七世紀中期福建窯場製品，此或可做為不同地區同一器式作品出現的造型差異。

圖 6 青瓷盤口壺　高 36 公分　

福建省莆田上元三年（676）墓出土

1. 跨區域流通

中國古代陶瓷的跨區域流通並非新聞。如西元前十八至前十六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號宮殿址中庭墓（M5）出土的印紋灰釉標本就來自長江流域，14 河南商代中期灰釉和無釉印紋炻器可能來自長江中游江西地區，晚期則多由長江下游浙江地區所輸入。15 設若將視野聚焦於唐代，則七世紀中期前後河南窯場（河南道）的黃釉加彩陶俑不僅銷售首都長安，也見於遼寧省（河北道）、山西省（河東道）、湖北省（山南道），甚至江蘇省（淮南道）等地區。16 幾座咸亨紀年墓出土的唐三彩器不僅可提供與前引案例相媲美的跨區消費信息，從伴出墓誌還可得知墓主等級，透露出此一時段唐三彩器的使用層級。

圖 7 三彩印花杯　口徑 13 公分

　遼寧省朝陽市咸亨三年（672）勾龍墓出土

圖 8 三彩印花杯　山東省陵縣咸亨三年（672）

東方合夫婦墓出土

這類杯形器以往有「水盂」、「油燈」、「筆洗」等不同說法，不過上引杯形器俯視平面呈薩珊波斯金銀質酒杯常見的四曲式，外壁壓印的葡萄花葉，很容易讓人連想到唐代琳瑯滿目的酒杯和葡萄美酒，因此本文傾向其為酒杯。19 

圖 9 玻璃長頸瓶　高 9 公分　以色列博物館

（The Israel Museum, Jerusalem）藏

圖 10 素燒模具　河南省鞏義黃冶窯窯址出土

換言之，河南鞏義窯唐三彩杯在咸亨年間已曾輸往遼寧省和山東省。另外，1970 年代於江西省瑞昌市但橋發現的一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也出土了這類印花杯（圖 11），23 雖說其板簷造型和內壁施釉表現更近於陝西省西安神龍二年（706）韋萬夫婦合葬墓出土同式杯（圖 12），24 不過江西省瑞昌市但橋唐墓除了三彩盂之外，另見青釉弧沿盤口四繫壺，而若依據三峽地區青釉盤口壺的排序，則該弧沿式盤口壺的相對年代約於七世紀中期至八世紀中期之間。25

圖 11 三彩印花杯　口徑 10 公分　江西省瑞昌市南義鎮但橋唐墓出土

圖 12 三彩杯　高 4.7 公分　陝西省西安神龍二年（706）韋萬夫婦墓出土

其次，從此式盤口壺曾見於湖北省安陸縣貞觀十二年（638）至永徽四年（653）吳王妃楊氏墓，同時楊氏墓伴出的大口短頸帶繫罐之身腹造型又和瑞昌但橋墓業已殘破的帶繫罐相近。26 因此但橋唐墓的三彩杯的年代有可能在七世紀中期或稍後不久，不過從韋萬夫婦墓（706）例看來，此一杯式的存在年代仍需檢核。

圖 13 三彩細頸瓶　高 23.5 公分　陝西省西安

麟德三年（665）牛相仁墓出土

2. 器皿類的性質、消費層和釉彩裝飾

除了遼寧省勾龍墓、山東省東方合夫婦墓等兩座咸亨三年（672）墓之外，經報導出土有三彩器的咸亨年墓計有：河南省洛陽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29 同省焦作博愛聶村咸亨二年（671）向氏夫婦墓、30 河北省文安縣咸亨三年（672）董滿墓，31 以及陝西省昭陵咸亨二年（671）李福 32 和燕妃墓。33

如前所述，所謂唐三彩初見於陝西省西安麟德二年（665）牛相仁墓細頸瓶（圖 13）或麟德元年（664）鄭仁泰墓的藍彩蓋鈕，上引七座咸亨年墓出土的唐三彩則包括印花杯（勾龍墓、東方合墓），缽（陳氏墓）、罐（李福墓、燕妃墓），瓶（董滿墓）和帶杯盤（張文俱墓），所見均限於器皿類，完全不見專門用來陪葬且施罩三彩釉的武士、鎮墓獸或騎馬仗儀等明器俑類。

考慮到盛唐時期唐三彩器皿類屢次出現在居住遺址或寺院遺跡，可知其並非全屬明器。34這也就是說，咸亨年及之前的唐三彩器皿類極可能不屬於狹義的明器類，而有實用性質。

因此，以往有認為唐三彩的出現乃是肇因於唐人厚葬的說法，未免武斷。目前可確認屬明器的三彩俑，最早見於洛陽垂拱三年（687）王雄誕夫人魏氏墓，35 這再次證成學界的共識，即武則天大周時期（684-704）是理解包括陶瓷在內工藝等文物的關鍵時段。

綜觀以上幾座伴出墓誌且出土有唐三彩的咸亨年墓，可知墓主包括太宗妃（燕氏）、雲騎尉（向氏）、縣令（張文俱、董滿、東方合）以及無官銜的處士（勾龍），若結合咸亨年之前麟德二年（665）朝散大夫牛相仁，或麟德元年（664）右武衛大將鄭仁泰，並考慮江西省瑞昌墓主身分不明的簡陋土坑豎穴墓伴出有與勾龍、東方合夫婦墓同式的三彩印花杯，可以認為唐三彩初現時期的七世紀 60 年代迄咸亨年間，此類低溫鉛釉器皿類的消費層涵蓋了皇室成員、高階武官、低階官僚和一般庶民，看不出有階級壟斷的情事。

儘管咸亨年的三彩器數量仍極有限，不過卻也提示了幾個和釉彩裝飾相關訊息。首先是太宗妃燕氏墓的唇沿大口罐，其是在白釉器坯以點飾和線描的方式營造出彩釉流淌的繽紛效果（圖 14）。

圖 14 三彩罐　陝西省昭陵咸亨二年（671）

太宗妃燕氏墓出土

圖 15 三彩榻　長 25 公分　陝西省獻陵上元

二年（675）李鳳墓出土

因此，咸亨年三彩器的釉彩裝飾應該包括：蘸塗、點飾、點兼線描、線描，以及勾龍墓印花杯（圖 7）般在內壁和外壁分別塗施綠釉和褐釉的雙色釉等技法，而這些彩釉裝飾意匠也是之後盛唐三彩的主要表現方式。

另外，造型呈唇沿、短頸、豐肩的日方俗稱為萬年壺的大口罐雖是唐三彩常見的器類，但帶明確紀年的出土例卻極稀少，就此而言，咸亨二年（671）燕氏墓出土罐（圖 14）既提供此一時段的紀年實例，若與西安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溫思暕墓出土的同式三彩罐（圖 16）做一比較，37 可知隨著時代推移，罐的頸部趨短，身部最大徑上移。

圖 16 三彩罐　高 36.4 公分　陝西省西安萬歲

登封元年（696）墓出土

1. 時代性和區域樣式以及明器文化圈問題

北方唐墓經常可見造型分別呈人面和獸面作蹲坐狀的一對所謂鎮墓獸，和兩件被稱為天王或武士的武裝甲士，以及另兩件身著朝服的戴冠文武官俑。各個墓葬講究程度不一，有時會省略文武官俑，只以鎮墓獸和天王武士等兩組四件陶俑陪葬入墓，而這四件陶俑很可能即《大唐開元禮》（732）或《唐會要》（卷三八．葬）所記述的「四神」，是唐喪葬令屢次規範其尺寸大小的入墓明器。38 以下，試從咸亨紀年墓來觀察這幾種陶俑的存在情況。

(1) 河北清河咸亨元年（670）孫建墓。39 該墓因墓室坍塌造成少量陶俑破損之外，其餘保存完好，是在墓室入口處兩側置武士俑，鎮墓獸緊接在後，室東側有一磚雕文官。

(2) 遼寧朝陽咸亨四年（673）左才夫婦合葬墓。40 墓未經盜擾，保存良好，但於墓甬道室入口處陳放石墓誌，誌石後方平行並列二鎮墓獸，鎮墓獸兩旁置武士俑，墓門右側南壁下近門處列一大型文官俑。(3) 河南偃師咸亨三年（672）楊堂墓。41 磚墓誌擺放在墓室前方近入口處，磚誌後方陳列鎮墓獸和武士俑和文官俑。

所出陶武士頭戴虎形兜鍪（圖 17），其裝扮顯然是源自戴獅形帽的古希臘大力士赫拉克雷斯（Heracles）造型（圖 18），42其和另一件身著魚鱗甲片戰袍頭戴圓尖帽的甲士應是匹配成對，而以頭戴虎形帽和戴尖帽武士成對入墓也是河北初唐墓常見的組合。43

圖 17 戴獸帽武士俑　高 42.8 公分　

河南省偃師咸亨三年（672）楊堂墓出土

圖 18 戴獅形帽的古希臘大力士赫拉克雷斯

（Heracles）青銅像　高 20 公分

遼寧省朝陽雙塔區唐永徽六年（655）孫則墓出土

圖 19b 天王俑　高 59.5 公分　

陝西省乾陵神龍二年（706）懿德太子墓出土

另外，同楊堂墓伴出的一件頭戴平巾幘身著寬袍的陶俑，頸下方朱書「文官」二字（圖 21），此可檢證學界認為戴平巾幘者為文官，同組戴鶡冠者為武官俑的說法，45 應該是正確的。

高 55.5 公分　河南省偃師咸亨三年（672）楊堂墓出土

筆者不厭其煩的描述此類陶俑於墓葬的出土位置，其目的之一，是想呈現縱使是在短暫的咸亨年間，也明顯可見因地區不同而出現的相異陳放位置，若參酌陝西地區年代稍早的麟德二年（665）牛相仁墓，則墓室入口誌石後方置鎮墓獸，兩旁擺放武士俑，其陳放位置略同遼寧咸亨四年（673）左才夫婦墓。

這也就是說，相對於兩件文武官俑，「四神」的功能顯然是護衛墓室，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儘管其在各墓擺放位置的細節不盡相同，但無例外地均陳放在墓室入口近甬道處。

陳設位置之外，俑的造型亦見地方色彩，如陝西省咸亨四年（673）豆盧弘毅夫婦合葬墓出土的一對武士俑腳踏四足獸（圖 22），46 此和前引同為咸亨年的幾座墓出土武士俑均不踏獸造型迥異，而學界也習慣將踏獸的武士俑稱為天王，以便和不踏獸的武士予以區別。

　陝西省咸亨四年（673）豆盧弘毅夫婦墓出土

另一方面，河北咸亨元年（670）孫建墓、遼寧咸亨四年（673）左才夫婦墓等出土鎮墓獸和武士俑的墓葬，卻另伴出有造型呈雙人首蛇可能是文獻所載名為「地軸」的神煞（圖 23）。47

圖 23 雙人首蛇身俑　長 19.5 公分　

河北省咸亨元年（670）孫建墓出土

圖 24 四足異獸　長 13.5 公分　

造型類似的鬣鬈紋既見山西省隋開皇十七年（597）斛律徹墓所出一對鎮墓獸的前肢（圖 25），49 也見於雲岡石窟第十六洞北魏交腳彌勒佛菩薩像兩側護法獅子的前肢和身軀（圖 26）。田邊勝美認為雲岡造像所見鬣鬈飾乃是受到二至三世紀期犍陀羅「童子騎獅」，獅子前後肢近身軀關節處所見渦形鬣鬈的影響。50

圖 25 陶鎮墓獸線繪圖　

圖 26 北魏交腳彌勒菩薩像線繪圖　五世紀　

山西省雲岡石窟第十六洞

2. 穿陶靴的木俑

陝西省西咸新區咸亨四年（673）鳳州司馬豆盧賢之子豆盧弘毅與妻合葬墓出土的 10 件細泥質灰黑陶靴值得一提。陶靴上有插孔貫穿靴底，長 5 公分餘，通高4 公分餘（圖 27）。51

圖 27 陶靴　高約 4.1 ∼ 4.2 公分　陝西省咸亨

四年（673）豆盧弘毅夫婦墓出土

從昭陵陪葬墓龍朔三年（663）新城公主墓出土此類陶靴和陶履是集中見於近墓室的第一至第三龕（K1-K3），且伴出朽木塊、朽木灰和零星木俑殘件，報告書據此將陶靴、履視為其上方原插置有業已腐朽不存的木俑的看法應該可信。52

這類穿孔微形靴約出現在太宗貞觀年間（627-649），但集中出土於七世紀中後期墓葬，晚迄盛唐八世紀初墓中仍可見到。唐代喪葬令所規定的明器有瓦、木和金銀銅錫等不同質材，陪葬偶人則以瓦和木即陶俑和木俑最為常見。對於唐代人而言，在陶靴穿孔處插置木質人身的俑像，與其說是陶俑類，不如說更有可能是被歸入木俑類。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唐代木俑有多種形態和外觀特徵，其至少包括素樸的純木雕俑、施彩或著裝的木俑以及筆者以前曾討論過的在陶半身像下設木身的著裝偶像，不難想像予人奢華感受的著裝木俑的價格應該高於一般的陶俑。53

除了西安東郊早逝後於咸亨元年（670）與夫人趙氏合葬的溫綽夫婦墓出土有通高在 60 公分的木俑外，54 歷三代皇帝而榮寵不衰、陪葬昭陵的咸亨元年（670）李勣墓墓中雖無陶瓷器和俑類，55 但報告書也提到了文獻記載李勣臨終遺言：「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皂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個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舊唐書．李勣傳》），則木俑似乎更近於古禮。

3. 陶俑帽式

唐代陶俑多以模具成形，而作坊模具既可使用一段時期，也不排除傳世後再取出利用的情事。但一般而言，紀年墓葬所出文物仍然可為今日公私收藏類似作品提供一個相對準確的年代，咸亨紀年墓當然也不例外，甚至可據此省思以往考古發掘墓葬的定年方案並予細緻化。

例如河南洛陽關林唐墓（M1289）出土的胡人等陶俑酷似洛陽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所出類品，參酌其他初唐期墓葬出土標本，我認為或可將報告書把該墓定於盛唐期的編年，56 微調上溯至初唐高宗期。

圖 28 陶風帽俑　高 23 公分　

圖 29 昭陵咸亨二年（671）太宗妃燕氏墓前室

《舊唐書．輿服志》載咸亨二年（671）頒發的詔書說：「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幕羅」，從昭陵咸亨二年（671）太宗妃燕氏墓前室北壁西側女子持帷帽（圖 29）可清楚看出帷帽造型如銅鈸突寰、平沿，帽沿下設垂網，麟德元年（664）鄭仁泰墓黃釉加彩騎馬俑上的女子即戴帷帽（圖 30），看來牛弘滿墓出土陶俑帽式並非帷帽，而是亦見於同省銅川市咸亨元年（670）唐竇墓的戴風帽陶俑（圖 31）。58 另外，此一型式的風帽俑與西安登封元年（696）溫思暕墓出土例相當接近。59

陝西省麟德元年（664）鄭仁泰墓出土

圖 31 陶風帽俑　高 23 公分　

陝西省銅川咸亨元年（670）唐竇墓出土

在盤口、細長頸、豐肩、修腹、平底的盤口壺口沿兩側至肩部位置把，整體造型略同西方安弗拉（Amphora）瓶式的獸把壺，是唐代陶瓷常見的器形之一（圖 32）。

圖 32 青釉雙獸柄壺（兩件）　

（左）通高 49.5 公分　（右）高 52.7 公分　

洛陽市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由於壺把柄端多呈龍首造型，所以以往又有雙龍柄壺、雙螭瓶、雙龍尊等多種稱謂。龍首之外，亦見其他獸首或鳳鳥造型例，如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出土者啣咬壺口的柄端和器肩貼花均呈獸面（圖 33），60 因此本文權以雙獸柄壺一名來概括這個瓶式。

圖 33 白釉雙獸柄壺　高 59.8 公分　

河南省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出土

除了陝西省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出土的單頸、雙身、雙獸把壺（圖 34），61 或幾件被比定為隋代的同式雙身把壺之外，唐代雙獸柄壺均呈單體造型。

圖 34 白釉雙身雙龍柄壺　高 18.6 公分　

陝西省隋代（608）李靜訓墓出土

以紀年墓而言，最早見於河南省洛陽張文俱墓（圖 32），62 以及陳暉 63 這兩座咸亨元年（670）墓；年代最晚的是同省鞏義芝田天寶五年（746）吳興郡戶參軍墓。64 參酌其他非紀年墓出土例，可以認為雙獸柄壺大致流行於初唐至盛唐期，晚唐時期業已消失。

出土分布以河南省最為集中，陝西省次之，河北省間可見到，陝西省年代最早紀年墓是前已多次提及的獻陵陪葬墓上元二年（675）李鳳及其妻劉氏墓所出一對瓶。

換言之，雙獸柄壺目前似以河南地區咸亨年墓的年代最早。以往對於雙獸柄壺的討論，主要有兩個議題。其一是其和六朝以來鷄頭壺之間的繼承演變關係，65 再來是中國地區此一瓶式是否曾受外國影響？66 本文的目的，則是觀察咸亨紀年墓的出土現象，引申談談個人的幾點體會。

洛陽咸亨元年（670）慎州司倉竇州潭峨縣丞張文俱墓雖經盜擾，但仍遺存兩件白釉雙獸柄壺，通高分別為 49.5 公分和 52.7 公分（圖 32）。以兩件雙獸柄壺入墓的案例還見於同省偃師長安三年（703）終世無官職的張世忠夫婦墓的淡黃釉壺（尺寸不明），67 以及伊川縣和鞏義市等兩座唐墓。

其中伊川縣墓雙獸柄壺一為低溫三彩（高 36 公分），另一屬高溫白釉（高 41 公分）；68 鞏義市墓（M1）也是三彩（高 41.2 公分）和白釉（高 41.2 公分）的組合。69

若綜合陝西省獻陵已經盜掘的上元二年（675）虢王李鳳夫婦墓所見兩件白釉雙獸柄壺（高 10 公分），70 可知唐代此式壺經常以兩件入墓，胎釉不拘，有低溫鉛釉和高溫白釉共存之例，壺的尺寸大小也和墓主等級無關，如上引低階地方縣丞張文俱墓所出者高近 50 公分，而陪葬高祖獻陵的虢王李鳳夫婦墓的雙獸柄壺僅高 9 公分。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儘管多數墓葬曾遭不同程度的盜掘或擾亂，但出土雙獸柄壺的墓葬經常伴出數量不等但多為兩件或四件成組，通高近 30 公分的小口短頸釉陶罐。伴出兩件者見於河南省洛陽洛龍區（M2371）、71 偃師（85YYM1）、72鞏義（07MGZM1）73 等地唐墓，伴出四件者見於洛陽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圖 35）關林（M1305）、74 鞏義北窯灣（M6）等地唐墓。75

洛陽市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其中有的帶蓋，特別是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所出四件施罩半截白釉的短頸罐有配以三彩釉寶珠鈕平蓋者，也見蓋面內凹側視如平頭榫造型的綠釉蓋（圖 36）。76

圖 36a 短頸釉陶罐（左）蓋施三彩釉　高 35.5 公分 

（右）蓋施綠釉　高 31.7 公分　

圖 36b 同圖 36a　線繪圖

圖 37 短頸白釉罐　高 33 公分　陝西省西安

圖 38 白釉壺　殘高 22 公分　陝西省西安咸亨

圖 39 白瓷雙獸柄壺　高 53.8 公分　

丹麥哥本哈根工藝美術館藏

前引伴出雙獸柄壺和短頸罐的墓葬當中，如洛陽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洛龍區（M2371）、洛龍區（C7M6915）、關林（M1305）以及偃師（85YYM1）或鞏義（07MGZM1）等墓葬，也都出土了在圓盤上環置五只、七只、八只等數量不一的小杯，中央分別擺設碗、盂或高足盤的施罩白釉或三彩釉俗稱的七星盤（圖40），從小杯淌釉往往與盤粘結，不能取下，推測或屬非實用的明器類。

圖 40 三彩帶杯盤　盤徑 25.3 公分　

洛陽市咸亨元年（670）張文俱墓出土

圖 41a 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M2371）平面圖

圖 41b 同上 1 ∼ 3 陶罐　34 七星盤　35 雙獸柄壺

圖 42a 洛陽洛龍區唐墓（C7M6915）平面圖

圖 42b 同上 13、14 瓷罐　22 雙獸柄壺　23 ∼ 28 七星盤

圖 43 《方氏墨譜》（1588）所見雙龍柄壺

圖 44 洪應明（自誠）編《仙佛奇踪》

萬曆三十年（1602）所收〈破竃墮圖〉

從河南省開封大廳門明代居住遺址出土的銅雙獸柄壺，造型方口、方鼓腹，四邊角出戟，腹飾獸面、雲雷，下有蕉葉紋（圖 45），是晚明時期倣古趣味下的實用器具。

圖 45 銅雙獸柄壺、線繪圖　高 24 公分　

到了清代，景德鎮御窯廠也以唐代雙獸柄壺為原型進行倣製。儘管清倣器形沿襲唐風，但經由所施罩的汝釉、茶葉末釉或繪飾青花（圖 46），卻也別有一番風情。鐵源認為清代所倣燒的此式雙獸柄首壺，應該就是清宮文獻中的「丫髻瓶」；81 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牋》（1591 年刊）也提及宣德朝（1426-1435）剔紅漆器有丫髻瓶（卷十四），但其造型是否為安弗拉式雙柄壺？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

圖 46 青花雙龍柄壺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

美術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註 釋： 

5 矢部良明，〈日本出土の唐宋時代陶磁〉，收入東京国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東京：東京美術，1978），頁 107。

6 長谷部樂爾，《原色日本の美術 30．請来美術（陶芸）》（東京：小學館，1972），頁 53。

7 藤岡了一，〈越州窯の壺—御物四耳壺其他〉，《陶磁》，12 卷 1 期（1939），頁 13。

8 龜井明德，〈法隆寺伝世青磁四耳壺の請来をめぐって〉，收入氏著，《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頁 36-48。以及中澤富士雄、弓場紀知，〈閩国陶磁紀行〉，《古美術》，67（1983），頁 67-80。

9 矢部良明，〈古墳時代後期の器皿にみる中国六朝器皿の影響〉，《MUSEUM》，412（1985.7），頁 4-15。

10 長谷部樂爾，〈唐代陶磁史素描〉，收入《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8），頁 13。

11 今井敦，〈隋唐の越州窯系青磁について〉，《MUSEUM》，523（1994.10），頁 19-20；今井敦、長谷部楽爾編，《中国陶磁 12．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東京：平凡社，1995），頁 95-96。

12 紹興縣文管所（周燕兒），〈浙江紹興里木柵晉、唐墓〉，《考古》，1994 年 6 期，頁 539，圖 4之 6。

13 福建省博物館（林公務），〈福建莆田唐墓〉，頁 379，圖 3 之 1。

14 岡村秀典，《夏王朝 中国文明の原像》，收入《講談社學術文庫》1829（東京：講談社，2007），頁 294。

15 西江清高，〈殷．西周の土器と陶器〉，收入高濱秀、岡村秀典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 1 卷．先史．殷．周》，（東京：小學館，2000），頁 154；廖根深，〈中原商代印紋陶、原始瓷燒造地區的探討〉，《考古》，1993 年 10 期，頁 936-941；岡村秀典，〈灰釉陶（原始瓷）器起源論〉，《日中文化研究》，7（1995），頁 91-98。

16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收入氏著，《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15），頁 313-338，中譯載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華僑出版社，2012），頁 318-326；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陳大海、林澤洋），〈南京雨花台區後頭山唐墓發掘簡報〉，《文物》，2022 年 2 期，頁 26-52。

17 朝陽市博物館（李國學等），〈朝陽市郊唐墓清理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87 年 1 期，頁47，圖 3 之 4 及圖版貳之 2。另外，彩圖可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圖版 36 之 3-6。

18 見柴晶晶編，〈「東方朔係陵縣人」的有利佐證〉http://www.dezhoudaily.com/news/dezhou/folder136/2012/11/2012-11-04400444.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7 月 25 日）。另外，魏訓田，〈山東陵縣出土唐《東方合墓誌》考釋〉，《文獻》，2004 年 3 期，頁 89-97 則稱該墓還出土有爐、瓶盤和「壽星」。

19 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 —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22-123。

34 謝明良，〈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学美術史論集》，5 輯（1985.5），頁 23-38；〈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關問題〉，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 22-26。

35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唐王雄誕夫人魏氏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第四章參見；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陳誼等），〈洛陽唐代王雄誕夫人魏氏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 年 3 期，頁 15-29。

36 富平縣文化館等，〈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7 年 5 期，頁 313-326。

3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孫福喜等），〈西安東郊唐溫綽、溫思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 12 期，頁 42，圖 16 之 1 及封背彩圖。

38 最早將唐墓出土的成對鎮墓獸和鎮墓武士（天王）與《唐六典》等所記載的「四神」進行比附的學者，可能是 1910 年代的勞佛（Berthold Laufer），見 “Chinese Clay Figures, Part I: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y of Defensive Armor,”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3, no. 2 (1914), 295-297. 1940 年代黃永年有類似的推測，見〈論唐代明器群中的瓦質怪獸〉，原載上海《中央日報文物週刊》，13（1946），收入氏著，《茭蒲青果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0-113。1950 年代王去非仔細比對《唐六典》等文獻指出「四神」應即「當壙、當野、祖明、地軸」，見〈四神、巾子、高髻〉，《考古通訊》，1956 年 5期，頁 50-52。「祖明」為唐墓獸面鎮墓獸一事已獲證實，但「地軸」的比附有修正的必要。

39 辛明偉、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 年 7 期，頁 47-54。

40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韓寶興），〈遼寧朝陽唐左才墓〉，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 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102-109。

41 偃師商城博物館（郭洪濤等），〈河南偃師縣四座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 年 11 期，頁1004-1017。

42 謝明良，〈希臘美術的東漸—從河北獻縣唐墓出土的陶武士俑談起〉，原載《故宮文物月刊》，175 期（1997.10），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 383-398；邢義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收入榮新江等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17-47。

43 小林仁，〈唐代邢窯における俑の生産とその流通に関する諸問題〉，頁 315-316。

44 陸離，〈大蟲皮考—兼論土蕃、南詔虎崇拜及其影響〉，《敦煌研究》，2004 年 1 期，頁 35-41。

45 孫機，〈唐代的俑〉，收入氏著，《仰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361。

46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柴怡等），〈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隋唐豆盧賢家族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 年 1 期，頁 53，圖 13 之 3、4。

47 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原載《藝術學》，14 卷（1995），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9-14。之後的相關論述有：程義，〈再論南宋墓葬裡的「四神」和「天關、地軸」〉，《中國文物報》（2009 年 12 月 11 日），6 版，以及盧亞輝，〈唐五代墓葬所見墓龍〉，《文物春秋》，2020 年 3 期，頁 54-63；盧亞輝，〈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軸的考古學研究〉，《四川文物》，2020 年 5 期，頁 88-100；張永珍，〈唐墓地軸的再認識—兼談唐代鎮墓俑組合〉，《四川文物》，2022 年 4 期，頁 68-76。

48 北方唐墓明器文化圈問題參見謝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頁 5-29 及頁 30-33，附記。

4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朱華等），〈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 年 10 期，頁 7，圖 14 之 3、4。

50 田辺勝美，〈ガンダーラ美術の獅子像のイラン系要素〉，《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20 號（1993），頁 50-71。

51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柴怡等），〈陝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隋唐豆盧賢家族墓發掘簡報〉，頁 54，圖 14 之 1。

5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公主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20。

53 謝明良，〈唐墓出土的陶半身俑和陶靴履〉，原載《故宮學術季刊》，40 卷 1 期（2022 秋），增補後收入氏著，《陶瓷手記 5》（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 367-368。

5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孫福喜等），〈西安東郊唐溫綽、溫思暕墓發掘簡報〉，頁 43-44。

55 昭陵博物館（陳志謙等），〈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 年 3期，頁 3-14。

5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王炬等），〈洛陽關林鎮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8 年 4 期，頁509-561。

57 西安市文管會，〈西安市唐玄都觀主牛弘滿墓〉，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頁 199-200。

58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馬志軍等），〈陝西銅川市唐竇及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9 年3 期，頁 8，圖 11 之 3。

5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孫福喜等），〈西安東郊唐溫綽、溫思暕墓發掘簡報〉，頁 40，圖 5。

60 洛陽市考古研究院（屈昆杰等），〈河南洛陽洛龍區唐墓 C7M6915 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3 年 3 期，頁 36，圖 32 之 1 及封底彩圖。

6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 17 之 4。

62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黃吉軍等），〈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彩版 4 之 40-41。

63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等），〈洛陽關林唐代陳暉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12 年6 期，頁 7，圖 11 之 4，封三之 10。

64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汪旭等），〈鞏義芝田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13 年 2 期，頁19，圖 10 之 3。

65 龜井明德，〈隋唐龍耳瓶的型式與年代〉，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6 期（1999.3），後改寫增補以日文〈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收入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119-146。

66 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78 期（2006.5），後改寫收入氏著，《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53-74。

78 圖參見龜井明德，〈隋唐期竜耳瓶の形式と年代〉，頁 134，圖 5 之 3。

79 （明）方于魯，吳有祥整理，《方氏墨譜》（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135。

80 （宋）釋適之，《金壺記》，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北京：海南出版社，2001），冊 434，卷上，「灑石」條。

81 鐵源、溪明，《清代官窯瓷器史》（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2），頁 640。

本文刊發於臺北《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 第1—42页。 

本發佈已獲作者授權。

此文转自“望野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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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蕾